曾国藩家书 第四十二篇：致泽儿：致纪泽、纪鸿儿：谨遵八本、三致祥

第四十二篇 致纪泽、纪鸿儿：谨遵八本、三致祥

【译文】

字谕纪泽、纪鸿儿：

接到了二月二十三日寄来的信件，从信中得知家中五宅都平安无事，我十分欣慰。

初三我到达休宁县，就马上听说了景德镇失守的消息。初四我写了一封家信，并委托九叔寄回湖南。信中说这里的战况非常危急，恐怕难以维持长久，但依然主张进攻徽州，因为如果这个举动可以得手，就可以开辟一条生路。

于是在初五那天便开始进攻，强中、湘前等营在西门因出师不顺，遭遇到一次挫败。十二日再次进攻，却没能引诱敌军出城交战。当天晚上二更天时候，敌军却趁夜偷袭我军营地，强中、湘前等营损失惨重，一共失去了二十二个营，遭挫败的有八个营(强中三营，老湘三营，湘前一营，震字一营)，其中有幸完好无损的只有十四个营(老湘六营，霆三营，礼二营，亲兵一营，峰二营)，这次的战况与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夜敌人偷袭湖口水营的惨状非常相似。

这次没有受挫的部队较多，从总的情况来看，这只能算是一次小败，还不至于大伤元气。目前的战局，正是万分危急的时候，四面受敌，后备的供应也已经被切断，不幸又遭到这次的失败，难免军心动摇。这时我所盼望的是，左军能够尽快攻克景德镇、乐平之敌，鲍军能从湖口迅速赶来救援，只有这样，战况可能还有所转变，否则后果惨重将不堪设想。

我自从行军以来，一直胸怀临危受命的志向。丁、戊年在家患病的日子里，我经常担心自己会就这样死在家里，那么我的志向就会永远无法实现了，而失信于当今世上的人们。等到病痊愈后再次为官，更加坚定了我最开始的志向。如果这次因为作战而遭遇不测，我也没有什么可牵挂的。我自认为一生学识很贫乏，但竟然能够官升一品，而且现在已经活了五十多个年头，有了些许虚名，手中掌握着兵权，觉得万分惭愧，即使在此失去性命，也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

只有在古文和诗这两方面，我下了很大的工夫，苦苦研究探索，但都没有很好地利用它们，另外开辟道路，成就一生的作为。特别是在古文方面，我的确有自己独特的心得，如果承蒙先辈的指点和润泽，将我心中的心得展示出来，就会成为绝唱《广陵散》了。虽然早些年在练字上用功最少，但近年来也逐渐有所体会。如今这三方面都没有什么成就，心中一直不安。至于行军打仗，本来就不是我的专长，兵贵为奇而我太直率，兵贵为狡诈而我太坦白，这样的我又怎能对付得了那些强大而又奸诈的敌人呢？尽管以前也有过多次小的胜利，不过也是侥幸而已，那已经出乎我的意料了。

你们长大后立业的时候，万万不可以从军。从军不但难以建功立业，而且很容易造成罪孽，更容易留下败笔，给后代子孙留下评价的口实。我身在行军的队伍中已经很久，每天依旧是如坐针毡，幸亏还不算辜负平生所学，时刻没忘自己的爱民之心。近来阅历逐渐增多，深知指挥军队的辛苦。你们应当一心一意读书，不可以从军，也不需要做官。

我教育子弟离不开“八本”，“三致祥”。这八本是：读古书要以训诂为本，作诗文要以声调为本，养亲要以得欢心为本，养生要以少恼怒为本，立身要以不妄语为本，治家要以不晚起为本，居官要以不要钱为本，行军要以不扰民为本。三致祥是：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我父亲竹亭公教育人，则侧重于孝字。少壮时敬亲，暮年时爱亲，都是出于至诚的孝心，因此我撰写墓志，只是为了叙述一件事。我祖父星冈公教育人，则是八字，三不信。八个字是：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不信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不信医药。

身处乱世时期，银钱越少，就越利于免于灾祸；花费越省，越利于修身养福。你们兄弟侍奉母亲，除了“劳俭”二字外，没有其他的捷径。目前正处于军事危急的境地，生死难料，我只在这里以这两个字叮嘱一遍，另外就没有其他的遗训了，你们可以禀告叔叔和你们的母亲，千万不要忘记。

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解读】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阐述了自己教育子弟离不开“八本”“三致祥”的观点，教育自己的儿子要以这“八本”和“三致祥”作为自己修身治家的行为准则，这样才能让自己取得成就，家业兴旺。

曾国藩的“八本”以“读古书”为第一条，证明他对读书的重视。在他看来，许多做人的道理，都是从书中可以学到的。所以他将读书的方法归结为：应该先了解词义，即“训诂之学”。训诂学是清代的显学，在古代很多学者是通过训诂来了解古书的。

“八本”第二条：“作诗文”。在曾国藩看来声调铿锵才能让人百读不厌。至于学习调整声调的方法先要高声朗诵，再低声吟咏，时间久了，自然就有所领会。

“八本”第三条：“事亲”。其重点就是让父母高兴。从前曾参在侍奉父亲时，每天必须顿顿有酒有肉，父亲想把剩下的菜留给其他家人吃，就算没有多余的了，曾参也会说有，好让父亲安心享用。而曾元则不同，虽然每顿也少不了酒和肉，但只要父亲问他还有无剩菜时，他就会如实回答，这样父亲就不忍心多吃了。二者相比，曾参可谓是掌握了“得欢心”的“事亲”之本。

“八本”第四条：“养生”。养生重在以少怒为本，具有自然之心。

“八本”第五条：“立身”。做人做事应以诚信为本，人生虽然会遇到许多挫折，但是立身应以不妄语为本。

“八本”第六条：“居家不晏起”。“不晏起”是曾氏家族教训子弟的重要原则。这是要求每天要有早起的习惯，以防养成懒惰恶习。

“八本”第七条：“居官不要钱”。作为父母官应事事为百姓着想，为百姓做事，不贪图钱财，不拿老百姓一分钱。

“八本”第八条：“行军不扰民”。良好素质的军队，纪律严明，以保护百姓安全为主。

由此可知，这“八本”是曾国藩多年为官的深刻总结，他以此为做人做事原则，所以他无论为人还是处世都游刃有余，令人敬佩。

曾国藩“三致祥”的人生经验包括“孝顺”、“勤劳”、“敬恕”三个方面，这也是他治家的秘诀。

首先，孝顺致祥。“孝顺”在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中历来被人们重视，曾国藩认为“孝顺”是家庭祥和瑞气的象征，并把“孝顺”与“尽忠”联系在一起，认为自己为官尽忠，诸弟在家尽孝，可使曾家“孝顺”的家风转化为对国家的忠心，荫庇众民。

其次，勤劳致祥。同治五年七月，曾国藩在与纪泽书中说：“既知保养，却宜勤劳。家之兴衰，人之穷通，皆于勤惰卜之。”在曾国藩看来，通过家人的“勤劳”与否可以看出一家的兴衰，保持勤劳于每一件事上，便可成就事业，为家庭保福，为自己开创成功机会。

第三，敬恕致祥。曾国藩待人处世圆融，秉持“敬恕”二字。他在《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与纪泽书》中说：“做人的道理，古代圣贤千言万语也无外乎敬恕二字。”曾国藩将“敬恕”视为“能设身处地”，在待人处世上尽可达于“挈矩之道”。

由此可见，“孝”为家庭之祥瑞，“勤”为家兴之象征，“恕”为立德之基本。曾国藩认为此“三致祥”若能做到，便可使家道保有良好的风尚，家族也能维持长远悠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