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们退出历史舞台？香港“造王者”的黄昏来了？

讲述听得懂的热点，表达看得见的情绪。大家好，欢迎来到由喜马拉雅独家订制的节目《补壹刀》，我是刀客团的鸽子叨。今天跟大家聊聊李嘉诚和香港选举制度之变。19日，香港举行了选举制度改革以后的首场选举，选举委员会选举投票，港媒和一些外媒的关注点集中在李嘉诚们最终没出现在参选名单上。以往大家常说香港富豪对选举有很大影响力，甚至有媒体将他们称为“造王者”，而有媒体将19日的选举称为“检验香港富豪政治影响力的一个风向标”，称香港富豪家族步入“政治影响力黄昏”，怎么看这种说法？这是一个真问题吗？

早在上月初，李嘉诚就已确定不参加今年选委会选举。这个高龄香港首富“退隐”，当时并没引起过多解读。毕竟，李嘉诚已经年过93岁，2018年5月他就已经宣布正式退休，目前只是担任长和系的资深顾问。但本月初，南华早报一篇“爆料”却试图证明这事并不那么简单，而是背后蕴含“深意”。这篇被冠以“造王者不再”的文章首先突出一点：李嘉诚不参选并非“个案”。除了李首富，过去选委会中的其他几大富豪常客，74岁的新世界集团主席郑家纯、93岁的恒基地产创办人李兆基、同为74岁的九龙仓大股东吴光正等，今年也都不再参选。

接受采访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者田飞龙说，港岛老一辈富豪退出政治舞台是很正常的事，“不要过度解读这种现象”。但南华早报记者立即证明，他们不是“过度解读”。报道援引一位“香港重磅商界消息人士”的话说，改制后的选委会选举，香港富豪家族影响力将被削弱，每个家族最终只能有两名成员进入其中，即所谓“不过2”原则。文章继续“透露”，大亨虽然让位，但仍能“通过代表拥有发言权”：那位“消息人士”称，几大财团可以派出较为年轻的家族成员或来自关联企业的高管参选。

南华早报的文章说得有鼻子有眼，但只要稍微翻翻今年选委会成员提名名单，就会发现“爆料”存疑。虽然李嘉诚没出战，但今年选委会参选名单中，仍有至少7人被认为是李嘉诚家族和长和系背景。而且虽然长和系较2016年少了2人，其他四大地产商参选席位却有的有所增多。

也就是说，在本届选委会选举中，以五大财团为代表的香港富豪们能见度并未削弱。不过，南华早报文章显然迎合了坊间对于香港富豪群体的高关注度。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几大财团家族在香港社会和政治方面一些街头巷议的“故事”，因此很快就被转载传播开来。

为了佐证港岛富豪家族的影响力，不少媒体还回忆起大亨们在选委会中曾经的“举足轻重”。其中，李嘉诚与特首选举的“往事”尤为港媒所乐道。2012年，梁振英与唐英年竞逐特首职。平民出身的梁振英提出平抑高房价和增加福利等口号，获得香港普通市民尤其底层市民支持，支持率一路领跑唐英年。但有港媒透露，这引起了李嘉诚等大地产商的疑虑和反感。在支持率足以让梁振英胜出的情况下，李嘉诚仍多次公开表态，将把手中的票投给唐英年。一度还有传言说李嘉诚放话，如果梁振英当选他就撤出在港投资，但李嘉诚后来亲自就此辟了谣。2016年底，据说梁振英原本有意竞选连任，但不久后又突然以家庭原因为由宣布不再寻求连任。当时舆论又盛传，真正原因是他未能得到香港几家大地产商支持。

另有港媒援引不知如何测算来的数据，说香港地产财团一度掌控了选委会20%的投票权。不仅他们自己长期担任选委，其他界别及界别分组内也往往有旗下商业帝国的关联人员或伙伴。回顾特首选举“内幕往事”并搬出数据，显然都是为了证明“造王者”们曾经影响力有多大。19日的选委会选举，早早就被一些媒体说成了所谓“检验香港富豪影响力的风向标”。但这显然是夸大其词。首先，所谓“造王者”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一位香港问题学者说，香港是资本主义经济。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大财团或富豪群体希望在社会和政治层面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在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每届选委会选举，香港几大富豪家族都会派人参选抢占席位，李嘉诚、李兆基等多次跻身选委行列。但无论富豪们如何“运作”，都不足以左右大局。九七回归以来香港历届特首选举，最终结果都主要取决于候选人能否获得香港广大市民支持，而非系于几大地产财团或富豪家族的表态。李嘉诚2012年没投票给梁振英，但民意支持率领先的梁，不是依然以689票对唐英年285票胜出了吗？退一步讲，如果说香港选举体制中确有“造王者”，那也是以宪法和基本法为主轴的“一国两制”体制，尤其是这套体制下的香港广大市民。

其次，商界包括大财团的影响力“被削弱”了吗？这也很难简单量化。有港媒基于改制前后选委会规模的简单比较，商界席位占比从之前的25%降至20%。有人据此就断定，“商界的影响力正遭到削弱”。但这种简单比较，不能解释新选制变化的全貌。

有学者回顾了中央有关香港问题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调整，发现无论1980年代初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基本方针政策，还是后来的基本法，去年以来先后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体制，保障香港经济持续发展始终是一项重要关照。而要维护香港经济繁荣，保证营商环境至关重要。也正因此，在香港经济中发挥着支柱性作用的大财团和富豪家族，它们的投资热情始终是重点保护对象，他们的利益和诉求也得到回应，当然不会受到体制所谓“排斥”。

围绕某个界别“势力升降”的猜测议论显然带错了节奏。完善香港选举制度，首要关切在于落实“爱国者治港”，以使香港彻底摆脱“泛政治化”毒害，回归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新选制下，真正受到打击的是“反中乱港”分子。一个不留完全被排除在港区政治体制之外，这股势力在香港的政治影响力才是步入了黄昏，走向灰飞烟灭。

在确保“不走歪”前提下，改制的另一核心关切在于打破利益局限，确保广泛均衡参与。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多年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香港经济社会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愈发突出，住房、就业以及贫富分化加剧等一系列重大民生问题亟待解决。商界利益当然还会继续得到保护。但其他各阶层的诉求得到充分回应，也成了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题中之义。

选委会面向立法会选举的扩权，同样指向清晰。同一批选委会成员，既投票选特首，又提名全部并负责选出其中相当比例的立法会议员，将有助于扭转过去立法会不良的议事风气，并使港府施政效率更高，解决问题能力增强。

林郑月娥不久前接受采访时指出，以前香港政治环境恶劣，政府无法看得太长远。而完善选举制度后，未来的立法会将比较理性、平衡，且有广泛代表性，有助于政府着眼长远施政。

改制后的选委会选举，将使香港的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得到更多保障。这对香港富豪和整个商界在内的各阶层各群体都是利好。林郑强调，“我有信心香港无论在经济、民生、社会发展方面都会迎来更好的未来。”这个更好的未来，正在新选制下变得愈发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