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0第二节 屈原与他的作品

◆第二节 屈原与他的作品
　　
　　屈原（前340？—前278？），名平，楚国贵族出身。屈原生活的时代，是楚国由强转弱的时代。在楚怀王初期，经过襄陵之战，夺取魏国八座城邑之后，楚国成为当时国土面积最大的诸侯国，军事实力足以与强秦抗衡，“从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苏秦的这句话比较恰当地概括了当时的形势。但是，楚怀王十六年（前313），张仪来到楚国，改变了楚怀王和楚国的命运。楚怀王误信张仪，数次被秦国欺骗，楚国的国运急转直下。顷襄王继位后，楚国国土日见侵削，直到公元前223年完全被秦人吞并。秦将白起在总结楚国失败的原因时说：
　　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战国策·中山策》）
　　这几句话十分真实而扼要地描述了当时楚国的情形。屈原，就是被斥疏的良臣之一，见证了楚国的由强转弱。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早年在怀王时曾担任左徒一职，他“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深受楚怀王的信任与重用。之后受到上官大夫的谗毁，被楚怀王疏远。怀王在接连遭遇军事上、外交上的失败后，“悔不用屈原之策”，于是复用屈原，派他出使齐国，欲重修楚齐之盟。秦国担心齐楚复交，便派张仪出使楚国。楚怀王听信张仪之言，再次背齐合秦，屈原极力反对无果，被流放汉北。流放汉北期间，屈原写了《抽思》《思美人》《离骚》等作品。前299年，秦攻楚，取楚八城，秦国邀怀王于武关相会。其时已返回郢都的屈原劝阻怀王不可轻信秦国，怀王仍在子兰的怂恿下入秦，因此客死秦国。楚怀王客死秦国让屈原悲伤愤恨，因此触怒令尹子兰，谮屈原于顷襄王，屈原又被流放到江南，《哀郢》《涉江》等诗记述了这次流放的路线。除《哀郢》《涉江》外，《怀沙》《九歌》等也作于这一时期。《怀沙》可能是最晚的作品，其中写道：“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怀沙》写成后不久，屈原就自沉于汨罗江了。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作于流放汉北期间。面对国家的衰弱，面对楚怀王的软弱与多变，遭放逐而失意的屈原难平心中的忧愤之情，遂以“离骚”为诗题写下这首名垂千古的抒情长诗。全诗共375句，2456字，可分为八个部分：
　　第一部分叙述他的家世、出生和他自幼的抱负；
　　第二部分写他在政治上的遭遇；
　　第三部分写他遭受迫害以后的心情，表示他坚持理想，至死不屈；
　　第四部分写女媭劝他不必“博謇”“好修”，他就向传说中的古帝重华陈辞，正面说出他的政治理想；
　　第五部分写他在心情抑郁、无可告愬的情形下，幻想上天入地，寻求了解他的人；
　　第六部分写他的矛盾心情：他问灵氛和巫咸，冀求得到指引，灵氛劝他离开楚国，巫咸劝他留下来再作打算，但环顾楚国政治情形，却又使他失望；
　　第七部分写他幻想离开楚国远游，但终于依恋不舍；
　　第八部分是“乱辞”，表示要以死来殉他的理想。
　　屈原有着宏伟的抱负，想挽救楚国的危亡，愿意奋身而起，作楚王的先驱。但是，楚国政治集团的黑暗让他的理想没有实现的可能，在失意与痛苦中他仍然坚持理想，心系民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等语，塑造出了一个上下求索，九死未悔的伟大人格。
　　《离骚》多用“比兴”，但它和《诗经》中的“比兴”完全不同。多见于其中的“江蓠”“辟芷”“秋兰”“芰荷”“芙蓉”等幽花香草，不只是作为比兴的物象，更是其高洁品质的象征。这些兴象的使用，营造出了一个奇丽浪漫的幻想之境。除此之外，诗人笔下大量涌现的神话传说、日月风云，在想象中构筑起了一个色彩缤纷、波谲云诡的虚幻世界，在这样一个虚幻世界中的神游，则表达了诗人上下求索的理想与追求。
　　《离骚》是一首极富有变化的诗篇，它把事实的叙述、幽独的抒怀和幻想的描写等交织在一起，波澜壮阔而又结构完美。全诗每一部分都优美动人，合起来又是一个雄奇壮美与和谐完满的整体。善用比喻与象征是此诗写作上的最大特点，“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将深刻的政治内容借助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极富艺术感染力，体现的具有深刻现实内容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离骚》外，屈原还创作了《九章》《九歌》《天问》《招魂》等流传千古的优秀作品。

　　《九章》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九篇作品，不是一时所作，应是后人所辑，得其九章，始有《九章》之名。
　　《九章》中的《抽思》《涉江》《哀郢》《怀沙》都是很优美的抒情短诗。《抽思》或作于第一次流放汉北时期，其余几篇多是屈原晚年所作。这些诗多直抒胸臆，表现了思念乡土的感情，文笔比较朴素，浪漫主义成分较少，和《离骚》的感情奔放、色彩斑斓者不同。在思想内容上，和《离骚》一样，一方面抒写诗人的理想，同时揭露和批判楚国的黑暗政治。

　　《九歌》是一组在楚国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完成的体制独特的抒情诗，仍然保留了祭歌、舞、乐一体的特点。《九歌》之名，起源很早，相传它在夏朝就产生了，《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夏启《九歌》。《左传·文公七年》说是“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其中的“九”并非实指，而是表示多数的虚指，“九歌”就是由多篇乐章组成的乐歌。故先秦古书中多有“九歌”之名。屈原的《九歌》，是对古曲之名的袭用，由十一首乐歌组成。这些乐歌的写作时代，据王逸《楚辞章句》记载，大概在屈原流放江南时。《九歌》所祠诸神，有天帝之神（东皇太一）、日神（东君）、云神（云中君）、主寿夭的神（大司命）、主子嗣的神（少司命）、黄河之神（河伯）、湘水之神（湘君、湘夫人）、山神（山鬼），以及为国战死者之神（国殇）。最后一篇《礼魂》，是祭祀结束之后的送神曲。全篇结构完整，大体再现了楚国民间祭祀诸神风俗的基本面貌。
　　《九歌》是一组清新凄艳，幽渺情深的抒情诗。它是依据流传于楚国民间的神话故事为素材而写成的，其中利用了民歌的素材，融入了民歌的情调，与屈原其他的作品相比，这一组诗在艺术上表现出了十分独特的特点。这组诗的浪漫主义色彩，和《离骚》中的上天入地、激情澎湃不同，它写了神和人一样的悲欢离合。如《湘君》和《湘夫人》分别是祭祀湘水之神湘君和湘夫人的诗歌。《湘君》以湘夫人的口吻，抒写湘夫人因思念湘君而临风企盼，久候不见，追寻不遇的怅惘。《湘夫人》则以湘君的口吻，抒写湘君等待湘夫人却最终期约难遇的情感。诗歌的抒情离不开景物的衬托，景因情设，情因景现，《九歌》在写这些山川之神的同时，写出了泽畔山巅景物凄迷的境界。例如《山鬼》一诗，一开始写这位女神的出场：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女神的丰神秀韵和她所在的深山岩谷都含意深远地烘托出来。接着还渲染她的行止之处：“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更增加了神灵的气氛。

　　《天问》是屈原作品中的一首奇诗。无论从诗歌内容还是艺术形式，《天问》都表现出了奇绝的特点。对于诗题的意义，王逸《楚辞章句·天问序》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天问》以四字句为基本格式，两句或四句为一组，针对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天命人事等各个方面，一口气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其中包罗万象的质疑，保存了丰富的哲学、神话学、历史学、民俗学资料，不但显示屈原的“博闻强志，明于治乱”，也充分体现他为探求真理大胆怀疑、向传统思想挑战的进取精神。《天问》开篇，就对天地的产生、宇宙的形成、日月晦明的出现等一系列未知现象提出了疑问：
　　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
　　冯翼惟像，何以识之？
　　明明闇闇，惟时何为？
　　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圜则九重，孰营度之？
　　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斡维焉系？天极焉加？
　　八柱何当？东南何亏？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
　　隅隈多有，谁知其数？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出自汤谷，次于蒙汜。
　　自明及晦，所行几里？
　　这一系列的疑问，写得流转自然，气度非凡。这一段文字不但从根本上对已有的自然观、宇宙观发出挑战，同时也写出宇宙天地、日月星辰的雄浑壮丽。这种独特的体式结构，使《天问》成为空前绝后的一篇千古奇作。其新颖独特的构思、铿锵有力的节奏，激越慷慨的感情，韵散相间的文字，使这篇作品在文学史上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招魂》一诗的作者，一直有屈原和宋玉两种说法。司马迁在为屈原作传时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但王逸做《楚辞章句》时，则提出是宋玉的作品，招屈原之魂。后人读《楚辞》，多从王逸之说，近世以来，司马迁的说法又受到重视，主张《招魂》为屈原所作。但此诗的主旨，又有屈原自招其魂和屈原招楚怀王之魂两种说法。由诗中所叙宫室之美、服食之奢、女乐之盛、歌舞之欢来看，只有君主的身份才能与之相称。而且，诗的末尾诗人说道：“魂兮归来，哀江南。”楚国地处江南，此处又强调魂归江南，显然是针对死于他处的灵魂而言的。因此，《招魂》应是屈原为追悼客死秦国的楚怀王而作的。
　　在表现手法上，《招魂》以善于铺陈而著称，在“外陈四方之恶”时，展开充分想象，描写东、南、西、北四方险怪，描写天堂、幽都的可怖。这些险恶的景象，大抵是根据民间神话传说，写得怪异而又新奇，令人惊心骇目。而在“内崇楚国之美”时，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把楚国宫廷的旖旎豪华，铺写得淋漓尽致，其词藻之美，文采之盛，已开创了汉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之先河。

　　屈原的创作深刻地影响了中囯文学史，从汉代的贾谊、司马迁，到唐朝的李白、杜甫，一直到现代的鲁迅、郭沫若，历代有成就的文学家，无不受到屈原的影响。李白曾把屈原的作品喻为日月：“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杜甫也以屈原的成就来自勉：“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说：“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的作品，是中国文学史上继《诗经》之后出现的又一座高峰。《诗经》以“观风俗”的现实主义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屈原的作品则以文词惊艳的浪漫主义“衣被词人”。“骚”得与以“风”并肩，成为古人为后世诗歌创作所悬出的两个最高的标准，对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