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初，忧虑被视为一种流行的“当季”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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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忧虑：一段文学与文化史》

作者：英国爱丁堡大学英语文学教授弗朗西斯·奥戈尔曼

节目文稿：

1908年，哈佛医学院医学专家乔治·林肯·沃尔顿坚称，忧虑是“时代的疾病”。他并不是指忧虑是那个时代最受瞩目的“疾病”，具有独特的文化能见度，甚至是奇特的流行性，他的意思是忧虑是这个时代产生的“疾病”。

早年研究遗传学的学者凯莱布·威廉姆斯·萨利比认为，当今时代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却被忧虑者破坏了。

现代英美都市生活的旋涡是罪魁祸首。人们需求过多，时间太少，期望过高。他们所置身的城市，过于拥挤，节奏太快，它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生活中充满令你焦躁的时刻。时间具有了新的价值：时间就是金钱。竞争力成了定义新的城市生活的词语，虽然它令人精疲力竭。

萨利比认为忧虑不仅是忙碌、高压的国家所特有的问题，更是用脑过度的发达国家的问题。他还大言不惭地说，西班牙人、希腊人、意大利人就没有忧虑问题，因为他们太闲散，也不费神思考，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在演进的路上走得更远，一直凭智慧谋生，所以难怪他们会忧虑。

真的是这样的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忧虑”的历史。

暂且撇开这些冒犯性的言论不谈，现代城市是忧虑滋生的地方，这种观点似乎非常合理，无可辩驳。高压是强力，但也可能致命：新机制产生的力量可以使产能加倍、效率提高，但也是这种力量在人的头脑中积压，引发中风和瘫痪。忧虑不仅与高压有关，也与低压、能量耗尽和萎靡不振有关。

不幸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忧虑就已经在西方站稳了脚跟。焦虑地等待敲门声、电报，军官或牧师的来访等事件，将忧虑带到了家里，而且频繁得可怕。信息的匮乏、前线状况的不明朗、通讯的风险、危险和破坏——这一切让忧虑疯狂滋长，更不用说那些亲身战斗的士兵了，他们的忧虑可想而知。

当我们远离战壕，忧虑是不是就变得有点诱人？或许20世纪初那些关于忧虑是当代城市生活、“高压生活”、现代化的特殊产物的说法，隐含着一种淡淡的魅力。1913年，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伦敦皇宫剧院上演了一部名为《我应该忧虑》的喜剧。很明显，它在试探这种新的境况是否具有真正的流行性，是否能吸引观众消费。《时代周刊》的评论员在看完该剧的第二天早上说：“凡事自有其时令，而昨晚观剧中的种种迹象表明，《我应该忧虑》的时令已然到来。”这是就伦敦的品位来说。但近乎滑稽的是，该评论将忧虑的可见性描述为一种流行，一种“当季”的情绪。

战争带来的忧虑并不具有上述魅力。但20世纪早期的忧虑史，部分就是关于忧虑在以快乐、流行和现代感为目的的艺术作品中的呈现。在19世纪末的现实主义小说中，已出现对忧虑的书写；而到了20世纪初，特别是在现代主义作家的笔下，内在的忧虑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示。尤其是通过内心独白，忧虑书写展现了引人入胜的私人心绪。

忧虑当然是文学表现的主题和问题。毋庸置疑，在20世纪早期，哪怕作者并非现代主义作家，其笔下的人物也都饱受忧虑之苦。

比如说，英国现代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弗吉尼亚·伍尔夫一直对“精神健康”这一话题非常感兴趣。二战爆发两年后，她自己因精神崩溃在乌兹河自沉。她的小说中到处都是深受困扰的主人公，尤其是《达洛维夫人》中可怜的塞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他饱受一战的创伤，最终也选择了自杀。

但除此之外，也有状况没那么严重的人物——忧虑者。伍尔夫小说中有一些内在生活焦躁不安的人物，她运用“内心独白”的叙事方式，让读者产生了直接进入人物内心的错觉。《到灯塔去》是现代主义小说中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书中的人物拉姆齐先生的精神世界绝不轻松，拉姆齐先生是作家、父亲、丈夫、自恋的人、学者——以及忧虑者，特别为自己的作品忧虑。

这位忧虑的作家有一位富有耐心和同情心的，宽宏大量的妻子，也就是拉姆齐夫人。她回想了丈夫的内心状态。据她观察——

他总是为自己的著作忧虑——它们会有读者吗？它们是优秀的作品吗？为什么不能把它们写得更好些？人们对我的评价又如何？她可不喜欢想到他如此忧心忡忡；她不知大家是否猜到，在吃晚饭时，他们谈到作家的名声和作品的不朽，为什么他突然变得如此激动不安；她可拿不准，孩子们是否都在嘲笑他的那种态度。她把袜子猛然拉直，在她的唇边和额际，那些像用钢刀雕镂出来的优美线条显露了出来，她像一棵树一般静止了，那棵树刚才还在风中颤动、摇曳，现在风小了，树叶一片一片地静止下来。

在这里，有认可，有同情，也有恼火。忧虑其实也给周围的人带来危险，以上这段话已经部分地承认了一个事实：拉姆齐先生不仅自己陷入了困扰，也困扰到了妻子。事实上，他的忧虑不仅仅令妻子困扰，更是构成了家庭破裂的中心，让妻子不得不努力地修补这些伤害。纵观整部小说，拉姆齐先生既可怜又任性，既痛苦又虚荣。但此时此刻，伍尔夫的关注点在于一个女人意识到丈夫的敏感，意识到他总在为自己担忧。一个忧虑者，无论多么狼狈，总值得些许同情。

如果说弗吉尼亚·伍尔夫描绘了忧虑，那么爱尔兰现代主义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则令读者在阅读时就像一个忧虑者。比如他的《尤利西斯》，呈现的是1904年的普通世界，同时也意在治疗那个时代的疾病。

《尤利西斯》讲述的是在1904年6月16日，小说的主人公利奥波德·布卢姆在都柏林漫步的事。布卢姆先生焦躁不安。他的忧虑有点像他在希腊神话中的前辈奥德修斯的忧虑，都是关于家里的事：他的老婆摩莉究竟对他忠诚与否？他们的婚姻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尤利西斯》的语言很有代表性，介于庸常、通俗和启示性之间，将读者拉向主人公布卢姆的深层忧虑。重要的是，读者能通过主人公的对话和内心独白探寻忧虑的迹象。

忧虑在20世纪初的出现，标志着它开始“出现在话语之中”，作为一个用以分析人类和自我认知的概念存在。这便是忧虑的“简史”或“地方史”，它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故事。若说忧虑永远都不会消失，也是正确的。作为一个词语，更重要的，作为无论男女都熟悉的精神状态，忧虑早已成为我们呼吸的一部分，但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

对于忧虑，我们仍然是经验多于分析，活在其中多于对其审视。在当下思考忧虑，也就是作为一个研究者来考察一件已知却几乎未能理解、熟悉却几乎未被讨论的事物。思考忧虑，应当看穿其往往被打磨得光亮的表面，探入层层伪装。它是一项使命，为了恢复那未曾消失却总被遮蔽的日常精神痛苦史——对于这种痛苦，我们并非无知，而是羞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