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08｜ 祖宗之法：赵匡胤定的规矩为什么能成为宋朝的金科玉律？

欢迎来到中国历史板块第八讲，我是雷博。

《三国演义》开篇就有这么一句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东汉末年以来，中国就一直处在分分合合的循环当中，我们上一讲说到的唐王朝也不能免俗，安史之乱后就陷入藩镇割据的困境，一直绵延到五代分裂破碎的乱局。但是，请你注意，从宋代以后，“合久必分”这个定律就失效了，王朝内部的分裂瓦解几乎就不再发生了，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外部的威胁和来自底层的反抗。宋代以前，皇权经常受到权臣、外戚、宦官等各种政治力量的威胁，但是在宋代以后，这类现象也很少出现了。这是为什么呢？

【宋人所处的历史局面】

原因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以文驭武。什么意思呢？宋代吸取隋唐五代的教训，不是推崇军功，而是在文治方面进行非常深入细密的探索，建立了一套发达的文官体制。这套制度的核心精神，被宋人概括为“祖宗之法”。

这套祖宗之法是怎么产生的？具体包括什么内容？又带来哪些新的问题呢？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要理解宋代“祖宗之法”产生的原因，我们必须理解宋人所处的历史局面。

上一讲我给你分析了唐人的浪漫和“不靠谱”，对于宋代来说，它立国一个重要的精神背景，就是对前代的回忆和反思。这种反思在晚唐五代时期就已经开始了。长期连绵战乱，导致中原地区经济崩溃，军队出去打仗，没有粮食，都是吃人肉。这样的野蛮血腥没下限，就连战争中的受益者，都觉得忍受不下去了，觉得自己活得不像个人了。有些军阀当了皇帝之后，第一反应是什么呢？觉得自己德不配位，什么时候天降一个圣人啊，能够带着我们走出这样一个伦理颠倒、纲常失序的黑暗时代啊。

乱至极处的时候，就会产生对秩序的诉求。所以，赵匡胤黄袍加身，从五代最后一个王朝后周那里夺了皇位以后，摆在他面前的就是一个很严峻的课题：这个新生的王朝如何能避免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代”呢？他从三个方面来尝试解决。

【皇帝掌握实力】

首先，皇帝手里要掌握实力。这个实力既是军事实力，同时也是经济实力和人事权力，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五代的经验表明，你手里光有兵不管用，如果对地方的经济、人事缺少足够的掌控力，在博弈当中是要吃大亏的。所以赵匡胤开国之后，采用了重本轻末的政策，把最精锐的军事力量集中到皇帝周围，皇帝本人牢牢掌控兵权。而养兵就需要财富，所以这时候整个天下的财政中心和军事中心在地理位置上就完全重合，在什么地方重合呢，汴梁，也就是现在河南的开封。到五代后期，统治者已经离不开汴梁了，因为这个地方是大运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南方的粮米要通过这里向北方其它地方发运，这儿就是当时整个中国的物流中心。有了粮草财富，才能养兵，才能维持政权的稳定。好了，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皇帝都搞定了，接下来就是掌控地方人事权力了，赵匡胤采用一个措施，叫做“文官知州县”。什么意思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把中央各部委的官员派下去，当地方市县的一把手。原先这些基层职位都是被各地方军事长官，那些节度使们掌控着，都是他们派下去的亲信，盘根错节，朝廷的手根本伸不进去。现在用这种方式，把州县人事权力都收归中央，这样就逐步地削弱了地方军镇的势力。

【建立制衡防范机制】

除了实力，宋代立国的第二个核心理念是制衡。就是建立起一套政治上的制衡防范机制，当时人称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就是不论大事小事，都用制度的方式来防范制度中可能产生的弊病。 宋代笔记里记载了很多这种故事：说有一天宋太祖想要一个熏笼，就是跟熏香的香炉配套的笼子，他就写了一个批条，结果等了好几天也没送到。赵匡胤很火大，问到底怎么回事，左右的人就说：这个事正在走流程，要先下尚书省，尚书省下本部，本部下本局，有关部门覆奏得旨之后，才能依方制造。赵匡胤说你费不费劲，谁编的这个规矩？把他给我叫来。就把宰相赵普给叫来了。赵普说：这个规矩不是为陛下您设的，是为子孙后代设的，您想想，后代要是不按照礼制，造那些奢侈品，一走流程，就有台谏官来管这个事了。赵匡胤大喜啊：太棒了，熏笼造不造都是小事，这个规矩一定得给我坚持下去。

上面这个故事是个段子，在宋代笔记里的这类段子很多，有些不一定是真实发生过的，但是这类描述反映出，宋初的立法者在有意识地设计一个比较繁琐的政治流程，从而对可能发生的弊端进行监察掌控。北宋时期，这种监察机制的作用不断强化，形成一个互相制约，互相平衡，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用这样的方式，可以防范威胁政治稳定的因素，比如外戚、宦官、权臣，每当他们出现一点权力坐大的苗头时，马上就有一个制约的力量跳出来进行控制。所以宋代政治文化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特别重视纪纲法度——要立一个规矩，宁可降低效率，也不能违反规矩。

【政治开放包容】

宋代文治的第三个核心理念，当时人叫做“召和气”。就是政治比较开放包容，不杀大臣，不以言罪人。因为经历了唐五代的乱局之后，宋人对这种一言不合就刀兵相见、血腥粗暴的戾气是极为反感的，所以能不动刀子尽量不动，能不杀人尽量不杀，而是改用一种比较温婉、柔和的方式来处理各种矛盾。

以上就是宋代文官政治的几个重要特质，这种特质经过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朝的演变发展，逐渐形成了宋人心目中“祖宗家法”的观念。请你注意，这个所谓的祖宗之法，并不是一个特别清晰的法律规定。我的导师邓小南先生认为：祖宗之法是一个边界相对模糊，但精神内核比较明确的一套观念和话语结构。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筐，有一个大致的界限，但很多东西你是可以自己诠释的，可以根据需要往里面装。所以后来，士大夫们在向皇帝陈述祖宗之法的时候，会把他们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提炼出来，放进这个筐里面。这种做法其实在之前的王朝都有类似的形式。汉代有“萧规曹随”，唐人编《贞观政要》，其实都属于“祖宗家法”。但宋人这个观念特别强烈，而且是有意识地编织构造了一个把皇帝和所有的臣僚，乃至整个政治秩序、政治过程，都含括在内的网状结构。

总而言之，发达的文官制度以及它背后体现出的祖宗之法的核心精神，是宋代一个重要的特色，也是极为重大的历史贡献。可以说，宋朝是中华文明“向里看”的时期——不是向外扩张拓展，而是向内去做探索挖掘，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建构“自我”——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

【祖宗之法带来的弊病】

了解了祖宗之法产生的背景和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问题，宋代的祖宗之法带来了哪些新的弊病？

我们知道，世上没有包治百病的良药。历史往往会呈现出这样的吊诡局面，当你想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带来一个新的、更麻烦的问题。宋代的文官制度和“祖宗之法”，把监察制衡、舆论批评的作用格外放大了，从好的一面看，这是对皇权的约束限制，但是从不好的一面看，也导致决策越来越难做，尤其是宰相，动不动就挨批，想做的事情根本执行不下去。最后你会发现，清静无为，甚至睁眼装糊涂，成了宰相的美德；反过来，谁要想干点什么事情，针对一些弊政进行改革，就会被吐槽说是“生事、添乱”。

这种状况到了北宋仁宗朝，体现得越来越明显。我们现在经常可以看到各种自媒体文章，把宋仁宗描绘成一个宽厚包容、爱民如子的皇帝，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爱的君主”、“站在包青天身后的男人”。非常俭朴节约，嫌大闸蟹贵舍不得吃，衣服打着补丁，都洗白了也不换新的。没错，宋仁宗的君主气质就是非常温厚宽容，范仲淹、包拯、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三苏父子，这些名臣出现在这个时代，并且能够脱颖而出。可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包容”并不是君主最好的美德。那些搞裙带关系的、和稀泥的、尸位素餐的官员，宋仁宗也一样很包容，甚至还更包容。最后结果是什么呢？行政效率低下，缺少规划和执行。国家内部，冗官、冗兵、冗费一年年在暴涨，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财政越来越困难，老百姓日子很难过，导致民间变乱“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于一伙”。对外就更不要提了，不但被辽国顶着脑门威胁，就连小小的西夏，都能把大宋朝搞得左支右绌、焦头烂额。

宋仁宗也想励精图治啊，任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搞“庆历新政”。范仲淹提出十项改革主张，看起来都很给力，可是结果呢？施行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触动很多人的利益，他们到仁宗那好一通抱怨，仁宗一看，既然这么多人反对，那好吧，咱们不改了。把范仲淹他们打发到外地当官，新政就这么半途而废了。

所以欧阳修就吐槽说：陛下您不能只有纳谏之明啊，也得有力行的果断啊，不然就是“言愈多，听愈惑”，大臣们的谏言这么多，陛下你谁的话都听，反而会越来越迷惑。最严重的是，这样墙头草式的政策摇摆，会让政府严重失能，尤其是失去经济上的掌控和干预的能力，任由豪强鱼肉蚕食百姓利益，使利益集团不断膨胀坐大，造成土地兼并和严重的贫富差距。而国家本身的再分配能力又很弱，缺乏对各种社会变故和灾伤的有效干预。所以我们在史书中可以看到，宋仁宗朝，一场很普通的、不算严重的水旱灾害，路边就倒下很多饿殍。这就是政治失能带来的弊病。

所以我们说宋代因为强调“文治”，把祖宗之法作为金科玉律，反过来带来的“文弊”。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尝试思考和探索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下一讲我们就来讨论：北宋中期，王安石如何用变革来回应当时的弊端与困境。

最后留一个问题。你如何看待宋仁宗这样的君主？你觉得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或者加入社群讨论。我们下一讲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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