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曾国藩为什么不给儿子留遗产

      曾国藩为什么不给儿子留遗产

    曾国藩在教育孩子时，有一个和当时大部分家长不一样的特点，那就是曾国藩对待孩子时，能采用比较平等态度，以身作则。一般的家长在孩子面前喜欢吹自己的光荣历史，自己见不得人的地方从来不提。但是曾国藩不这样。

曾国藩经常以自己的缺点为反面教材，鼓励儿子在这些方面超过自己。比如我们反复讲过的，他多次对孩子说，自己平生大病，在于无恒：

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尔欲稍有成就，须从有恒二字下手。

因此要求纪泽从小要注意做事有恒，在这方面超过自己。

他甚至不惮提起自己咸丰八年因为向咸丰要官不成在家中气急败坏，与家人争吵、大失风度的一段往事。那一年他向咸丰提出，要不给他一个总督或者巡抚当，他就不出来带兵了。结果咸丰顺手推舟，说你不出来，那你就在家呆着吧，搞得曾国藩心情非常不好，在家里呆了几个月，天天和兄弟们打架。把兄弟们打跑了，他又开始骂兄弟媳妇，而且骂得非常难听。

事后他当然非常后悔，因为他是理学名臣啊，怎么能做出这样乡野村夫的事来。但是他却不怕和曾纪泽说起这个事，还让他们不要象自己学习，而是要超过自己，让乡亲们夸奖纪泽的气量大于父亲的气量：

余因去年在家，争辨细事，与乡里鄙人无异，至今深抱悔憾。尔当体我此意，于叔祖各叔父母前尽些爱敬之心。若使宗族乡党皆曰纪泽之量大于其父之量，则余欣然矣。

曾国藩家庭教育还有一个特点是能做到以身作则。这个我们一开始就提到过。

曾国藩在外期间，会定期把自己的日记寄回老家。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给兄弟子侄立一个榜样，让他们看看他自己是如何每天工作学习勤奋不缀的。我们看曾国藩日记，他没有一天不治事不读书，每一天都对自己有严格要求，不论军务多么繁重，都要抽出时间来读书。这一点，对他的两个孩子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看现在留下来的曾纪泽日记，其日常自我管理的风格，与父亲几乎一模一样。

曾国藩家教观念中还有一个特别高明的地方，就是他辩证地认识到出身“世家大族”、“富贵之家”对一个人来讲，往往并不是好事，而是坏事。并不是优势，而是劣势。

为什么呢？因为福兮祸所伏，富贵之家容易娇惯孩子。孩子自幼没经过艰苦，如同秧苗没经过“蹲苗”这个阶段，容易养成一身毛病，很难成材。

前两天我在微信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的是现在的富人企业家。其中说，现在，香车，美女，志大才疏，已经成为富二代的标配了。穿金戴银的富二代多数学习不好，跑到国外留学，一天到晚就买豪车泡美女。你认为这样能成才吗？

所以曾国藩在日记中曾经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凡人贵从吃苦中来。收积银钱货物，固未益于子孙，即收积古籍字画，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

就是说，给子孙后代存钱，不是好事，给他们留太多古书、字画，其实也不见得是好事。

这是因为身在官场的当时已经做礼部侍郎的曾国藩见到了太多不成材不成器的大家子弟。这些大家子弟，虽然长辈对他也有要求，但是从小就一大堆奴仆伺候着，要星星不给月亮，花钱大手大脚，成天捉摸着什么好玩，什么刺激，泡戏子，抽大烟，最后都成了纨绔子弟。所以曾国藩在给诸弟的信中说：

“我断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

就是说，我这辈子，决不给孩子们留下遗产。如果他们争气，不用我给他们钱。如果不争气，我多留一分钱，他们多做一分孽。

咸丰五年他在给诸弟信里又一次重复这个观点说：“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矣。”

人是由环境决定的动物。“人必有所激有所逼才有所成”。只有压力，才有动力。没有压力，人就会受制于好逸恶劳的本性，流于游手好闲。“从来纨绔少伟男”，家里钱财多了，诱惑也就多了，从小习惯淫佚之事，小则害一身，大则害一族。不留钱财给子孙，子孙才能感觉我要是自己不努力，将来就没有立足之地，所以不得不自己去奋斗去创业。扎克伯格在生女儿的当天决定，捐出自己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财产，效仿当年的比尔盖茨，这一方面是他们有爱心，愿意做慈善，另一方面，也何尝没有考虑到家里太有钱，对孩子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都不好。

所以曾国藩明确告诉孩子们说，我将来不会给你们留什么钱。曾国藩说到做到，他后来真的几乎没给孩子们留什么遗产。

不光是不留遗产，曾国藩还注意平时让孩子多做家务活，不要使奴唤婢。他说：

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盲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自出世以来，只做过大，并未做过小，故一切茫然。

我们家的这些后辈子弟，从小没经过艰苦，习惯于使奴唤婢，骄傲之气就自然增长起来了，这是很可忧虑的事情。

同治元年，他给次子写信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息，则难望有成。”

这话说得非常有道理，因为世家子弟，容易有一种先天的优越感，我平台高啊，我要创业，就跟我爹要个几千万，花着玩，所以把什么事都看得很容易，对人容易颐指气使。因此曾国藩经常在家书中对儿子们提醒这一点。

他要求儿子们在家不得摆少爷架子，不得高声呵斥仆人。不要坐轿，尤不可坐四台轿，要多走路。儿子们要自己动手扫地，抹桌子，甚至锄草、拾粪这类事也可做，不是丢脸的事：“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又说：“由新宅到老宅，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轿骑马。又常常登山，亦可以练习筋骸。”

这些观点在今天不算新奇，但是大官的家庭，能让孩子做这些事的，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曾国藩教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培养孩子办实事的本领。

在曾国藩的要求下，曾纪泽成了一个兴趣非常广泛的学者。他在学术、书法方面都有很大成就。

当然，曾国藩对孩子们的人生设计，并不是只做一个单纯的学者。曾国藩自己推崇“经世致用”，所以除了学术之外，曾国藩还注重让他们在实践中历练，学习处理实际问题的本领。

曾国藩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正在出差，走到安徽。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他马上给十三岁的曾纪泽写信，给他交待在北京要办的事项，包括找谁谁谁去借五百两白银，用于曾纪泽和母亲回老家的路费，在北京所欠的债务，怎么处理，纪泽和母亲等人从北京回湖南要雇什么样的车，坐什么样的船，有人上门来吊唁，什么样的人能收钱，什么样的人不收。北京的住房、家具、书籍怎么处理，头绪非常繁多，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能办的事。可见在此之前，小纪泽就已经在北京帮着父亲处理家务了。

所以回到湖南之后，曾国藩就安排纪泽主持家政，就是在湖南老家当管家。十三四岁，就开始学着管整个大家族的事。

管理一个大家庭并不容易，需要有王熙凤这样的才华才能管好，这对年轻的纪泽是一个相当大的考验与磨炼。曾国藩后来曾经写家书告诉他治家要注意些什么：

 “有钱有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戒富贵之家不可敬远亲而慢近邻也。我家初移富圫，不可轻慢近邻。酒饭宜松，礼貌宜恭。

也就是说，对邻居们要好，不能慢待人家，经常吃他们吃酒吃饭，称呼上也一定要尊重。

咸丰四年，曾国藩训练湘军成功，率水陆大军准备从长沙出发征战太平军，他写家书让十六岁的曾纪泽来省城送他起程，目的之一是让他们接触社会，增长军事知识：“盖少年之人，使之得见水陆军旅之事，亦足以长见识。”

成为两江总督之后，曾国藩又把整个大家庭接到身边。曾纪泽实际上就成了总督府的管家和曾国藩的私人助手，帮着曾国藩处理了很多具体事务，这对曾纪泽是一个很大的锻炼。

在当时的父子往来家书，我们常见他们探讨家中的财政问题。曾国藩由两江总督北上任直隶总督时，粮台小金库中的余钱，就是由纪泽具体处理。曾国藩晚年在老家修宅子，也由曾纪泽偕同叔叔经手。几个妹妹的婚事，也都是他操办的。

曾国藩对纪泽的办事能力比较满意。同治六年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尔于经营外事颇有才而精细。”这种细心，就是在处理具体事务中磨炼出来的。除了这些之外，曾国藩在具体处理政务上也曾经给曾纪泽一些非常实际的指导。所以在总督衙门随侍父亲的几年，纪泽熟识了政务，开阔了眼界，有了初步的政治经验。所谓多年父子成兄弟，曾国藩晚年，曾纪泽已成为父亲离不开的“顾问”。在天津教案中，我们看曾纪泽给曾国藩的信，其语气已经“当仁不让”。开始给曾国藩出各种主意了，这些参政经历对他后来从政成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总体上来说，曾国藩的教子之法是非常成功的，也有很多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借鉴的地方。

第一，他培养了孩子的大格局，人生的首要目标，是成为君子，成为绅士，不要成为品格低下的小人。有了大格局，才有大事业。第二，他不希望孩子当官，而是希望他们当学者，有一技之长，凭专业吃饭。因为当官很有可能会坏了人品。第三，他懂得快乐教育，鼓励式教育。第四，他能够平等地与孩子交流，能做到以身作则。第五，他不给孩子留遗产，不让他们的金钱堆中长大。第六，他注意培养孩子的实际办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