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梁启超家为什么能出三个院士？

      梁启超家为什么能出三个院士？

                                  一

晚清民国的著名学者梁启超，除了是一位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之外，也是一位成功的家长。

提起梁启超的家庭教育，人们一般都讲到“一门三院士”。确实，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次子梁思永、五子梁启礼三个人都是院士。梁思成是著名建筑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梁思永是著名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思礼是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启超一共有九个子女，除了这三个人，其他孩子也都很有所成就。比如他的四子梁思达是经济学者，著有《中国近代经济史》等著作。他的三子梁思忠先后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和西点军校，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表现非常出色，可惜英年早逝，去世时年仅25岁。这是几个儿子。几个女儿当中，长女梁思顺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是诗词研究专家，中央文史馆馆员。次女梁思庄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著名图书馆学家，曾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三女梁思懿是美国南加州大学毕业，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四女梁思宁是南开大学毕业，新四军早期革命者。所以梁启超的子女，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是名校生，其中有七个，还曾经出国留学深造。

梁启超的家庭教育为什么能这么成功呢？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他是曾国藩的好学生。

                                   二

梁启超非常推崇曾国藩。如果说中国历史上谁最推崇曾国藩，梁启超应该排名第一，他对曾国藩的评价，比毛泽东和蒋介石对曾的评价还高。他曾经说，曾国藩“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己,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也就是说，曾国藩是历史上很少出现的大人物。不光是在中国史上，就是全世界范围来看，曾国藩也是数一数二的人物。

他还说：

曾文正者,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而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值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也就是说，虽然民国以来，那些主张排满的革命家总在骂曾国藩，但是我年纪越大，越崇拜这个人。我认为如果曾国藩复生在今日，一定能够只手拯救中国。我们如果不想救国就算了，如果想要救国，每天都要反复读曾国藩文集。

从这些说法，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对曾国藩的崇拜，可以说是五体投地。登峰造极。在他的心目中，曾国藩比孔子还伟大。所以在家庭教育上，他也是以曾国藩为榜样，很多思路和曾国藩非常相似。

第一，我们以前讲过，曾国藩不愿意子孙当大官，怕他们丢了初心，坏了人品。他多次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1]

梁启超的思路几乎一模一样。

梁启超认为“做官实易损人格”。他认为做官“易习于懒惰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他一点不掩饰自己对政界的厌恶，说:“新贵们只要登台三五个月,就是腰缠万贯,所谓廉洁政府,如是如是。”

曾国藩希望儿子们能从学问中获得快乐，希望儿子成为王羲之那样的书法家，或者王引之那样的大学者。

梁启超也认为一流的学者、文化人的价值要高于政治家。他曾经对孩子们说:“试问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大诗人李白、杜甫，与唐代著名宰相姚崇、宋璟比较,谁对国家的贡献最大？我们看中国文化史，甚至全人类文化史，如果没有姚崇、宋璟，那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中国没有了李杜，那历史就会减色不少。”所以他是看不起政客，非常重视文化价值的。

因此在梁启超指导下，他的孩子们几乎都选择了学术作为自己的职业，好几个人成为著名的学者。只有一个孩子梁思忠选择了军事，将来准备成为军官。梁启超曾经很担心地写家书说：

思忠呢,最为活泼,但太年轻,血气未定……他所择的术――政治军事――又最含危险性,在中国现在社会做这种职务很容易堕落。

不愿意孩子从政，认为从政使人堕落，这和曾国藩的思路是一模一样的。

第二，曾国藩主张快乐学习，要从学习中得到趣味，不要苦读。他经常对孩子说：“胸中不宜太苦，须活泼泼地，养得一段生机。”

梁启超也是这样。梁启超说:“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所以他非常注意培养孩子们追求知识的兴趣，尊重孩子们的兴趣爱好，要求孩子选择从事的专业或工作时要从兴趣出发。在给孩子的信中,他建议他们“所学专业之外再学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

曾国藩非常强调挫折、困难对人的教育作用。回顾平生，认为挫折是他最大的助力。曾在家书中鼓励他弟弟在遭遇挫折之际咬紧牙关，不屈不挠，增长本领。梁启超也是这样。他的儿子梁思成在要出国留学前出了一场严重车祸，腿骨骨折，没接好，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留学只能推迟一年。梁启超写信开导儿子，“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别把这个事光看成坏事，也是一件好事。

他在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还曾经这样说:

遇到忧患，最是人生的幸事，幸运之事，因为它能使一个人精神振奋，志气刚强。

曾国藩对儿子们说，读书的目的是明理，曾国藩说，“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2]什么是君子呢？“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3]君子在任何环境下都能找到快乐和内心宁静，这些快乐和宁静与财富、地位、权力无关。

梁启超也这样说。他在一次演讲中说：

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词地答道:“为的是求学问。”再问:“你为什么要求学问?”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诸君啊!我想替你们总答一句罢:“为的是学做人。”

梁启超认为教育的核心与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教孩子学做人。他在给梁思顺的信中说，快乐与钱财多少无关：“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

   曾国藩一生对孩子强调一个勤字。他说，“勤则百弊皆除”。“勤则寿，逸则夭。”梁启超也是这样，他说：

古人有说:“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我却想改成说:“万恶惰为首,百善勤为先。”世上无论何人,勤劳是他的本分,设使他不劳作而吃饭,便是抢劫侵占,一切虚伪嫉妒,种种罪恶,因此而起。

曾国藩有一句名言，“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息，则难望有成。”但凡世家子弟的衣食起居，无一处不与寒士相同，才能成大器；如果沾染上富贵习气，就难以希望他有所成就了。

梁启超也在家书中对孩子们说，你们都是寒士家风出身,总不要坏了自己家门本色。

他说，我决心不再当官，为的是“使汝等常长育于寒士之家庭,即授汝等以自立之道也。”我不想当官，不想高官厚禄，为什么呢？为的是让家里穷点，因为只有寒士之风才能够培养孩子们的自立精神,让他们养成节俭吃苦的习惯,在艰苦的环境中能自立自强。[4]

    曾国藩说，读书做学问要用“猛火熬”与“慢火炖”两种功夫。梁启超也经常这样对孩子说。他在家书中说“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已。”

    在曾国藩的名言当中，梁启超最常提起的一句话是“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他说：

我平生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他对孩子们说，人世间不是事事都能做得大，做得马上有效果。不要过多考虑现在做的这个事什么时候能成。一方面不能骄傲自大，过于自信，另一方面又不能胆怯，没有信心。只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那里是那里，这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做到最后，你总会有所成就。所以不要着急，不要图虚荣。

以上是我们讲的，梁启超的家书，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和曾国藩类似的地方。那么在实践中，梁启超也是处处学曾国藩。他本人以身作则，和曾国藩一样勤奋，每天都不休息，他也很爱给孩子写家书，而且家书写得质量很高。到今天保留下来的家书有四百多封，建议大家除了读曾国藩家书外，可以再读读梁启超家书，肯定会很有收获，也肯定会发现曾国藩的家教思想和梁启超的家教思想，共通之处，相似之处太多了。开个玩笑说，梁启超的儿子能成材，梁家能出三个院士，曾国藩也有一份功劳。

[1]《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第324页。

[2]《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第324页。

[3]同上。

[4]南洲著,民国家训像梁启超一样教育孩子,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2017.11,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