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第二期】全球大分工的制度困境·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东西情报站》，我是大白。

上期我们讲了下美国社会分化的内部机制，其实讲得非常简单，只是一些大致的逻辑，如果想严格论证的话，还需要大量基于现象的论证过程，考虑到栏目是科普性质的，我就不去做这么让人犯困的事情了，有兴趣的话，可惜自行研究一些关于美国社会的制度经济学材料。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同时在发生作用的外部机制——全球大分工。

一、前沿创新与大规模应用实现的全球分工

实际上美国在七八十年代就遇到过一些冲击，那时候主要是来自于德国和日本。德日虽然在前沿创新领域与美国有比较大的差距，但在应用实现领域，比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前沿创新和应用实现所需要的能力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某些对立的：

前沿创新，需要对优秀个体的异见和个性高度包容，需要冒险精神和想象力，需要激励机制实现强烈的优胜劣汰，并在利益分配上给予巨大的偏差对待；

而大规模应用实现，需要高度的秩序和组织能力，需要一定程度上压制个性，需要服务于整体的分工体系，需要明确且有边界的权利责任规范，并在利益分配上注重一定公平性以达成群体和谐。

德国、日本的能力模型非常匹配应用实现领域，很擅长大规模工业化，但是都没有走向美国那种明确的后工业化，在六七八十年代抢走了美国在应用实现领域的一些产业链，对美国的工人产生过一些冲击，所以美国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也出过抵制日货之类的事情，不要以为这种事情只有中国人会干。

但德国、日本毕竟规模有限，并且在战后国际体系当中处于弱势地位，政治和军事上也不是完全独立，所以美国要加以干预乃至打击都相对容易，不至于束手无策。后来的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尤其是日本，半导体、电子、通信等一些原本有机会走到前沿的产业，最后都沦为了配角。

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在国际产业链当中持续提高参与度，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更是一飞冲天。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历史，向来擅长大规模组织动员，比德日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类组织能力的极致体现就是军队，这也是为什么拿着几杆破枪的志愿军能在朝鲜战场跟装备顶尖的美军打的有来有回。不客气的说，如果在同等装备技术水平下，基本上没人是中国的对手。

按理说，美国的顶层不应该看不到中国在应用实现领域的巨大潜力，但奈何资本是逐利的，美国政治的顶层也没有能力控制资本不去追逐更高的利润。加之中国确实起点很低，一时半会儿发展不到多高的程度，不会立刻形成威胁，所以也更容易让对手陷入“温水煮青蛙”的心态。

更何况，中国政治独立自主，又是核大国，国民心态也是不服输的大国心态，想整也不好整，美国是穿鞋的，我们是赤脚的，不可能上来就鱼死网破。

事情在2010年以后，尤其是2014年主动去产能、进行产业升级之后，开始变得不一样了，中国的产业链技术水平快速提升，从以前的某一个环节的打工仔，变成了整个生产的整合者，对全球产业链形成了巨大的黑洞效应，加之自身又是个巨大的市场，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

如果静态来看，别说当时，即便是现在，中国在很多领域的技术精度上，离德国、日本也还有不小差距。但这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世界经济的大头是民用领域，民用领域的产品，多数对技术精度并没有极致的要求，更多的是关注大规模生产的效率和成本，以及产业链的完整性和灵活性，这样才能更快、更好、更便宜、更稳定地把创新成果转化为应用产品。

所以中国在很多产业链上的胜出，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我们能力一定比别人强多少，而是规模的必然结果。德国、日本的规模决定了他们只能重点覆盖一部分产业链，那完整性和灵活性就会受到限制，成果转化速度会降低，同时分工规模也低于中国，效率和成本自然也就不占优势。

最终，德国、日本，以及原创国美国，只能在一些对技术精度要求比较高的领域，依靠自身的技术积累保持一定的优势，但即便在这些地方，中国的技术提升也是很快的。

中国在前沿创新领域还没有证明自己，毕竟发展阶段还不够，才刚开始涉足前沿创新没多久，成果也还不多，所以既没有证明自己能行，也没有被证明不行。那么对这一块，我们可以保持谨慎乐观，不要悲观，悲观不解决问题，也不要盲目自大，这会自我设限。但在应用实现领域，中国已经充分证明了自己的绝对实力以及不断进化的能力。

所以在比较先进的工业领域，全球大分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美国主导前沿创新，输出研发和设计能力，然后由中国提供应用实现能力，把创新成果转化为物美价廉的产品，德国、日本、韩国等其他工业国也在其中提供一些价值，大部分国家则处于吃瓜状态。

这时候，如果抹去意识形态、社会政治制度、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分歧，把全球看成一个整体的话，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高效率的系统，大部分参与者都获益了：

全球一起享受了物美价廉的科技进步；

美国作为源头主导者，获取了最高的利润和资本市场的高估值；

中国作为中间环节主导者，获取了一定的利润，解决了就业和经济发展，同时也消化吸收了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培养了自己的企业和人才，为进一步的技术升级和自主创新奠定了基础；

其他参与国，也获取了相应的利润和就业机会；

即便是吃瓜国家，也没什么损失，毕竟这事情中美不干，他们也干不来，至少他们可以以较低的成本享受到科技进步。

看上去这似乎是一个完美的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就是指不使任何参与者受损的情况下，让至少一个参与者受益。但实际上，大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忘了一群人，他们就是美国本土的中下层。

二、美国本土的中下层问题

这些人，受限于教育问题和阶层局限性，绝大部分无法参与到美国后工业化时代的前沿创新体系当中去。

也许100个人里有那么几个，凭借天赋和努力闯进去了，但从结果来说，多数人对于这个创新体系来说就是相当于不存在，莫说参与，连理解都理解不了，什么蛋白质修饰、什么SaaS、什么云计算ERP，看都看不懂，连消费能力都提供的比较有限。这就是只搞高技术产业的局限性，高技术产业的劳动力吸纳规模不足。

而他们在应用实现领域，又受限于自由散漫、缺乏秩序的国民性以及低质量的公立基础教育，被中德日韩给碾压了，产业链迁走，工作岗位流失。

原本的产业工人，现在可能只能去端盘子、送货或者开Uber之类的。这就是为什么疫情之前，美国失业率虽然持续走低，但是中低收入岗位的占比却在提升，同时非全日制工作的占比提升尤其明显，一些没啥技能的人只能东一榔头西一锤子的到处打零工。

而与此同时，美国的上市公司利润、高技术岗位的收入水平、上层群体的财富规模都在持续快速增长，这放在一起，社会能不分化，能不撕裂吗？

其实这问题如果放在中国的话，倒不是完全没办法。不就是一次分配不公平嘛，那就发动二次分配，转移支付、基建投资、产业扶贫都安排上，不敢说一定能解决问题，至少可以试一试。

但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决定了这种强烈社会主义色彩的措施不可能被采纳，至少在现阶段是如此，于是就陷入了死局：

中下层，没有正确的认知能力和思想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只能时不时地出来闹闹事，闹完就各回各家，权当无事发生。美国这种有强力国家机器的现代化政府不是闹一闹就能冲击的动的，更何况在镇压暴乱方面，老美认第二，那没人敢认第一了；

美国的资本家，反正跟中下层基本上生殖隔离，眼不见心不烦，他们只管自己的生意；

美国的政治家，不排除有一些有理想有抱负想改变现状的，但掌权的建制派显然只在意自己的派系利益和个人利益；

最后选了个川普上来，原本以为是找到救星了，结果比建制派还要自私。

所以，你要问我怎么解决的话，我也不知道了，恐怕美国人自己也不知道，或者他们其实也并没有真的拿这当个问题，毕竟他们的创新机制并没有被动摇，这是国本，国本没动，国家就垮不了。

三、美国的一些变化

不过美国也在发生一些改变，并最终可能会对社会走向产生难以预计的影响，比如：

1.非洲裔、拉美裔人口占比的持续提高，他们并不是美国建国的参与者，并没有美国的传统价值观，所以他们的诉求更加简单明确，就是直接社会福利体系。由于人口规模庞大，掌握着大量选票，自然就成了部分政客的拉拢对象，民主党建制派自然是其中好手，一定程度上使得美国政治出现了一些的左翼化倾向，虽然是一种伪左翼。

2.大城市当中不得志的年轻白人，他们由于教育经历和生活年代的关系，价值观比较国际化、普世化了，美国传统价值股在他们身上的影响比较小了，同时对现有社会利益分配也非常不满，这使得他们也表现出了强烈的左翼倾向，乃至社会主义倾向，而代表他们利益的就是桑德斯。

但由于这种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桑德斯几乎不可能在民主党党内得到真正的支持，民主党是有超级选举人票的，基本都掌握在建制派手中，拿不到超级选举人票，桑德斯就永远过不了党内初选。川普能过共和党初选，说白了是共和党没有超级选举人票制度。

我也不知道美国会去往何方，但国本尚未动摇，远不会出现根本性的崩溃，这一点不要心存幻想，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意见。

坦言之，我个人并不希望美国出现太大问题，一来，至少迄今为止，中国尚无力很快接过前沿创新的交接棒；二来，等到中国步入后工业化时代，美国今天遇到的问题，我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遇到，有一个观察样本在前面，是好事。

这个话题很大，两期说完其实比较仓促，比较浅显，但形成一个大概的认识应该是够了，那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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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何海东   审核｜杨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