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美国无法解决控枪问题？

那天我和美国知名学者斯蒂格里茨的对话还涉及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美国需要政治改革，但改革非常之难，为什么？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过度的法条主义，或者说是法制系统的僵化。我们一般都认为法治是好事情，其实只要在西方社会真正生活过，你就知道法治系统的僵化使得改革往往无法进行，或者叫寸步难行。比方说，美国公众普遍希望更好地管控枪支，但这就要修宪、修订美国宪法的第二修正案，因为这个200多年前的修正案允许美国人拥有枪支。大家知道，美国修宪的门槛非常之高，要国会两院以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然后要美国50个州的四分之三的州议会批准。美国政治已经高度极化，左右两派互相都想把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这次美国竞选中我们看到的特朗普与拜登及其双方支持者之间的高度对立就是一个例子，这样情况下，如何推动各种必要的改革呢？

那天，斯蒂格利茨的回答很有意思，他针对我说的控枪问题，他说美国宪法没有具体规定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越来越多人认为最高法院应该增加大法官人数。宪法关于持有武器权利的第二修正案的解释是大约一百年前才形成的，你可以对这项修正案做出不同的解读。但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这种遇事就问200多年前美国立法者的意图，这些立法者当时大都是奴隶主，用他们的当年的认知来指导21世纪的美国，是非常荒谬的。我的感觉是斯蒂格利茨在建议一种方美国体制改革的方法，即通过增加美国最高法院自由派大法官人数的比例，对美国宪法有关内容作出有利于改革的解释。

对此我难以乐观，从中国人的视角看，美国司法制度的问题在于没有中国人“政道”观，中国的“政道”就是人民政体和长远的利益，用“道”来管“术”，该修改的就要修改，改调整的就要调整。从中国视角出发，没有“政道”理念，而只有法律条文，美国的改革将很难推动，还是以控枪为例，美国步枪协会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游说组织之一，每年都砸重金游说美国国会议员，阻扰任何关于控枪问题的讨论，这种公开的金钱政治使具有广泛共识的问题也很难进入美国国会的议题。

从美国这次选举结果来看，即使拜登登上总统宝座，他恐怕也是一个弱势总统。从普选的票数来看，他只比特朗普多六七百万票，他所代表的民主党这次在参议院还失去了几个位子，虽然继续保持了众议院的多数，但还是丢失了一些位子。换言之，美国是高度分裂的，几乎一半的选民都反对他，参众两院的支持也比特朗普第一个任期期间要弱。

最终美国的控枪问题还是不了了之，背后就是我经常讲的，美国资本力量控制的游说集团可以左右美国国会讨论问题的议程。美国恶性枪击案天天在发生，而且新冠疫情加上经济严重衰退，这也使这样的事件越来越多，枪击导致的死亡的越来越多，但美国社会已经一整套应对这一类事件的方法，不是修改法律，因为刚才说的原因，修改宪法的程序都完成不了，所以只能是接受这个悲惨的事实，也就是我们在美国电视上经常看到的一幕，枪击造成伤亡，天天都在发生，一年3万多起，但一般只有出现重大伤亡，特别在富人区出现这样的伤亡，才会引起轰动，然后就是我们熟悉的场景：先是生者为死者蜡烛、放一束花、美国政客表现出无比悲痛状，各路媒体表示强烈谴责，但美国的立法机构--美国国会则无动于衷，我行我素。整个程序走完，第二天枪击案继续发生，而且愈演愈烈。坦率地说，在中国人民民主模式下，这一类问题很容易解决，了解人民需要什么，人民需要安全感，你就去做，但在中国如此容易定性和解决的问题，在美国资本力量主导的民主制度下，一二百年也解决不了。现在看来也没有希望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