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三次成功改革的美国，为什么现在无法实现第四次？

上个月，我和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教授进行了一场很有意思的对话，一起探讨美国如何进行政治改革。斯蒂格利茨在《美国真相》一书中多次提到的美国历史上三次比较成功的改革，一次是“进步时代”，大致从1880年至1920年左右，当时美国面临的是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腐败横行，老罗斯福总统推动了一系列制度改革。当年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写的《镀金时代》就是探讨那个时代里美国政企勾结、各种“利益集团”左右政府，整个社会贪污腐败成风的。当时美国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到1894年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但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未同等地带来人民的安居乐业，食品安全问题极为严重，城镇化基础设施落后，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频发，通过改革，危机有所缓解。

另一次是罗斯福新政，也就是在美国经历1929年经济大衰退后，美国的小罗斯福总统从1933年开始，推行国家干预的“新政”，包括社会工程、社会救济、特别是整顿银行与金融系统，他下令银行休业整顿，逐步恢复银行的信用。另外，他推动兴建公共工程，创造就业，缓和社会危机，增加消费和生产。他的改革还包括建立急救救济署，为穷人发放救济金等。最后一次就是60年代约翰逊总统的所谓“伟大社会”，通过了包括“向贫困宣战”、“保障民权”及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一系列新的措施。

但我们对话的时候，我说了一个观点，相较于这三个历史先例，今天的美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金钱的力量比当年强大无数倍，现在美国最高法院已经裁决，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竞选捐款已经没有上限了，这意味着不是民主，而是钱主了。

二是社会更加分裂。当年推动美国社会进步的是正在扩大的中产阶级，而今天美国的中产阶级规模一直在缩小，持续这么多年的身份政治更具有分裂倾向，比方说基于性别（支持同性恋还是反对同性恋等），基于族裔（白人还是少数族裔）、基于意识形态和党派身份的政治，使今天的美国社会远远没有过去的那种凝聚力。

三是改革时代都需有能力、有权威、有魄力、有远见的领导人，而美国今天的政治制度，乃至整个西方政治模式，更容易产生煽动民粹和短视的政客，而非改革型政治家。这场疫情横扫整个西方世界，就像是一场战争，在这个至暗时刻，西方早就没有丘吉尔了。

可能是由于时间的限制，斯蒂格利茨没有全面回应我的这个问题，而只是说他看好拜登。他说，谁也不知道美国是否能产生下一个罗斯福。但每个时代都呼唤着不同类型的领导人，他希望拜登能够成为这样一个领导人。

我对我们这场对话的总体感觉是，斯蒂格利茨对美国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问题认识相当深刻，但他提出的许多改革举措，用学术话语归纳，只能说是“应然”而非“实然”的，也就是属于“应该如何做”，而非真正可以实施的。对话的最后，斯提格利茨强烈地表示：一定要拒绝历史终结论，历史不会都走向西方制度，世界各国应该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制度。听到他的这番话，我说真希望由您来出任美国总统，那对美国，对世界都会非常之好，他大笑。我们在愉快的笑声中结束了我们这场愉快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