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杰
行深般若
出自《心经》。“般若”为印度梵文,意指“智慧”。饶宗颐,字伯濂,又字选堂,号固庵,广东潮安县人,香港最高荣衔大紫荆勋章获得者,素有国学大师之称,精通历史、文学、语言文字、宗教、哲学、艺术、中外文化关系等人文科学领域,是当代最著名的中国传统文学泰斗、杰出艺术家,曾任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耶鲁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荣休讲座教授,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
第一章:独创苦海
义本无言。
开口说轻生,临大节决然规避;
逢人称知已,即深交究竟平常。
“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为人义气者,绝不会把一个“义”字放在嘴边吹嘘,他会把“义”实践在行为里。无义言义语,只属伪君子,有义行义举,方为真义士。
古今中外成功的政治和商界领袖,有什么性格特质?从小学开始,许多人就学一通大道理:勤奋励志、艰苦向上、懂得把握机会、永不言败的不屈精神。
但问题是勤奋励进、不屈不挠,为的又是什么?成功的领袖人物有两种:耶稣、甘地、昂山素季,生来即有神圣品格、不食烟火、不沾风尘,是为救世而来,不为私利而生。这类领袖,令人敬幕拜畏,是罕有的出世极品。另一类如成吉思汗、拿破仑、尼克松,属入世型,在奋斗时期,一样拥有这一切优点。他们不一定完全为了“造福人类”。他们除了是财富典范,奋发励进是为了两个字:权力。
不承认此一人性的根本,即无从了解人性。不了解人性也无法达至真正的成功。
“世上没有一个男人不贪财好色,也没有一个女人不贪慕虚荣——这是凡人能够向上奋进的动力(Motivation),但必须取之有道。”这是杨受成论人生的第一句话。
奋进、勤劳,是为了改善生活,为了从木屋区向上爬,住进山顶的海景豪宅,这一点没有什么不对。
但许多人误会,不断发奋努力,人必然会变得自私自利,利己则必定损人。其实在利己的大前提下,也可以拔一毛以利天下,更可以千金散尽而利众生,更可以利己、利众、娱己、娱人。
杨受成这个名字,来自他老爸杨成。没有杨成,顾名思义就没有杨受成——这只是传宗接代的生物常识。
但杨成不只是杨受成的父亲,也是杨受成这个人的前传,更是他的一面镜子——照出他与父亲对立的另一面,这一点又比一般的父子血缘含义更为深长。
杨成生于1916年,来自潮州潮安县(今潮州市)北门外老土地村。潮州人都有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这一点,对于杨氏父子似乎是命运的微妙安排。
杨成亲父姓吴,因为家贫,亲儿大部分过继他人,主要为杨、严两家。杨成正是由杨姓养父母抚育成人,是故杨受成亦本姓吴。杨成青年时代,与成千上万的华南农民一样,以务农为生。但老土地村田土不是十分丰沃,许多村民改在阡陌海岸之间,以一篙撑船为业。
就像今日成千上万离开农村到城市找机会的无数民工,杨成不甘心一生与一把锄头或一根船篙为伴,二十多岁就南下珠三角,在一片灯火通明的香港寻找新机会。
人摆脱贫穷,掌握命运,敢于“走出去”是扭转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没有这点胆色,守候一片贫田瘠土,或许一生都可以勉强糊口,但成千上万的平庸人,只会因为恐惧不可预知的未来,而甘心守侯刻板而可以预知的平庸生活。
人的惰性,从何而来?正从一切都自感于“可以预知”( feel predictable )开始。守旧的官僚,不爱创新;懒惰的人,不肯冒险;只因为“不做不错,少做少错”这一可以预知的规律。
一切可以预知,一切不会变化,至少有一份根深蒂固的安全感。但命运之神是不会眷顾一切喜欢拥抱“可预知”的凡众的。创造历史的人,永远是小众,全部是敢于向规律挑战、企图改变命运的人。
30年代末,珠江口岸的一片繁华灯光,向全中国的勇者招手。日本大举侵华,香港在战火边缘,大江南北的难民,从京沪、从潮汕,从四面八方纷纷南下避祸。在成千上万的难民潮中,杨成是其中之一。
赤身南下香港,举目无亲,二十多岁的杨成,露宿公园、孤餐楼底,饿了就在街头胡乱捡拾食物果腹,只是万千赤贫的民怨海洋的一星泡沫。工地招聘工人,码头也请搬运苦力,杨成应征,每天工资只有一元数角,单凭体力和汗水,今天一顿,明天半餐,命运依然像一根有气无力的弦线,弹奏着断续而凄哑的乐曲。
来到香港,甘于这种生活,不如留在乡间。杨成贫极无聊,终日苦思,寻求突破。战前的香港,像今日一样,贫富悬殊。富裕人家有大量剩余物资,任由倾倒;用过的墨水笔、打火机、玩具,还有富人穿一两次就不要的旧衣和眼镜充斥街头。杨成灵机一动,与其天天到码头和地盘轮流等候工头怜悯而威严的目光,不如自己寻找命运之光,在剩余的物资中搜索生机。
有一天,一个码头工人不知从何处捡来一只停摆的坏手表,表壳仍新,闪闪发亮,那个工人穷得急了,向杨成兜售旧表,只要几角开饭的钱。杨成买了旧表回来,打开表壳,眼见其中的零件精密如麻,不免觉得可惜。他就在蜗居阴暗的灯光下,睁大双眼,试试把表修理好。
如果在那一夜,杨成用几角钱买来的旧表,坏得不可修补,那么日后的命运必定是另一个版本。命运是偶然还是必然?杨成一夜细心修理,坏手表好像与这个苦难的工人心有灵犀,竟然重新动了起来。
杨成第二天把修好的二手表与他平时捡来的二手钢笔和打火机一起摆出来卖。那只手表最值钱,一开张就卖了两元。一夜的辛苦获利超过10倍。
从此,杨成专心摆地摊,放了一张告示:高价收旧钢笔、打火机、手表。一点点化腐朽为神奇的才华,令杨成摆脱地盘码头苦力的血汗命运,向创新的世界迈出了小小的一步。
正如美国航天员阿姆斯特朗当年登陆月球的一句世纪名言:“这是我迈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迈出的一大步。”老爸杨成凭修理一块坏手表所获的增值,为杨氏家族迈出了命运的一大步。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兵荒马乱,二手循环的旧物资,却有更大的市场。杨成收买和修理二手工业用品的地摊生意,在英军的炮火和日军的宵禁之后却越做越好。日军从鲤鱼门和沙田进军,许多小生意人为了逃避战乱,不是移居台湾,就是取道澳门,北上湛江寻找大后方喘息。
刚好九龙上海街有家小店,老板仓皇出走台湾,店铺不要了,十块八块的价格转让给杨成。
从街头摊档风吹雨打,到上楼置业,拥有遮头片瓦,杨成在战争中初遇贵人,满心欢喜。虽然半边店铺简陋粗劣,但几块木板、一点油漆,又岂能难得倒这个善于修理精密钟表到巧匠?
杨成为店铺略加装饰,取名“成安记”,第一次战战兢兢地把创业招牌挂上,时为1942年。
店铺的名字对于在战乱中的贫民而言,成功取于安乐,已经不求万贯家财,只希冀衣食的安足。安之不全,成功焉附?这个招牌,说尽了自胡雪岩以来中国白手兴家的商人的心愿和悲哀。
香港于1941年圣诞夜沦陷之后,港督杨慕崎投降,成为战犯,被日军解送往大埔的石矿场做苦工。日军司令酒井隆在九龙半岛酒店设立临时军政府,统治香港。香港进入3年零8个月的黑暗时期,从此粮食定量配额,民不聊生,街头贫民不但抢夺食物,还有婴儿遭屠宰、煮吃人肉的惨剧。
杨成偏安九龙西的上海街一角,目睹民不聊生的惨状,可幸还有半家店铺,收集弃置街头的破铜烂铁。日本攻打香港,时时有民国飞机来轰炸。不少美国军机来远东往台湾投弹轰炸时,途径香港也会顺道投一两颗。红磡的黄埔船坞和芜湖街一带,一度火光熊熊,大量无辜市民,死于不带眼的炮弹轰击之中。
幸运的是,英国殖民地时的船厂重工业物资集中在红磡一带,上海街由于是传统中国的旧店铺,没有工业,反倒相对无事。
此时,原籍广东南海的陈银女,在太平洋战争前夕,从内地来港投奔亲戚,时年16岁。在战火中机缘巧合与杨成结识,很快就共结连理。陈银女还有个表妹江丽珍,一起南来,年方11岁,生得活泼可爱,善解人意。
杨成迎娶陈银女时年方26岁,外形英俊健硕,衣着整齐,虽然只是半边店铺的小老板,进出常有湖海气派。杨成虽然小生意颇有所成,但自称“乞儿腰包,贵族脾胃”,行止儒雅,风度翩翩。1943年,杨受成出生了,3月3日是一个奇缘的日子,,像杜甫名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1943年3月3日,四三三三,命运有玄机。“死过翻生”,也真是命中的谐音玩笑。
两岁的杨受成与父亲杨成
杨成娶了陈银女后不久,发生了一段插曲,其表妹经常进出杨家,两年之后,竟然也珠胎暗结,经手人是何人,自然不需名言。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很多人仍奉行大清律例,三妻四妾的不一定是大富人家。杨成绝非富可敌国,只是一名小老板,在粮食配给的半饥饿日治时代,出于现实,当年许多女性,不如今日之港女“富有性格”,为求一室容身,一瓦遮头,绝不介意偏室为小,而正室对于丈夫迅速纳妾也开眼闭眼,无言接受。何况陈氏表姐妹感情不坏,有亲戚关系。
陈银女的表妹大了肚,以“细妈”身份入了门,并诞下二妹杨宝霞,这一年,她才14岁。
当年是战乱时代,新旧杂陈,民生艰难,殖民地政府执法有弹性,风气宽容,但求去繁就简,小事化了,杨成无端坐享“齐人之福”。
在此之前,杨受成的大妹由亲母正室所出,与细妈诞下的二妹相差仅6个月。杨家顿时添了一窝幼雏,本来连杨受成一家三口,人口膨胀一倍,变成六口,隐然有大府宅的人口,但在战乱时代,杨成的生意仅足糊口,要养起三个子女,有时确是捉襟见肘了。
幸好不久之后,杨受成两岁半,日本因为两颗原子弹无条件投降,香港光复。英国殖民地政府重新视事,百废待兴,战后经济迅速繁荣。
到杨受成6岁之年,成安记生意大有起色,赚了些钱。自称“贵族脾胃”的杨成,那时正是三十出头的盛年,又岂甘于“乞丐腰包”的宿命?为了争一口气,迎接和平解放,即刻改善家居,用一点点赚来的积蓄,在尖沙咀宝勒巷租了一个一千多平方英尺(1平方英尺约合0.0929平方米)的住宅,天花板很高,阳台很大,总算有一个像样的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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