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杰
在年仅6岁的杨受成的记忆里,童年是灰暗的天空下,一支太阳旗,凶悍的日军呼喝饥民的画面,战后又眼见父亲生意繁盛,不久即晋升“有车阶级”。幼小的杨受成已经意识到贫富之别,在于命运转折之差。
1945年与1946年之间,香港光复不久,又逢上海街成安记隔壁另半家店铺生意做不下去而关张,杨成野心勃勃,接手租下来。几年之后,生意安定,家居和谐,杨家陆续新添“成员”:宝秋、宝冬与超成,人口膨胀到九口,成安记店铺面积也增加一倍。居住空间狭小了一点,但杨家的安乐幸福起飞在即,一家九口感到前景很光明。
成安记表行,麻雀虽小,做起了二手旧表生意,店铺伙计也逐渐增聘到六七人。1950年,杨成请了一个14岁的见习小伙计杨明标,学习钟表生意,也兼为店铺杂工。杨明标是广东鹤山人,自小在乡间务农,父母亲后来到香港谋生,看见内地局势动荡,委托广东的巡城马(也就是往来偏僻山区村镇递信和带货的邮差)把杨明标带来香港。杨明标的姑姑与江丽珍相识,有一天在红磡一家士多店(即杂货店)打麻将,为侄子向江丽珍求职。江丽珍把杨明标带回来介绍给丈夫。杨成看见杨明标生得方头大耳,相貌老实,也就把他留下了。杨明标做事勤快,学习钟表也有天分,很快就得到杨成倚重,悉心栽培。由于都姓杨,杨成把杨明标当作自己的侄子来培养,从此杨明标成为成安记的一位主将。
战后一条上海街,钟表店逐渐开得成行城市,绝对不由得成安记独家经营。在上海街,除了成安记,还有德昌表行、李应记、华兴、荣记等几家钟表行,一样卖二手旧货。由于竞争激烈,收买回来的二手钟表,价格除了争相低廉,店主还要有点创意:同一个牌号的表壳,这家配上一条真皮表带,那家配一条金属表带,表价就不一样。把表壳打磨光净,加工一番,价钱就多姿多彩。
一条上海街,由于钟表零售百花齐放,除了吸引许多海员上岸,购买水货,逐渐也有点洋人上门,带着好奇心,看看有什么祖家没有的新鲜货色。杨成有时预知洋人上门,必定吩咐杨明标等人把店铺收拾干净,玻璃柜台揩抹得明亮照人,把洋人奉如上宾。年纪轻轻的杨受成旁观,知道生意市场竞争激烈,上海街之外,还有七洲四洋,各路人等光顾,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精神,观察形势,练就一番柔软灵活的市场手腕。
可惜,1954年,杨成的事业遇上了一次大挫折。
战后几年,虽然百废待兴,但社会品流复杂。1949年新中国成立,大江南北龙蛇虎豹,纷纷南逃香港。流氓、老千、白相人、冒险家,多如过江之鲫。杨成本来好好地做自己的钟表生意,坏在他还年少气盛,加上性情率直,听好友说到一个寡妇带着五岁大的女儿,被大伯骗了家财,逐出家门,孤儿寡母三餐不继,无处栖身,便有心抱打不平。
这样的穷苦人家,本来遍地都是。朋友向杨成建议:“何不替这孤寡出头?”不如设一个天仙局,以毒攻毒,把大伯本来侵吞的财产骗回来,还给孤儿寡母。
所谓天仙局,无非是三数熟人,装扮成陌生的赌客,邀请目标加入赌局,然后巧施老千记,眼色暗号,把目标围骗成擒。杨成蒙这位天仙局主垂青,要他参与装扮成赌客,与那个无良的大伯对赌。
对这样一个复杂的游戏,杨成本来犹豫再三。但来人带着寡妇和小女儿一起哀求。杨成眼见那个寡妇,三十出头,有几分像明星白燕,生得皮肤白嫩,眉眼如丝似竹,带着一个小女儿,则又脸庞如星似月,天真凄苦,如粤语长片中的冯宝宝。
寡妇向杨成再三哀求,诉说苦处,说自己多年积蓄被奸猾的大伯全部骗走,说到凄惨处,目泛泪光,继而饮泣连声。杨成虽也是见惯世面的人,心中初疑警惕,但经不起寡妇央求,加上本性古道热肠,有侠义之风,天仙局主又在旁晓以大义,说如此做法,既不伤天亦无害理,骗回来的钱将全数归寡妇所有,以济其急。杨成耳朵一软,一拍胸脯,把入局对赌的重任肩负下来。
岂知,此一天仙局的真正对象,不是什么大伯,而是杨成他自己。三五局梭哈下来,杨成“运气”奇差,带来的现金,全部输光。赌局中人假装一脸惊愕之情,继而劝杨成签下借单。
一夜之间,慈善心肠就此误堕陷阱。可怜成安记刚打下一点江山,杨成却已经背上一身赌债。钟表生意批发上游的几家洋行,当初还信任杨成的贸易记录,答应赊货,数目高达十万八万,但杨成签下的欠单,却早已超越此数。
50年代的天仙局,除了骗掉目标的积蓄,还有一套招揽“新血”的方式。当设局而目标上钩,对方受骗,一贫如洗,精神沮丧之时,天仙局中人就会找人与他接触,告诉他还有回本翻身的机会,办法是加入天仙局集团,利用自己相识的网络,向集团举荐自己的朋友和亲戚。天仙局的牺牲品,许多还被如此“踢入会”,成为害己之后复又害人的帮凶。
天仙局集团马上与杨成接触,问他有没有兴趣加入江湖,为集团物色新目标。杨成一口拒绝,痛斥来人:“你们骗了我的钱,还想拖我下水?我做人有骨气,即使着了你们的道儿,也不会为虎作伥,绝不会替你们再害人。”
不幸中之大幸,这个老千念在杨成狭义助人,最终手下留情,杨成虽不致倾家荡产,但损失惨重,洋行的债主天天凶神恶煞,上门追债。刚买来开了没几年的汽车,被逼割售。一家人从尖沙咀宝勒巷退守相对清贫的上海街,只在成安记隔壁,低调租了一个小单元。才11岁的杨受成,当初还以为从此平登豪门,过上富家子弟的生活,顺风顺水,岂知父亲一时不慎误蹈陷阱,一场风暴,一家打回原形。
换作一般小孩,必定痛定思痛,发奋读书才是,可惜杨受成本来就不是勤奋读书的料。家住尖沙咀时,就读油麻地德兴街的丽泽中学附小。由于性格顽皮,加上父亲家道不错,有点纵容。油麻地的周围三山五岳,11岁的杨受成根本无心向学,每天放学后都到店中帮忙,看着顾客选购钟表,挑货议价,一面奉父亲之命,洗厕所、倒痰盂,看着父亲家道横遭挫逆,年纪小小,已感百般滋味在心头。
这时小学尚未毕业的杨受成亲眼目睹世态的炎凉冷暖。来店铺的不只是顾客,还有气焰嚣张的债主。当着一众儿女的面,债主好像存心要羞辱他们的家长,大声呼喝:“这张账单,上面的货,赊了三个多月,到底还是不还?你们一家大小要吃饭,我们难道不要?”
“这张账单所欠不过一百几十,你杨某人这丁点钱也还不出,做什么生意?这副招牌,不如拆去算了!”
小小的杨受成,看见父亲当众受辱的一脸窘态,也觉得很难堪。父亲出了什么事?他不是一个会做生意的人,但他是一个好人。明明是想帮助穷人,却一时不察,误入赌局。在小学课本里教导的是,做人要诚实,待人要友善,那么一分耕耘,自有一分收获。但童年的杨受成,看到的社会现实,却似乎是另一回事。
上门来追魂的,不只是债主,还有洋行的“行街”,也就是夹着一个公文包,为钟表分销洋行上门通知“赊货”期满、索取现金回流的街头营业主任。
其中一位洋行“行街”是上海人,名叫顾龙生,从前民国时当国军的师爷,1949年之后来香港,替一家叫石利洛的洋行向表店追索账目。有几次杨成不在店铺,他常在午饭之后往黄埔船坞散步,或看一场电影。顾龙生来到,陈银女和江丽珍两个女人,出面招待,哀求高抬贵手,告诉顾龙生:“钱不是不还,只是手表有点滞销,一时周转不灵。”顾龙生在两个女人面前,大喝一声,一手拍在玻璃柜面上,把几个子女吓一大跳。到杨成回家,顾龙生客气了一点,一脸凶恶暂时收敛。这一切,杨受成看在眼里,深知在这个世界,见人讲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人不少,对什么人端起什么脸孔,顾龙生欺负妇孺,但在杨成这位家长面前,则又不敢使凶了,这点人情世故,杨受成铭记于心。
一面倒痰盂,一面洗厕所,杨受成看见债主上门,就躲进厨房厕所,默默做家务。债主高涨的声音在外面响。父亲的缺点,只是面皮薄、心软。渐渐地,柜面里的钟表,已经资不抵债了。有时父亲背着两个母亲,悄悄拿些手表,叫他到附近的当铺典当应急。母亲和细妈也四处张罗,周旋应付,但还是应付不了凶神恶煞的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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