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气》：香港英皇集团主席杨受成博士传记有声连播（001）

作者：陶杰

前言

“争气！

我生平做人哲学，千头万绪，可提炼为两字：“争气”。面对四周的奚落嘲辱，我必固守信仰，面临命运的挫折压力，我必冷静应对。我深信，只要争气，一只underdog，也会变为巨人，令看不起你，不信任你的人终将感到歉疚。”

“香港精神”是一个用濫了的标签：勤奋、拼搏、永不言败，据说这就是战后香港崛起成为经济奇迹的方程式。

“香港精神”是不是只有这些呢？当然不是。20世纪60年代，香港一份著名的知识分子报纸即提倡“少做工夫，多叹世界”，这是针对当时过多的勤奋和拼搏，人生只有一个“做”字，没有“玩”，只知拼搏之苦，而不知享受之乐。此外，知识分子代言人还提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针对当时所颂扬的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精神。只懂付出成本，不敢收获果实，何来经济增长呢？

战后的香港，不但是一个廉价工场，还是一个销金窝。

“香港精神”绝对不只“勤奋拼搏”更重要的还有“尽情享乐”；这小岛上不只是清教徒，还有大豪客。苦干和豪享，是铜币的两面，如日月，如黑白，亦张亦驰，亦阴亦阳，亦正亦邪，亦狂亦侠，这才是香港精神。

可惜，多年以来，“香港精神”这个名词，受泛道德主义的学者、政客曲解误导，已沦为一面苍白的道德图腾，难怪在年轻人之中，“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吸引力日渐消退，成功的人物，不可能只有优点而无缺失，完整的人生，也不全为奉献而无私欲。因为读金庸如只崇拜郭靖，而闭口不谈韦小宝，到底假正经了一点，众所周知，虽然人人都端起一副嘴脸，斥骂韦小宝，其实心里都希望自己变成他。强调其一，不敢触及其二，泛道德的宣传，只流于虚伪，又岂是当今社会之福？

这是一个变幻的时代，香港精神需要重新定义。对于人性这两面，活得最淋漓、讲得最痛快、行之最畅尽而又认之最坦率者，战后60年来的香港有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平生最厌恶“虚伪”，最追求真实，因为他承认贪财、好色、慕虚荣。这个人物，在香港备受传诵，也诸多谈论；他的名字，与“出生入死”和“纸醉金迷”交融相连，也与“仁义礼智”和“湖海义气”交织互见。他曾为朋友两肋插刀而身陷囹圄，亦从云端跌到地面。他是影视大亨，翻云覆雨；却又因八卦杂志的一幅封面照而引来风声鹤唳。

他的阅历，今宵在三十三重天，昔日却曾坠十八层地狱。他的本尊深隐，法相多姿，长袖善舞，八面玲珑，无论是精英贵族，还是贩夫走卒，俱豪情广结，特别是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这个人物的名字，渐与香江岁月连成同一条地平线，与香港人的喜怒哀乐融为同一幅宇宙星辰。

这个人的名字，是一则传奇，甚至是神话；是众多的问题，也是完整的答案；是冲突，也是和谐；有的人以为他是战神，有的人却视他如和平使者；对他一知半解的人以为他山高海深，但自以为了解他全部的人，又认为他是小桥流水。

承认人性的善，不等同否认人性的恶。认同人间正道的真诚，也要探讨世情偏锋的虚妄。如此集肯定与否定于一身的香港精神人物，与其盲目畏之，虚言颂之，不如正视之，剖析之。

有人闻之抚掌兴叹，有人论之笑逐颜开，有人肃然，有人莞尔。这个香港人物，不论阁下喜欢与否，都不得不承认，他与城中众多坐拥千百亿巨富的商贾不同。他的名字流传千家万户，在觥筹交错之间，在街谈巷议之上，人言人殊，法相千般。

这个人就是杨受成。

杨受成的座右铭是“争气”，他的人生观更坦率：“人必贪财好色、贪生怕死、追求名利，这十分正常，问题是追求的方式。这是竞争的时代，不进则退，每一天都必须奋进。”

杨受成的出生、挣扎、发迹、挫败，然后由逆境中翻身冒起，与香港战后由手工商业城市到金融消费的蜕变同步，也与香港从身为殖民地到“一国两制”的政治特区的巨变同期。此中有数不尽的喜怒哀乐。

在聚焦香港此一经纬纵横的巨变者中，唯杨受成的色彩最丰富，这一点无可置疑。

将来的历史学家，要阅读这60年的香港，必先阅读杨受成；要了解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亦必先了解杨受成。

因为杨受成的故事，就是香港的真相，杨受成的灵魂折射着真正的香港精神：不粉饰，不化妆；讲事实，说细节。说出一个真实的杨受成，就是向社会负责，从杨受成这个人物探讨真正的香港精神，就是向历史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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