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精制版54】詹姆斯·汉金斯：《君主论》| 对道德的另一种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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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1532 年

作者：[意] 尼可罗·马基亚维利

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

中文文稿 

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请到了哈佛大学的詹姆斯·汉金斯教授，他将为我们解读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政治学论著，尼科洛·迪·贝尔纳多·代·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

大家好，我是詹姆斯·汉金斯，是哈佛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我专攻思想史，尤其是政治哲学。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我始终热衷于对文艺复兴的研究；我去年年底刚出版了一本新书，探讨文艺复兴意大利的治国之术。

《君主论》是现代政治哲学公认的开山著作之一，马基雅维利则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之一。这话大抵没有人会反驳。然而，五个世纪过去了，马基雅维利的是非功过却依然让人评说不休，难以定夺。很多人觉得，马基雅维利思想就是邪恶的代名词，而英文中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一词更是被用来指代“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的行为。

著名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正是这样看待马基雅维利的。1958年，他在重要著作《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一书中指出，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将政治和道德相分离，完成了对古典德性的背叛，书中充满了“冷酷无情的忠告”，传达的是最为邪恶的观念，而正是这些观念促成了现代性、以及其后续危机的诞生，正是马基雅维利思想打开了现代性这扇“堕落之门”，导致了道德的沦丧。

还有些人，譬如与施特劳斯针锋相对的政治思想史学派“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约翰·波考克，则在17年后出版了煌煌六百页的大作《马基雅维利时刻》，对马基雅维利百般回护。在他看来，这位饱受误解的思想家所代表的是“公民共和主义”的新传统，绝不是现代性的“恶之源”这一断语所能评判。

《君主论》一书究竟包含了什么惊世骇俗的观点，能让人们在数个世纪后依然为之纷争不休，大动干戈？让我们从马基雅维利写作的年代说起。

来自佛罗伦萨的外交官

马基雅维利出生于1469年的佛罗伦萨。这个著名的意大利城邦在此前的三百年间始终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直到1434年，也就是马基雅维利出生前30年左右，美第奇家族成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掌权者，开始了僭主政治。这个家族富甲一方，文艺复兴的浪潮之所以能够兴起，与美第奇家族对诸多艺术家、思想家、建筑家的资助有着极大的关系。

马基雅维利出生时正值乱世，外国强权如法国、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靠着雇佣兵团对意大利的城邦国家频频发动入侵与洗劫。1494年，佛罗伦萨人驱逐了美第奇家族的当权者，重新恢复了共和传统，修士萨沃纳罗拉成为了共和国的首领。然而，这位掌权者的统治十分残暴，很快就被佛罗伦萨人再次推翻，并被处以火刑；1498年以后，共和国转由政治家皮耶罗·索代里尼统领。

马基雅维利就是在这时步入政坛，任职于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国务厅，主要负责对外事务与国防。他频频出使德国、法国、米兰、威尼斯等地，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成了位小有名气的外交官。他对当时的政治人物有很深的了解，也很清楚政坛光鲜亮丽的外表下种种不光彩的勾当。在一次外交任务中，他深入观察了当时最有权势的野心家凯撒·博尔吉亚（或切萨雷·波吉亚）的所作所为，这让他大受震动。

凯撒·博尔吉亚来自当时的显赫望族，博尔吉亚家族。此人将工于心计，擅用权谋，残忍狡诈，为了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 他凭借着一支雇佣军队四处侵略，想要将整个托斯卡纳变成自己的地盘，并于1500年前后达到了权力的巅峰。这让佛罗伦萨议会感到深受威胁，而马基雅维利的任务，就是掌握他的动向，看他是否会对佛罗伦萨有所企图。

就这样，外交官马基雅维利身负重任，来到了博尔吉亚的行宫。起初，马基雅维利对博尔吉亚厌恶极了，因为作为一个在人文主义传统下培养起来的佛罗伦萨人，他自然不认同博尔吉亚毫无顾忌、说干就干的做派。

但是很快，马基雅维利就开始对博尔吉亚有所改观。他发现，和优柔寡断的佛罗伦萨议会不同，博尔吉亚确实是个能成事的人。在他眼中，博尔吉亚从来不管什么规矩，所以做起事来雷厉风行，丝毫不拖泥带水。相对的，如果一件事情发生在佛罗伦萨，人们光是辩论该怎么做就要花上一个月，更不提真正着手去做了。因此，马基雅维利对博尔吉亚的行动力和决策效率十分佩服。

此外，博尔吉亚是一个为了达到目的就不顾自己会不会私德有亏的人。比如他最初占领罗马尼阿时，想要在那里建立一个高效的政府，于是他提拔了一个残忍而机敏的人物，雷米罗·德·奥尔科（Ramiro d’Orco），作为执政官，这人也不负他的期待，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罗马尼阿的安宁与统一。然而，雷米罗的残暴冷酷很快就让当地人民不堪忍受，人们纷纷要求博尔吉亚解除雷米罗的职位。对于一般的君主来说，这或许会是个困难的选择：一边是请命的百姓，另一边则是忠诚执行自己命令的得力下属。然而对博尔吉亚而言，该怎么选再清楚不过了：一个早晨，他让人把雷米罗砍为两段，陈尸广场，还把一块木头和一把血淋淋的刀子放在他身旁。这是为了表明：“过去的一切残忍行为，都不是他本人授意的，而是他部下的残忍天性。”而在马基雅维利眼中，这种顾全大局的做法无可厚非。

这次出使对马基雅维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他开始重新思考统治一方的君主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品质。这些思考奠定了日后《君主论》一书的基调，博尔吉亚对雷米罗的处置也被马基雅维利作为正面案例写入书中。

在佛罗伦萨，重建的共和政体并没有持续太久。1512年，美第奇家族卷土重来，夺回了佛罗伦萨的统治权；而在美第奇家族流亡期间，马基雅维利在共和制政府中任职，这让美第奇家族十分不满。因此，重掌大权之后，他们解除了马基雅维利的一切职务。

马基雅维利受到了公开的谴责。传令兵骑着马在大街上四处宣扬：“马基雅维利是个叛国者”。很快，他被投入监狱，受到严刑拷打，并最终遭到了流放。他只好去佛罗伦萨城外的乡下隐居，成了个乡野村夫。但他依然每天学习、撰写政治论文，想要返政坛——你甚至可以说，这次放逐让他过上了愉快的精神生活。为了缓和与美第奇家族的关系，他决定为佛罗伦萨的统治者写一本书。

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马基雅维利这样写道：

“傍晚时分，我回到家中的书桌旁，在门口我脱掉沾满灰土的农民的衣服，换上我贵族的宫廷服，此刻又回到古老的宫廷，遇见过去见过的人们，他们热情地欢迎我，为我提供单人的食物。我无所拘束和他们交谈，询问他们采取各种政治行动的理由，他们也宽厚地回答我。在这四个小时之中，我没有感到一丝疲倦，忘却所有的烦恼。此时贫穷没有使我沮丧，死亡也没能让我恐惧，我融入了这些大人物的世界里。因为但丁曾经说过：

“从学习中产生的知识将永存，

而其他的事不会有结果。”

我记下与他们的谈话，编写一本关于君主的小册子，我倾注了我的全部想法，同时也考虑到他们的臣民，讨论君主究竟是什么？都有什么类型的君主？怎样理解他们？怎样保持君主的位置？为什么会有人丢掉王位？……此书一定会获得君主、尤其是新上任的君主的欢迎。”

这便是马基雅维利撰写《君主论》的初衷。他写这本书时已经四十四岁，此前，他只写过一些诗歌、报告和建议书，这是他第一次将自己的思考系统性地付诸文字。完稿后，他本打算将这本书献给美第奇家族的首领朱利亚诺，后来又转而将它献给了小洛伦佐·美第奇。只可惜，这本书在当时并没有受到两位年轻君主的垂青，而作为对君主的私下建议，此书在马基雅维利生前也没有公开发表。因此，我们在阅读《君主论》时应当记住，马基雅维利的目标读者，是两位想要在佛罗伦萨建立君主国的年轻统治者。这本书有着明确的目标受众，这也部分解释了这本书在普通民众眼中为什么这么惊世骇俗。相反，如果我们去看看马基雅维利别的作品，比如他生前出版的《兵法》（又译《战争的艺术》），就会看到他的思想中较为保守的一面。换言之，在对《君主论》的观点做出评判时，我们必须将它的目标读者纳入讨论。

背离古典传统的“君主明鉴”

这本建言献策的小册子告诉两位君主怎样才能获胜、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因此，乍一看，这本书与此前的一类名为“君主明鉴”（a mirror of prince）的书非常类似，都意在告诉统治者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美德才能管理好一个国家。

但同时，《君主论》与传统的“君主明鉴”又有着明显的不同。甚至可以说，马基雅维利在“君主明鉴”的基础上做出了极具独创性的发挥。

二者之间的一个明显区别是语言。和早期用拉丁文写成的君主明鉴不同，《君主论》是用意大利语写成的，虽说美第奇家族的统治者们能够毫无障碍地阅读拉丁文。与之相应地，书中的论说方式也有着相应的变化。此前的君主明鉴以古典传统为养分，书中往往会从古典时期寻找例子，让读者从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庞培、凯撒等人的行为中吸取教训。但这样的内容在《君主论》中只占据了一小部分篇幅。相反，马基雅维利把论述的重点放在近代史上，他所征引的也往往是博尔吉亚之类的近世、或者当代人物的例子。因此，虽然《君主论》看上去延续了君主明鉴的古典传统，其内里却从古典知识中抽离了出来。

但二者之间更重要的差别在于，除了在表面上不再从古典传统中汲取智慧之外，《君主论》的内核可以说是和古典的人文教育南辕北辙。

前面说到，君主明鉴意在告诉君王，为了治理好一个国家，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美德（virtue）。“美德”一词在这里至关重要，因为马基雅维利带给我们的，其实是对政治和美德的关系的全新思考。

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葛派等古典哲学家，在他们的伦理学体系中，自然法则和道德法则是一回事。自然界中的一切都可以被道德化，这意味着只要你恪守各种道德法则，这些美德就会让你拥有幸福的生活。古希腊人把智慧、勇气、节制和正义看作四种核心美德，幸福则是各种德性与外在善的集合体。而最重要的是，在古典哲学家看来，个体的美德是可以拓展到集体层面的，换言之，智慧、勇气、节制和正义同样也是一个国家需要遵守的美德。如果一个国家行不义之事，就会土崩瓦解；如果一个国家缺乏勇气，就会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缺乏节制，就会被人民所抛弃；如果一个统治者缺乏智慧，他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最终导致国家的颠覆。

这正是马基雅维利要驳斥的观点，而纵观整个西方传统，他确实是第一个站出来宣称，自然法则和道德法则并不一致，个体的道德也并不与国家的道德相一致的人。相反，他想要告诉君主们，作为一个统治者，他们如果始终恪守种种美德，就绝对不可能成功。

可以说，在马基雅维利眼中，所谓的道德只存在于短期战术（tactical）的层面，而不是长期战略（strategic）的层面。换言之，不存在诸如勇气之类的一以贯之的美德，因为勇猛不见得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件好事。最重要的是因地制宜，在当下做出最合适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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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之所以如此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他深知人文主义教育——也就是古典传统教育——的劣势。他本人接受的就是这样一种教育。而美第奇家族的年轻君主们也是在这种的教育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从小就被灌输美德的重要性，他们所学习的是古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诗歌、历史、道德哲学和演讲术，而这样一种教育的目的在于将他们培养成一个有德行的健全之人，一个贤明的君主。

佛罗伦萨的议会就是典型的人文主义传统的产物。这一制度的核心是所谓的“讨论”（Ragione, reason），而议会的决定都是在经过反复理论之后做出的。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这项佛罗伦萨人引以为豪的传统固然可以让人们引经据典，各抒己见，让事情得到充分的探讨，但是其效率却极其低下，难怪其他城邦的人说起佛罗伦萨人时，往往报之以轻蔑的态度，因为他们整天只知道高谈阔论，却拿不定主意，也难以成事。因此，我们也可以想见博尔吉亚雷厉风行的手段对于佛罗伦萨人马基雅维利来说有多么大的冲击力。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人文主义教育会让人变得优柔寡断，会让君主变得过分善良、宽厚，因此有害无益。他在书中举了罗马塞维鲁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的例子：在此人统治的十四年中，没有一个人未经审判就被处死。这反而让亚历山大在人们眼中显得懦弱无能，只知道对自己母亲的话言听计从。他受到了人民的轻视，最终被谋反的军队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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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在全书第十九章举了数个例子说明仁慈之类的美德对君主有害无益，而更重要的是，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一个君主的道德品质如何并不是重点。因为在君主的世界中，成王败寇才是真正的法则。而迄今为止，古典传统中的伦理学并不能保证美德必然导向成功。这就是马基雅维利和古典传统相背离的地方：人文主义教育旨在培养一个有德行的人，马基雅维利却想为君主指出一条通往成功的明路。他甚至进一步提出，如果一个君主始终遵守种种道德律令，那么他必然会失败。在《君主论》第十五章中，他写道：“一个人若是发誓在所有事情上都一心向善，那么，在面对不善之人时，他必然会遭到毁灭。因此，一个君主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如何做些不那么好的事情，并且能够视情况判断是否要使用这一手段。”换言之，统治者不能太老实。如果所有人都不守规矩，只有你一个人按规矩办事，那么你必然会被那些不择手段的人踩在脚下。而马基雅维利对道德的构想之所以与古典传统截然不同，部分是因为他对人性的看法与亚里士多德等人大相径庭。在古典哲学家看来，人都是向善的；然而在马基雅维利眼中，人通常是利己的动物，不会出于善良就为他人着想。而一个君主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豺狼虎豹环伺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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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马基雅维利思想的核心：他并没有将道德完全弃置一旁，而是在道德伦理和政治之间划出了一道分明的界线：政治有着自己的规则，遵循道德伦理并不能让人获得政治上的成功。应该说，马基雅维利并不是没有道德感（amoral），而是对道德观念进行了一种全新的建构。这样一种观点与我们今天所谓的“功利主义”十分相似：只要是能够达到预期目的的行动方式，就是“道德的”。至于这种手段本身道德与否，并不在马基雅维利的讨论范围之内。

给年轻君主的建议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提出的具体主张和建议就建立在道德与政治二分这样一个理论基础之上。

《君主论》开篇先是对当时的政体进行了分类。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只存在两种政体：共和制和君主制，而二者的区别在于统治权究竟是由多人共享，还是由一人独掌。民主制根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因为在他眼中，所有政府实施的都是寡头政治，都是少数领导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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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政体进行了区分之后，马基雅维利又将君主国细分成了世袭王国和新近缔造的王国，而后者又可以进一步分类，比如，有些新政权所征服的领土与征服者本国的习俗相近，还有一些则语言习俗差距较大。他还探讨了建立新政权的不同方式：有些统治者凭借本国的武力出兵征服了一块新领土，有一些则通过革命取得政权，有的通过雇佣军等力量征服了一个国家，还有的，则用邪恶之道获取政权。就这样，马基雅维利用“决策树”的方式，对不同局势下的不同政体给出了统治上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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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分类有着切实的现实意义：譬如，美第奇家族就是靠着西班牙雇佣军征服了佛罗伦萨。然而在马基雅维利看来，雇佣军是最不可靠的武装力量，因为他们受到金钱和利益的驱使，没有自身的立场。而在当时那个弱肉强食的社会环境下，一个城邦国家若是没有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就只能任人宰割。始于1494年的意大利战争就是血淋淋的教训。在这场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中，西欧各国，包括神圣罗马帝国、德国、西班牙对富庶的意大利城邦起了觊觎之心，不同的武装势力纷纷攻入意大利，想要瓜分这片土地。这也是为什么马基雅维利通篇都在强调属于本国的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他认为，佛罗伦萨人必须强硬起来，必须抛却古典传统所倡导的法则，成为强者，打造出一支属于佛罗伦萨的劲旅来保家卫国。不然，意大利也好，佛罗伦萨也罢，它们都将无法抵挡强大的外部力量的侵略。“健全的制度、完善的法律和优良的军队”：这就是稳固统治的保障。

而除了强调一个国家要有本土的军事力量之外，《君主论》一书的核心篇幅则是给君主个人的建议。

马基雅维利探讨了君主往往会面临的一些选择：他们是该慷慨还是吝啬？是该仁慈还是残忍？是否应该守信？是该受爱戴还是被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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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个问题是西塞罗在《论义务》一书中提出的著名问题。在文艺复兴时期，《论义务》一书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人们最常阅读的两本政治著作。西塞罗在书中问道：“受爱戴是否胜过为人所畏惧？”西塞罗本人认可斯多葛学派的观念，因此，他的看法是，人们会对自己爱戴的统治者忠心耿耿，却不会对自己畏惧的统治者付出真心。那么，如何才能受到人们的爱戴呢？西塞罗给出的答案是：一个君主，不用胁迫他人，只要努力做一个有德行的人，就能受到民众的真心拥戴。这是典型的古典主义传统会给的回答，一个好的统治者只要公正、仁慈、温和，就会受到人们的仰望。

而马基雅维利的答案自然和古典传统不同：他认为，理想的君主应该二者兼备，他应当在某些时候让人们感到畏惧，又在另一些时候受到人们的爱戴。这一回答和他的道德观是一以贯之的：不存在长期战略意义上的、值得我们始终遵循的法则，有的只是短期战术层面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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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需要谨记的是万万不能为人们所憎恨，因为君主不应该是暴君的同义词。这就意味着当一个君主试图让人们畏惧自己时，要把握好分寸：他不应该染指属民的财产和妻女，也不应该用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君主在大部分时间都应该是个正派人士，如果他必须行一些不义之事，他可以或是瞒着民众，偷偷地做；或是大张旗鼓，利落地完成此事。这会让人民意识到你的雷霆手段，对你敬畏有加。

惊世骇俗的“恶之书”？

不过，虽然马基雅维利就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君主给出了种种建议，但是他并不希望美第奇家族将佛罗伦萨变成一个君主国。前面讲到，佛罗伦萨有着深厚的共和国传统，在15世纪前的三个世纪中，这个城邦始终是作为共和国而存在的，直到美第奇家族开始了他们的僭主统治。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一个有着共和传统的城邦很难成为一个君主国，他也希望佛罗伦萨能够忠于其共和传统。因此，他在书中建议两位年轻君主去教皇国谋求发展，他甚至还断言说，人们永远没法把共和国变成君主国。但事实上，美第奇家族成功了，他们于1532年建立了佛罗伦萨公国，又再后来建立起了托斯卡纳大公国，而这个政权的统治直到19世纪才正式告终。

在这个意义上，马基雅维利似乎是个非常糟糕的预言家。他还对未来进行了一些别的预测，但同样，这些预言也都落空了。比如他曾预言，天主教公国永远不会被推翻，因为它们背后有宗教的力量——然而，到了16世纪30年代末，欧洲近半数的天主教公国都被新教徒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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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马基雅维利并不擅长对历史的具体走向进行预测，可他却发展出了一套教君主如何应对纷繁局势的方法论。这套方法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科学”的——人们需要审时度势，权衡场内各方的利益瓜葛与权力大小，然后仔细判断在作出某一决策之后，事态会如何发展。换言之，马基雅维利倡导的是在作出冷静的判断之后行动，而不是鲁莽地凭着一腔热血、或是一拍脑袋就做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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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马基雅维利所设想的君主能够使用残酷、甚至邪恶的手段，却不会为民众所憎恨。因为只要你对局势足够了解，经过充分的权衡，你就可以判断出做什么样的事情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你也能够预测什么程度的不道德的行为是在接受范围内的，什么程度的不义会超过底线。这些类似决策树的思维模式让君主得以决定在不同局面下该如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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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套科学的方法论之外，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一书也实实在在地对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影响。

之前提到，《君主论》在马基雅维利生前并没有得到出版，然而，在他去世后，这本书刚一面世就广受欢迎，马基雅维利甚至一跃成为了十六世纪最受追捧的政治作家，得以与亚里士多德相比肩。到了十七、十八世纪，这本书的影响力依然不减当年。历史上的很多知名人物、君王、统治者都十分重视这本书，其中就包括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护国公克伦威尔、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拿破仑、甚至还包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此外，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开山作之一，这本书也深刻影响了近现代政治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在英美。十七世纪的英国共和党人以及十八世纪的美国国父对这本书用力颇深，马基雅维利也被视作是一个倡导强大行政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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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正如直到今天，施特劳斯等人依然为这本书所展现的道德观争论不休一般，一直以来，《君主论》都是一部充满争议的作品。这或许是因为长期以来，这一类“治国秘术”（arcana imperii）通常是由建言献策之人在君主身边耳语的，其中或许充满了不道德的建议，却没有被公之于众。然而，随着《君主论》的面世，这些秘而不宣的腌臜勾当都被摆上了台面，其邪恶的一面自然令人感到震惊。

还有一些人，比如十六世纪的红衣主教雷吉纳尔德·博勒认为，这本书是痛恨美第奇家族的马基雅维利献给他们的一剂毒药，里面充满了行不通的建议，这样美第奇家族就会在听取了这些建议之后走向覆灭。这是因为正人君子如博勒无法想象，不道德的行为竟然会导向成功。著名思想家卢梭则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到这本书，并把它看成是一本反讽之作，意在用严酷的君主专制反衬共和国的优点。到了1559年，《君主论》甚至在欧洲被列为禁书。但即便如此，它依然流传甚广，还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其中甚至包括拉丁文。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一书中一反古典传统对政治的人与道德的人的捆绑，而是在这两个领域之间划出了一条界线。他明确提出，自然法则与道德法则互不干涉，而要成为一位成功的君主，就不能仅仅按照道德准则行事。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我们不应该把马基雅维利的学说看做是不道德的“恶之源”，相反，他所完成的是对道德的另一种想象。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制作播出。本节目中文版由哈佛大学博士白贲撰稿、编译。英文版由Galen Beebe、Zachary Davis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