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里的东西方之争：生命至上还是自由至上？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加入我的ximi团，畅听所有付费节目，享受更多其他服务。

主播：许诺

书目：《口罩文化史：病毒、符号与身份建构》

作者：香港大学政治学博士周凯、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福进

节目文本：

欧美各国在应对新冠病毒疫情之初并未要求民众佩戴口罩。亚洲人因佩戴口罩，在西方国家经常遭到当地人的“侧目”甚至“歧视”。许多华人和留学生为了避免当地人对戴口罩的反感，只好在口罩外面裹一条围巾遮挡。显然，东西方民众对于佩戴口罩有着明显的认知差别。

亚洲许多地区近年来由于空气污染问题，人们也习惯在户外佩戴口罩。诚然，关于非典病毒和雾霾天气的历史记忆是塑造亚洲民众认同佩戴口罩的重要原因，但是欧美国家自身的法律文化和价值理念在其中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走进口罩里的东西方之争。

亚洲国家的民众在现代口罩出现之前，就已经有长期的使用绢布等“口罩类物品”防寒防尘的历史传统。2003年的SARS疫情席卷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民众对佩戴口罩预防传染病的场景记忆犹新。在日常生活中，民众对口罩的认知和定位也已经摆脱了“身体有恙”的固定思维，从防护雾霾污染到遮掩面部瑕疵，从模仿明星穿搭到青年人潮流，各种类型各种功能的口罩被广泛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对佩戴口罩具有比较鲜活正面的群体记忆。

反观西方社会，虽然现代口罩发轫于西方，且在西班牙大流感中被民众广泛佩戴，但这一场景已成尘封往事。西方国家民众没有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口罩的传统和习俗。除了医院、病患和个别行业之外，人们没有佩戴口罩的实际需要。况且一百多年来，西方也未出现大规模的严重传染性疾病，民众对口罩的记忆较为陌生，更倾向于认为口罩是一种医学用品，只有生病、手术等特定场景下才戴口罩。

让人讶然的是，欧美国家的政府和医疗专家对佩戴口罩的不以为然。纵观西方诸国，从法国卫生部、德国卫生部、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到美国疾控中心等国家卫生主管部门几乎不约而同地对民众佩戴口罩防疫持否定态度——相比较戴口罩，普通民众还不如勤洗手来得有效。

除了官方对口罩的“否定”外，西方社会对疫情期间一些民众自发佩戴口罩的行为，也表现出了相当不友善不支持的态度。在欧美社会，“戴口罩等于生病了”这一观念可谓根深蒂固。只要身边有人佩戴口罩，就会引起周围一些人的不安。

众所周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是欧美文化的重要特质。从国家-社会关系来看，西方强调民间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与制衡关系，主张个人和社会是有效地对抗“必要的邪恶”的国家的重要机制。西方人喜欢凸显个人主义精神，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要区分清楚。特别是私人领域，那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范畴。个人有权决定一切私人事务，政府无法也无权多加干涉。在疫情之下，是否佩戴口罩被演变成了属于个人的私事，自由文化与个人主义精神在这种情况下，带来的后果是十分可怕的。

对于欧美国家而言，“个人至上”“自由至上”的价值理念深深植入了其文化内核。这一文化传统对西方近代工业化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在新冠病毒大蔓延的情况下，这一文化特质也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从佩戴口罩到居家隔离，人们总是怀疑甚至质疑政府出台的各种防疫措施，特别是强制要求戴口罩，很多人将其与侵犯人权和个人自由等同起来。然而，令人无比遗憾的是，在这样疫情肆虐的当口，如此大规模的人员聚集，几乎没有什么人佩戴口罩。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亚社会，尤其是在国家-社会关系上，儒家文化传统主张“家国同构”的文化体系，即家庭、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上存在共通性与同质性，家庭和国家的权力配置方式都是严格的父系家长制；更为重要的是，“家”和“国”并非相互制衡和相互冲突的权力主体，而是基于上下有序、内外有别的基本伦理而维系的，中国的家庭、家族、家族共同体再放大，就是国家。

一个深受主张“家国一体”的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或地域，在面对重大危机时更容易形成自上而下的动员和自下而上的配合。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中国民众对于佩戴口罩的主动性和服从性上，更体现在几乎所有的国民都严格执行了居家隔离政策，真可谓全民宅家闷死病毒。这种巨大的国家社会协同性是西方国家难以想象的，也是难以模仿抄袭的。这就是文化的差异。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此外，在西方社交习俗中，与陌生人微笑、搭讪和交流，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与礼仪。戴口罩则传达了与这一社会礼仪相反的信息，戴口罩者被视为发出对社会的冷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隐性暗示，所以也遭到民众的强烈抗拒。

欧美国家的社交文化可以称为“外显情绪型文化”。西方人喜欢面对面的社交，普遍对眼神交流、脸部表情持肯定态度，在人与人碰面时常行贴面礼、吻手礼。新冠疫情爆发后，意大利时尚公司迪恩皮甚至研发了一款透明医用口罩，让人民在佩戴口罩抵抗疫情的同时方便在日常交往中看到彼此的面部表情。总之，戴口罩不符合西方人日常生活中的社交文化礼仪。

相较西方社会，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社交礼仪极力避免眼神交流和外放的情绪表达。对于社会民众而言，戴口罩不仅不会有碍彼此日常交往，反而可以很好地隐藏情绪和控制表情，营造出一种安全感。在以陌生人为主的社交场合，反而是一种具有防护性心理意义的行为。

总之，东西方民众在对待佩戴口罩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文化因素的深深烙印。坦率而言，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东西方关于戴不戴口罩的争议，可以有多种角度的阐释与解读。然而，各种维度的分析其实会交汇在同一个问题上——“人的自由和生命哪个更重要？”西方社会许多人认为自由高于生命，自由比生命重要。他们喜欢用匈牙利诗人裴多菲1847年创作的一首短诗《自由与爱情》来加以佐证——“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中国人常说：“我们珍视生命、自由与幸福，但如果没有生命，何谈追求自由与幸福？”在灾难面前，没有什么比挽救生命更重要的，生命权才是最大的人权，拥有健康才能拥有包括自由在内的一切。

当然，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不断演变。2020年的新冠病毒可谓百年未有之大瘟疫，面对疫情蔓延的严重后果，西方社会和民众已经开始各种各样的反思。现在，许多欧美人已经自觉主动地佩戴起口罩。或许，经此一“疫”，西方社会关于口罩的文化观念，乃至整个社会的价值理念将会有新的变化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