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对经济与制度的洞见

亲爱的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您好。

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在面对西方列强的压迫和中国近代困境的时候，我们对整个时代的思想认识，也是一步一步的走向深刻，并逐渐找到中国自己的出路。

上节课我们讲到了林则徐和魏源的成就，林则徐在近代被称作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魏源把林则徐交给他的《四洲志》加以整理完善之后，写成《海国图志》，就提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响亮的命题，叫“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这个命题，我们就知道《海国图志》这本书，它一个核心观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把西方比我们有长处的，最明显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科，包括船坚炮利，先进的军事技术。通过学习西方的这个东西叫师夷，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败西方，真正获得民族的独立和尊严。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林则徐、魏源的那个时期，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对时代大潮的认知，在思想层面，主要是聚焦于技术上不如别人。

那么随着中西方交流的深化，随着中国对时代认知的深入，中国人对中西方的差距，对西方哪一点比我们优越的认知，进一步的升华。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人，叫郑观应，他的一本书叫《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这一本书，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今天就要放在整个中国近代思想的脉络里面给大家介绍，经历了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之后，中国思想史的脉络，一步一步的走向深入，更加全面深刻的了解西方、了解时代、认识自己，进一步的探索中国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郑观应生活的年代是1842年到1922年，广东人，和孙中山先生是同乡。1858年的时候，他去上海学商，曾经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后来也任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在中法战争的时候，曾经去暹罗，就是今天的泰国，包括这个越南（西贡）、新加坡等地去了解调查，后来，他曾经隐居澳门近6年，在这个期间，由于他自己有非常丰富的经商、管理、教育等等经历，他就开始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写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这本书在中国近代的思想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当时一出版，它的版本多达几十种。其中这个书的封面，就提了一句话，叫“首为商战鼓与呼”。那么根据这句话我们就知道，《盛世危言》这本书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就单纯的从西方学习技术的层面，已经开始上升到商战。内容除了商战之外，也包括了在政治层面如何建设现代国家，以及应对当时中国所面临危难的一些建议等等。光绪皇帝当看到这本书以后，当时就下令，紧急的来印发几千本，发给当时朝中的这些要员去观看。因为光绪帝也有变革的决心和意志，他觉得这本书比较吻合，他本人要推进革新的那种想法。于是他希望通过这本书，能够掀起，在大臣中间认同改革、推进改革的一种力量和向心力。

《盛世危言》这一本书内容非常多，涉及到方方面面，在《盛世危言》的自序里边，郑观应就指出，他用《中庸》的话叫“君子而时中”。另外他还用了《易经》的话叫“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开宗明义。《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是明确的告诉大家，中国当时如果说想走出困境，一定要正确的认识这是个什么时代？挑战是什么？问题在哪里？如果不能因应时代的变革，而做出重大调整的话，真的具有亡国之患。所以他就提出“君子而时中”。其中《易经》讲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目的是为中国的改革的这种合法性和正当性鼓与呼。

我们看这本书内容的这个具体章节，我择其要点给大家做一点分析，了解一下在19世纪的后半期，当时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是怎么样认识西方，怎么样使落后的中国走出困境，开出的药方。

其中一个章节，他就讲到道和器，道器关系这是中国哲学史一个传统的命题，道它本身，在中国文化语境里面最核心的概念是指的内求，是指的通过心灵的净化，使得心和天理和道融为一体的那么一种追求，我们称之为道层面的一个内涵。那么器是指的我们看得见的这个物质的层面。那么通过道器，郑观应是想表达什么？他是想说任何一个道它都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它必须落实在器上，一句话道是由器来显现出来，那么器的背后，往往是体现了道。那么通过这个论述，他想说明，就是我们中国人知识分子一定要避免空谈心性，空谈一些与社会实际、人民生活、社会进步，无所联系的一些空洞的关于心性的讨论。郑观应是反对的。为什么？因为道是由器来显现出来。那通过这个道器的关系，其实是要为他的整个主张来奠定一个理论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我们学习西方，包括他的自然科学，包括他的一些制度的设计等等。我们反对空洞的去谈心性，我们只有把心性，把道的追求和证悟，落实在对先进制度的学习，对先进自然科学的学习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出道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我们看他的《道器》这一章，其实就是为他的整个主张来奠定一个理论的根基。

比如谈到学校，其中有一篇讲《西学》。郑观应说当时社会有一种不好的风气“今之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这个话翻译过来就是，在当时有一种人自命清高，以不谈洋务，就是不谈向西方学习为所谓自己的高明。见了有些人向西方学习的，就给别人扣一顶“帽子”，叫名教罪人、士林败类。这个“帽子”在当时很有杀伤力。他讲的这个状况反映了当时思想界的现实。

那么郑观应怎么看这个事呢？他举了个例子，他说其实向西方学，就像一个人有病找药一样。他说“譬诸君父有危疾，为忠臣孝子者，将百计求医而学医乎？”他说正如同自己的君王，或者是父亲，当身体不好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应该是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好的医生、好的药方，把自己父母，自己君王的身体给治疗好。他用这个其实就是讲，近代中国确实有问题，人家西方在很多地方确实比当时的中国先进的多，那就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寻找解决中国疾病的药方，让中国怎么样摆脱贫穷、落后、挨打，怎么样实现中国的自强，这是一个真正的忠臣孝子，有良知的志士仁人应该做的事。

他又说“通天地人之谓儒，又曰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他用了中国古代的一些话，来论证自己的正当性。他说一个真正的儒家知识分子，应该通天地。天地包括什么？自然科学自然包括其中。如果仅仅懂点四书五经，对关乎人类生活很真切的科学技术，包括维护国家民族尊严的船坚炮利不了解，这就不是真正的儒家的知识分子。而且一个真正有修为的人，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叫做“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以此来论证，当时应该大力的把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学过来，来武装自己的国家，发展自己的科技，发展自己的军事，维护国家的尊严。

在《议院》篇里面，郑观应谈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西方社会从表象上看有很大的活力，取得很大的进步。那么为什么呢？他开始着手从政治制度上，来探究西方社会之所以先进于近代中国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西方国家已经设立议院。设立议院实际上是实现了君民的共主，国家最高领导人和老百姓一起来治理国家。那么这种君民共主，就能“朝野上下，同德同心”。这些在郑观应看来是西方整个政治制度优越于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议院》这一篇我们就看到郑观应在探究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西方之所以先进的问题上，开始从技术层面往下继续延伸，延伸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

在《原君》篇里面郑观应用了淮南子的话“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非以逸乐其身”。在《淮南子》这本书里它就指出，真正的帝王不是自己享乐的，真正的君王本意是什么呢？郑观应指出“圣人之君人也，勤民至矣”。翻译过来就是一个真正的帝王，他的本意就是勤勤恳恳的为人民做事，用今天大家都听懂的话，就是为人民服务。那么当郑观应有这样一个观点以后就指出，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所有国家制度的设计都是为了一个人享乐，这是违背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理念。由此他其实要为中国怎么样实现政治变革来做理论的铺垫，近代的中国政治如果想展现出活力来应对这个时代的变化，一定是要走向君主立宪。也要像西方一样，“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同时他用了孔子的话，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那么如果我们翻译过来就是，天下并不是一人的天下，他是所有人民的天下，天下人的天下。领导人掌握了天下，不是为了自己的享乐，是带着人民一起打拼，为了天下人着想，这个时候就能得天下。如果说把天下当做自己的私有物品，让天下的一切人只是为了自己的享乐，这就必然失天下。

当时近代的中国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困境，和政治制度的僵化、落后，有直接关系。在鸦片战争期间，四亿的老百姓实际上是一个旁观者，在当时的政治制度没办法实现君民一心、同德同力、共同的应对挑战。在当时整个制度的架构，老百姓和君王之间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一个利益紧密联系的整体。所以郑观应看到这个以后就指出来中国如果想摆脱近代困境，在政治制度上一定是上下同心、众志成城、风雨同舟，一起来应对挑战和困难。可是要真正实现这个局面，一定要在政治制度上做很大的改革和调整。这个改革调整就是，天下绝对不是君王一个人的天下，君和民都是国家的主人，叫君民共主，大家一起来治理国家。

在《盛世危言》里边还讲到传教的两篇文章，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认识到（传教）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深度各有不同。郑观应所讲的这个传教，他更多的是说传教士到了内陆以后，由于享有领事裁判权。也就是传教士所违背了法律之后，中国的司法制度没有能力管辖到西方传教士的行为。由此他就认为这是一个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隐忧。但是我们今天来看他的这个看法，实际上有所浅薄了，传教是整个西方对中国进行奴役和控制的非常重要的手段。当然了信教的群众本身可能意识不到，但是一旦接受了这种宗教理论之后，以这种宗教作为抓手，其实是对中国人思想价值观，包括行为习惯等方方面面的一种控制。传教的问题不简单是宗教的问题，它涉及到一个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的问题。一个民族屹立世界民族之林，有很多标志，比如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心灵上。我们说一个民族真正的独立是心灵的独立，如果说一个民族，他政治、经济方方面面比较强大，但是他的心灵已经被侵蚀了，被征服了，那么这个民族的实质已经变化了。那么我们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几千年中国文化养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内在的精神家园和文化认同。传教实际上是西方用文化和宗教的手对中国人进行思想控制的一个很重要的抓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传教士有些人还不仅是传教，还充当了西方侵略中国的桥头堡，甚至是做了间谍。那么这个应该超出了文化和宗教的意义了。

在这本书的最后郑观应就明确的提出一个口号，就是商战。叫“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这个话翻译过来就是，我们近代的中国遭遇到如此大的困境和挑战，很多人都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办法很多，包括“师夷长技以制夷”等等。郑观应开出一个药方叫“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为什么呢？郑观应他本人是一个实业家，用今天的话是个大企业家，而且在中国和对外的贸易中间，他做经纪人，近代叫买办。他非常懂得经济、商业对社会的支撑的作用。打仗表面上是打的炮弹，先进的自然科学，可是其背后是经济做支撑的。当郑观应认识到这个以后，再加上他自己长期从事实业经商的这种阅历，他提出一个商战的口号“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进行商战的话，就要在思想观念上不能轻视工商业者。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分士农工商，知识分子第一类，所以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个话从今天来看就是非常不合时宜，因为每个阶层的劳动者都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但是在传统社会是个现实。农，农民，因为以农立国，所以农业是历来统治者、管理者特别重视的一个阶层。工，工商业者，生产工具是离不开手工业者。那么商，商人是士农工商的最后一个。几千年以来，中国人非常具有经商的天赋和才能，但是始终商业没有成长起来？其原因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价值观里，商人是排在最后一位的。近代我们中国人面对西方入侵的时候，商业的重要性就非常突出的体现出来，所以郑观应就指出中国社会不能轻视商人，而且要给他以地位，给他以权利，给他以发挥作用的社会的条件。除此之外还要建立商会，培养这样的人才。一句话，郑观应提出的商战，不仅看到了近代中国落后在经济上的一个根源，同时还提出一系列解决问题的办法，包括从价值观念上，思维方式上，包括从人才的培养上等等，怎么样去支撑商战，怎么样在经济战中来对抗西方，打败西方，他也做了一系列的一些论述。

总之我们今天来看郑观应的这一本书，在当时也是开风气之先。在这个书里边，无论是他对整个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反思，和对西方的认识，某些地方还是相当的深刻。

除此之外郑观应对中西方当时的这种差距，定格在商战上，某种程度上也比林则徐、魏源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更深了一步。打仗表面上是拼的是技术，其实背后是拼的是经济的实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郑观应提出的商战的口号应该说也是发人深省，开了风气之先。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提出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些口号本身所彰显出的力量，某种程度上也吻合印证了郑观应的一些观点。

介绍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如果我们拉长了整个近代史的镜头，我们会发现，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主张商战，甚至要从中国的政治体制上去着手进行改革，就体现了近代中国思想界一步一步的深入的思考，中国落后的地方，应该怎么样向西方学习。那么郑观应以及《盛世危言》，也不过是近代中国思考世界潮流，提出中国如何走出困境药方的一个环节。在郑观应之后，中国的思想界，仍然在不断地思考，不断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