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梁漱溟的独树一帜：新儒家的返本开新

亲爱的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您好。

近代中国遭遇危机的时候，中国文化内部的一些流派也在反思，在欧风美雨冲击下，我们中国文化何去何从的这样一个时代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中一个主流，就是儒家思想学说，怎么样回应西方的冲击，是我们研究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应该注意的重要的方面。

中国的儒家思想在面对整个西方文化冲击的过程中，形成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鲜明的流派，这个流派我们称之为新儒家。那么这堂课我们就对新儒家给大家做一点介绍，而且我会择取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就他的思想，包括他的人生，他思考的轨迹给大家做一点分享。

为什么称之为新儒家？新儒家之所以称之为新，是因为在面对整个西方文化冲击的过程中，他们既不是传统的宋明理学，传统儒学的简单回归，他们要正视西方的冲击。并且在正视的过程中，容纳、包容或者说学习西方的新东西。同时他们的价值观和深层次里面的文化诉求，又坚守着儒家文化的一些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称之为新儒家。有这么几代人，构成了新儒家思想的一个基本的面貌。

第一代人，是以熊十力、马一浮还有梁漱溟等人为代表。他们在近代西方给我们中国社会带来极大生存压力的过程中，能够守住中国文化自身的立场，打出来振兴中国文化的旗帜，这是这一代人的一个特点。到了第二代人，是以徐复观、牟宗三、方东美等人为代表，这一代新儒家的知识分子，他们就出现了一个变化。他们提这个口号，叫内圣开出新外王。他们认为儒家自身的这种文明形态，和所谓西方的这套东西，或者称之为现代文明的东西，并不冲突。所以他毕生所论证的，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和西方文明连接，所以这个口号叫内圣开出新外王。

我们分析第二代新儒家的知识分子，包括徐复观、方东美、牟宗三等等，就会发现，他们骨子里边儿，有浓重的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烙印。他们认为西方文化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的标准。那么既然西方的东西是先进的代表。那么他们在论证儒家文化合理性、正当性的时候，通过儒家这种内圣，能够开出新外王，也就是说能够有效的实现，儒家和西方文化的那种嫁接。实际其背后深层次的，是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观点。

新儒家的第三代人物，就是以杜维明为代表，杜维明原来是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后来就在北京大学。那么杜维明他是从如何应对现代文明的那些弊端，以及如何重构全球化伦理的角度，来肯定儒家文明也具有普世价值。那么西方人他们为了论证自己文明的合法性，他就提出一个普世价值，他们认为他们提出的那套东西，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学习的。当然了这个我们后边会分析，这是西方的一个骗局。但是当西方提出普世价值而到全球进行推广的时候，杜维明也提出，儒家的文明也有普世的价值。而且特别强调儒家里面所提出的和而不同，认为未来的世界发展，绝对不是某一种文化对其他文明的打压和侵蚀，而应该是多元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融。而且在多元文化之间，对话和交融的过程中，人类的文明才能不断的优化，才能为世界上不同文明的发展提供一种存在的合理性，或者存在的张力。那么杜维明应该成为整个新儒家的第三期的代表人物。

当然新儒家从第一代，就是从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人，到第二代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等人，再到第三代杜维明等，他们的观点当然有所不同。但是就基本而言，以第二代的新儒家知识分子影响最大。那么这代知识分子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深深的打上了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痕迹，在论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思路的时候，其实质就是西方文化是真理的化身，西方文化是最先进的代表。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西方文化能提出来的，儒家文化也能提出来。

如果站在更高的层次来看待新儒家这种观点，并不是说西方就是真理的化身，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中国就是真理的化身。那么到底谁是真理的化身呢？这背后其实就折射了我们看待文化问题的一个根本的评价标准。西方都是对的，凡是和西方符合的就有合理性，我们称之为西方文化中心论。反过来讲，如果我们认为中国文化都是对的，凡是和中国文化相一致的都是合理的，这叫中国文化中心论。客观的说，无论是西方文化中心论，还是中国文化中心论，某种程度上都带有一种民族特点。我们看待文化最根本的取舍的标准，应该是以事实作为评断的根本尺度。哪一个文化形态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事实，谁就是真理的化身。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文化形态，只有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反映了人类真实的生存状态，我们称之为文化的描述，它的内容和社会和世界的客观实际相一致，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文化它是合理的，或者说它是真理的化身。

为了更好的把新儒家的思想给大家说清楚，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个典型的人物。这个人就是新儒家第一代的杰出代表，叫梁漱溟。

梁漱溟在整个新儒家的思想家中间，乃至在整个中国近代学者中间，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也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典范。

梁漱溟生于北京，1893年到1988年，这是他老人家一生走过的历程。他和毛主席同岁，而且这一生和毛主席结了很多的缘分。在1918年的时候，毛主席和梁漱溟有了交集，当时毛主席到北京勤工俭学，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管理员。当时毛主席住在他的老师，后来也是他的岳父杨昌济家里面。梁漱溟先生曾经也去杨昌济家里去拜访杨先生，当时给他开门的那个人就是毛泽东。当然了当时毛主席作为北京大学的一个图书管理员，是一个打工者的身份，而梁漱溟当时已经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应该说两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还是有一些差距。所以当时梁漱溟对毛泽东，并没有印象，不是那么深刻。

在梁漱溟早年的时候，有一件事儿，给他一生产生很大的影响。梁漱溟先生的父亲叫梁济，梁济是中国文化深切的拥护者、遵循者和践行者。但是生在近代，伴随着国家的风雨飘摇，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国文化的命运，开始走向衰败和凋零。可是梁济先生恰恰是一个对中国文化很有感情的人，在梁漱溟小的时候，梁济先生自杀。在自杀之前曾经专门问梁漱溟，他说这个世界会好吗？当时梁漱溟说我相信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当他的父亲梁济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就很沉重的回应他的孩子，他说能变好就好。三天以后，梁济先生自杀。这个自杀，当时在中国的知识界也引起了一个很深的震动，很多人扼腕叹息，同时也在反思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事。如果我们放在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里面，梁济先生的自杀，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王国维同样在1927年选择了投湖自尽。为什么呢？我们今天来看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都是内心里面把自己的精神家园和心灵归属，交给了中国文化。一句话，中国文化是这些人的命根子。但是在近代的中国，国力不济，国运衰败的时候，文化一样被人轻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心灵的归属和精神的家园，遭到根本的肢解和毁灭性打击之后，生的希望又在哪里呢？所以梁济先生，和王国维先生的自杀，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殉道。梁济先生作为一个深爱中国文化的人，用自己的死，来祭奠自己所深爱的文化，应该说对梁漱溟这一生产生了刻骨铭心的影响。所以你看梁先生这一辈子，和他父亲一样，热爱中华文化，弘扬中国文化，践行中国文化。

那么在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梁漱溟曾经在毛泽东的窑洞里面，几夜的长谈。因为毛泽东当时工作的习惯，有的时候是白天睡觉，晚上彻夜工作。梁先生，就被邀请到了我们主席的窑洞里面，跟主席长谈，历史记载畅谈了几个晚上。就在这个时候，梁簌溟对毛主席有一个近距离的观察，当他和毛主席对谈的时候，由于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直来直去。面对中国共产党的这样一个领袖的角色，他其实有时候不太注意措辞，有的时候可能直接就说，你错了，你不对。但是梁漱溟发现，毛主席总是微笑着，没有生气，也没激烈的反击他。总是从容的，要么是抽烟，要么是走来走去，要么是躺在炕上，很心平气和的跟梁漱溟去讨论、去辩论。这个印象在梁漱溟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痕迹。后来梁漱溟在离开延安的时候，曾经有个评价，他说未来国家的国主恐怕是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必定能够赢。为什么呢？他说在延安的见闻，就见到了延安的精神风貌，某种程度上它代表了中国的未来，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风貌和治理的水平。同时他说我见了共产党的领袖毛主席之后，他说毛主席的那种沉稳、大气、睿智，可谓是印象极为深刻。他说无论是共产党的形象，还是毛主席的那种睿智，格局之大，应该会是整个中国未来和希望。

在建国以后，梁漱溟也得到了重用，他是当时中国政协的常委。在1953年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时候，梁漱溟和毛主席又有一个交集。1949年建国之后，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一个国家要想获得尊严，必须得有钢铁大炮。如果没有钢铁大炮，没有重工业作为支撑的话，今天建国了，隔几天或者某一个时间也会分分钟钟，被人家打开国门，重新恢复到丧权辱国的地位中去。所以1949年以后，中共中央就制定了一个政策，就是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当时国家力量非常衰败的时候，就得集中全国的力量照顾工人，发展重工业。在这个时候，农民兄弟的生活就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是1953年当时的一个社会现实。

可是梁漱溟这位学者并没有毛主席那一代人的战略眼光，他只是站在农民的角度，他非常同情。他就在1953年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说，中国共产党打江山主要靠农民。可是建国以后，农民和工人的生活，一个九天之上一个九天之下，言外之意就是工人得到很多照顾，但是农民的生活非常艰苦。在这个时候，梁漱溟说，我要替农民说话，意思是明确的告诉毛主席要行仁政。

梁漱溟的这个态度，和毛主席的战略格局比的话，层次低了很多，可是他也正义凛然。这个时候毛主席说所谓的仁政有大仁政和小仁政。今天的中国要想获得尊严，不要看建国了，你的重工业和钢铁大炮没有跟上，你的国家分分钟钟是可以被人重新灭亡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建国之路非常艰难的情况下，调集国家的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去照顾工人阶层，是没有办法也是权宜之计，那么这是为了国家整体尊严所必须做出的决策。而没照顾农民是个小仁政，只是站在农民一个阶层，而没有站在整个国家命运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这是毛主席对梁漱溟的回答。可是梁先生当时听不进去，然后他就在这次会上跟毛主席进行了剧烈的争辩。毛主席最后做了个结论，他说尽管今天梁漱溟和我争论了，但是不要因为和我争论，我们就开除他，他说政协委员照样当，工资待遇一点也不能少。历史记载，1953年这场争论，梁漱溟内心不服气，为什么不服气？因为他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到毛主席的那种高瞻远瞩，和这种出于对国家命运考虑的那种远见卓识的安排。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曾经有一个学者叫艾恺，他专门研究中国思想史，其中重点是研究中国儒学思想。他曾经专门去访问梁漱溟，梁先生也给他机会，曾经给他多次深谈。美国学者艾恺曾经称梁漱溟为最后的一个儒家。当然了梁漱溟本人他不是很认同，在最后他对他一生的定位，他说人有今生、前生、来生，他说我前生是一个禅宗的和尚，这是梁漱溟他自己也对他自己的一个评价。

我们说完梁漱溟的一生以后，我们说一说他的主要文化观点。对近代中国所遭遇的文化危机，梁先生的看法是什么呢？他对整个人类的文明，做出比较，一个就是印度的文化，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中国的文化。梁漱溟对人类的文化做了这三个方面区分之后，他又进一步做了概括。他认为西方文化学欲望向前。那我们今天来看是西方人去肯定欲望，按照欲望的驱使去追逐，去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应该说这确实是西方文化一个特点。印度的文化是意欲向后的，向后什么意思？就是他要把自己的欲望给超越掉，或者说给放弃掉。大家看比如佛陀的思想，佛陀本来是个王子，乔达摩·悉达多，他自己享受着各种丰富的物质生活，可谓荣华富贵。但是他恰恰要放下这些东西，到深山里面去苦行，去大雪山去禅定，最后在菩提树下七天，夜睹明星而悟道。梁漱溟给他的概括是意欲向后，其实就是，它跟西方正好相反，它要消灭自己的欲望，或者减少自己的欲望。对中国文化，梁漱溟的看法是什么呢？就是调和适中，中国文化对欲念、欲望，既没有消灭它，也没有鼓吹它，他讲中国文化是一个调和适中的。他做了这个判断之后，梁漱溟的结论是，近代以来西方人为什么突飞猛进，西方社会野蛮生长？梁漱溟说是西方文化打开了人类欲望的闸门，人类释放了欲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我追求欲望、我赚钱、我发财、我研发各种科技发明等等，我征服自然去挖矿，是合理的，是正当的，是光荣的。梁漱溟说西方文化的这种意欲向前，鼓吹欲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带动了整个西方突飞猛进的进步，这个判断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社会的很多内在的弊端和毛病也展现出来了。人类精神空虚的问题，自然界极大的破坏，利益集团之间互相的争斗等等，梁漱溟都谈到了。梁漱溟说，人类文化往前再发展的话，那就应该是中国文化了。人类近代社会之所以发生那么大的变化，是西方文化意欲向前，不断的追逐欲望所带来的。可是这样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诸多的困境和内在的挑战和弊端。那么在这个时候，人类社会如果再往前很好的发展，中国文化是整个人类应该遵循的方向。

梁漱溟的这个论证在整个新儒家的思想里，也是独树一帜的。梁漱溟一方面要论证中国文化有强大的生命力，站在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立场上，去为自己文化的生命力做认证，但是他论证的思路是很独特。我们所解读的信息是什么？是我们中华民族近代，在遭遇山穷水尽的困境中间，我们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在思考中国文化如何在近代欧风美雨冲击的严峻环境为自己未来的发展去论证，去鼓与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