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惶恐与沉思：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亲爱的，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您好。

今天这堂课就要对前面的课程做个小结。近代的中国所遭遇的整个国际环境是什么？我已经说给大家。那么当时的中国人，对整个世界格局的这种变化，是不是有认识呢？也有。比如说李鸿章，他在1872年5月写的一个奏折，叫《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鸿章是这样说，“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这个就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整个清朝的官僚对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一个认知。在中国历史的经验里边，我们周边的国家和中国相比，一般来讲是落后的，文明上是蒙昧的。几千年来就形成了一个藩国的体系，中国是宗主国，周边的小国，就依附在中国的这个宗主国的体系下面，然后形成一个协和万邦的国际的治理体系。可是近代以来，中国所遭遇的西方国家，完全不是中国历史经验上所遇到的。而且西方国家，和我们所谓的蛮夷相比，他是整个世界最先进的生产力，某种程度上当时也是先进制度的代表。这个时候使得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很多人，一下子意识到这次中国所遇到的对手，是中国历史经验上所从来没有过的，这叫亘古所未有，所以把它总结为叫三千年之一大变局。

那么，到底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个什么样的变局？其实李鸿章并没有说清楚。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们这堂课要回答的，到底什么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朋友们，我们讲人类社会是谁的社会？不管是什么阶层，总起是人类社会。西方社会由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作为历史的节点，西方社会到底发生什么变化？我在前面讲课的基础上，我（再）做一点凝练和总结。朋友们，西方社会其实是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由被压抑、被控制、被束缚的人，转向了一个可以释放自己、追求自己，人的力量被激发出来了。那么在哲学上怎么总结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潮流呢？大家读吉登斯，哈贝马斯，洛尔麦等等，西方的这些哲学大家，对整个西方社会发生的惊天巨变，概括叫做主体性的确立。什么是主体性的确立？原来的时候，无论是神权，宗教，专制的王权等等，各种绳索把西方人紧紧地给包裹起来。人的力量、人的创造力、人的理性、人的智慧等等，全部被淹没起来，而没有得到彰显和释放。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后，人的力量被激发了，它带来的是什么？它带来的是整个西方社会文明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所以我们说主体性的确立，是整个西方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最核心的一个内在的主旨。

与此同时，我们中国是个什么社会呢？毛泽东主席在1927年写一篇文章，叫《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文章里面，实际上毛泽东就指出，他说我们中国社会现在，之所以发展的不好，他总结了束缚在中国人头上的四大绳索。哪四大绳索呢？

第一个他讲的是政权。政权就是那个封建的专制独裁的政权。那些官僚们，他们对老百姓横征暴敛，用各种制度控制老百姓、盘剥老百姓，老百姓生活叫苛政猛于虎。这是讲的政权。

第二个权叫神权。神权这里主要是讲的当时的封建迷信。尤其是封建迷信经过统治者的利用之后，就成了控制老百姓的一种精神力量。鲁迅一篇文章叫《祝福》，其中有个人叫祥林嫂。祥林嫂作为一个妇女，结过两次婚，结过两次婚以后，别人是怎么吓唬她，说你死之后，你的两个丈夫为了抢你，那就得用锯，把你锯成两半儿来分开。祥林嫂吓的神情慌张。但是别人又告诉她说，如果想把自己的罪给赎掉，你就买上几尺红布，放在庙的那个门槛里边，每一个人进庙礼拜的时候都踩上这个红布，就是被千人踩、万人踏之后，你的罪才能消灭。祥林嫂是一个非常苦难的农村妇女，结果她真的就买了布，放在庙的门槛。大家从此就看得出来，在中国人心里面一个强大的精神的压迫力量，就是封建迷信，叫神权。

第三个权利是族权。我们几千年以来农业文明，他形成一个大的家族。在这个族里面，谁说了算？德高望重的长者。年轻人有什么想法，一般是不被允许的。就使得整个族里的人，他的行为、他的言行、举止都紧紧地被这个宗族的一些所谓的规章，或者宗族的一些规约控制着，这是讲的族权。

第四个权利叫夫权，丈夫的夫。从整个西汉以来，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就被凝固化了，就是三纲五常里面其中一个，就是夫为妻纲，也就是说在家里边真正说了算的实际上是丈夫。陆游和他的表妹唐婉。他们俩青梅竹马，感情非常深厚。但是结婚以后，由于唐婉没有怀孕不能生孩子，陆游的妈妈就要求陆游把唐婉给休掉。结果是唐婉被休掉。后来的时候，两个人又见了，结果不久之后，唐婉相思成疾，后来就烟消玉陨，死掉了。当时陆游和唐婉儿，游的是沈园，在游历的时候，陆游看到唐婉以后，内心里感慨万千，也写了一个叫《钗头凤》。其中有几句叫“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唐婉，也看到他曾经的丈夫陆游之后，内心里就想起曾经的恩爱，抑郁成疾，在临终临死之前，也留下了一首词，就是叫《钗头凤》。“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朋友们，夫权在整个中国历史几千年，尤其是压抑女性的一个沉重的负担。夫权、族权、神权、政权，这就是压在中国人身上的四道绳索。

中国社会的状态和整个西方相比，在当时几乎是天壤之别。一个是打破了各种束缚以后，寻求人的解放、人的觉醒，并且在人的能力释放之后，带来社会翻天覆地变革的时候，而中国人还在夫权、政权、族权、神权等等各种束缚之下。所以我们近代以来，从孙中山一直到毛主席、周恩来等，他们所努力的也是追求民族的解放和老百姓的解放。对民族的解放而言，是要推翻所有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压迫。这叫中华民族的解放。人民的解放，实际上就是要打破，中国人民头上一道一道的绳索，打破之后，不仅获得自由，而且才能够释放一个民族的活力。

那有人可能要问，那我们中华民族为什么没有得到挣脱，而实现率先发展呢？这里面我要告诉大家，从文化的角度，我们的文化从本质上讲，它不是一个束缚人的。但是我们这个文化有一个很内层的东西，我们主张的是什么主体性呢？实际上是把人性之中的弱点，要克服掉。克服掉之后所彰显的是人性之中积极向上的力量。无论是儒家、道家、佛家，都是特别主张人要用这个积极向上的力量去做主，并且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所以大家读孔子的话，“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没有说简单对人的压抑。孔子讲到七十岁的时候，他说“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他修养的状态。包括佛经里面讲，一个人修的好的是打破各种束缚以后得大自在。也就是说我们强调的主体性和西方文的主体性，有着根本的不同。西方的主体性是什么？是文艺复兴所开启的主体性，包含了各种欲望，也包含了理性智慧等等，应该说是个潘多拉的盒子，积极向上的、消极的，叫做泥沙俱在，这是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开启的主体性。但是中国对的这个主体性的理解，要想发挥出人性之中积极向上的力量，中国文化看到，必须要克制或者束缚人性的这种恶的力量。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文化两千多年，其实是两条线，一个是把人性之中积极向上的力量开启出来，创造文明的辉煌。一个是要把人性之中，那些引人堕落的力量加以束缚和控制，减少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可是在两千多年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中国人是用越来越多的力量用在控制人性之恶上，而对人性积极向上的那个力量开启方面，关注的非常不够。这就造成了毛主席的1927年，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所描述的，夫权、政权、族权、神权，无数看得见看不见的各种绳索，对中国人的束缚，结果把中国人所有的创造力，乃至于生命力、活力等等给阻碍住了。这就使得我们近代的中国，当西方人蒸蒸日上的时候，我们还是活在一个沉闷的、自给自足的状态里面，踽踽独行。

朋友们，中华民族在这样一个状态里面，和一个开启了人的创造活力的文明形态相遇了，中华民族所遭遇的血泪、屈辱，中华民族为了追求自己的尊严，为了实现生命力的再造，所进行的抗争和奋起，这也成为整个近代中国所必须经历的一个历史的过程。朋友们，我说近代中国我们遭遇的所有的苦难，这是一杯苦酒，这杯苦酒使得我们这个民族，从1840年一直到建国以后，我们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屈辱，我们付出了太多惨痛的代价。我们只有对中国近代史，进行好好的反思、总结、梳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可以知道我们今天生活的很多困惑、纠结、问题的来龙去脉，而且也才能在这个基础上，找到一把解决当下问题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