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讲丨记录：史书的“官方”版本

本节概述 

        唐太宗向史官房玄龄索阅自己的《实录》，受到抵制，因按制度皇帝不能看自己的历史记录。在他坚持下，房玄龄只得整理出一部分，唐太宗果然提出六月初四的事件写得不够全面。于是史书中留下了玄武门之变的官方版，其实漏洞百出，真相欲盖弥彰。唐太宗夺权的过程的确残酷血腥，但非如此成不了唐太宗。今天评价唐太宗，主要还要看他执政后的作为和对历史的贡献。

本节内容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的五月，当了十年太上皇的李渊去世，这位唐朝开国的太祖太武皇帝被隆重的安葬，就在葬礼举行前的十天，唐太宗通知史官，他要亲自查阅高祖皇帝和自己的《实录》，被史官婉言拒绝。

图：大明宣宗章皇帝实录

        贞观十六年四月，唐太宗又找谏议大夫褚遂良：“你还负责记《起居注》吗？记的什么能让我看看吗？”褚遂良回答：“史官记录君主的言论和行动，好坏都要记载，才能使君主不敢做坏事。没有听说君主自己可以拿来看的。”唐太宗问：“ 我如果有什么不好的事你也记吗？”褚遂良回答：“这是我的职责，不敢不记。”旁边的黄门侍郎刘洎插话：“假如褚遂良不记，天下人都会记。”唐太宗又碰了个钉子。

        第二年，唐太宗又找了监修国史的宰相房玄龄，第三次提出要求，说：“我的用心和以往的君主是不一样的。帝王想亲自阅读国史，以便了解自己以前的错误，作为今后的警戒，你可以按顺序写成了呈上来。”谏议大夫朱子奢极力反对，他说：“陛下身负圣德，言行从来没有过失，史官记载的自然是尽善尽美，所以你要查阅《起居注》并无不妥。但从此如果形成制度传下去，我恐怕到了曾孙、玄孙辈，难免没有达不到‘上智’的君主，会文过饰非，史官就免不了要受刑罚惩处。 这么一来，史官为了保全自己、避免祸患，无不迎合风向、顺从旨意，悠悠千载的历史还能相信吗？这就历来不允许帝王查看的道理。”但唐太宗坚持要看，于是房玄龄只得与许敬宗等人删改了李渊和他的《实录》各二十卷呈上给他御览。

图： 《大唐创业起居注》 

        其实房玄龄等心中都明白，唐太宗最关心的是哪一部分，自然已经在文字上下了功夫。但是唐太宗看了“六月初四”这一天的记载，还是嫌他们写的太隐晦了，他说：“当年周公杀了管叔、蔡叔而使周室安定，季友毒死叔牙才为鲁国带来太平，我这样做是为了安定社稷、造福万民。史官执笔的时候何必有劳你们特别隐晦呢？应该加以修改，删除不实之处，直截了当把事实记下来。”

        有了这样的明确的指示，以房玄龄为首的史官们自然只能够体察圣心，将两朝《实录》中有关的文字修改到唐太宗满意为止。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唐朝的“正史”《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等书中记录下来的“玄武门之变”。

        根据这些书的记载，“玄武门之变”的事实是这样的。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突厥进犯，太子建成就建议派他的四弟齐王元吉率军北征，并且征调了秦王李世民府中的大将尉迟敬德、程知节和秦叔宝等人随军出征。得到唐高祖李渊的批准以后，一向嫉妒秦王军功和威望的建成，一直在找谋害他的机会，企图利用与秦王在昆明池饯行的机会，埋伏将士将他刺杀，事成以后上奏说他突然得病死亡，那么对于尉迟敬德等秦王府的骁将也准备一律活埋。

        秦王从他收买到的太子下属那里很快得知了这个消息，连夜和他的谋士们商量对策，众人都劝他先发制人，而李世民不忍骨肉相残，还在犹豫不决。幕僚们说了一大番道理，终于说服他，下决心采取行动。

        偏巧这几个月，太白星多次在白天出现，六月初一、初三又两次出现，傅奕就向唐高祖李渊密报：太白星出现在秦地，秦王要得天下了。

        高祖大怒，认为这预示着李世民要谋反篡位，所以立即召李世民来责问。李世民申辩这是建成、元吉两人想要谋害他，并且密奏建成、元吉两人“淫乱后宫”。李渊大吃一惊，决定第二天将兄弟三个人一起召进宫来当面责问。

图：尉迟敬德画像 

        到六月初四一大早，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等人埋伏在玄武门。建成、元吉两个人走到临湖殿的时候发现情况异常，当即调转马头想逃回东宫。李世民率人冲出来，在后面追赶。李元吉就拉弓向李世民放箭，因为惊慌失措，连放三箭都没有射中。李世民也张弓还击，一箭就射死李建成。这个时候尉迟敬德率领了七十多个骑兵赶到了，射中了李元吉的坐骑，元吉坠马。李世民的马也受到惊吓，逃了树林，被树枝绊倒了，李元吉赶到夺下弓箭，勒住李世民。这时尉迟敬德跃马怒叱，一箭射死李元吉。东宫和齐王府有两千多精兵闻讯赶到，猛攻玄武门，形势十分危急。尉迟敬德将建成、元吉两个人的头调出来示众，宫府的军人看到主人已经被杀，立时溃败。

        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全副武装，进宫去保卫李渊。谁知原定当天早上要亲自讯问这三兄弟的李渊，居然兴致十足，正在后苑海池的游船上面，看到手持长矛，一身甲胄的尉迟敬德闯到面前大吃一惊。尉迟敬德跟他报告：“太子与齐王作乱，已经被秦王杀了，现在大臣们劝他将国事交给秦王处理。”李渊答允得十分爽快：“好得很，这正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马上提笔写下一道诏书，命令诸君听从秦王的号令。

        大局已定，秦王就赶来和高祖见面，父子两个人抱头痛哭。高祖随后颁发诏书：立秦王世民为太子，建成、元吉（的）十个儿子，统统以谋反罪处决。

        两个月以后，高祖宣布退位，成为安享天年的“太上皇”。“玄武门之变”以秦王李世民提前登上帝位而结束。

        尽管李世民和他的史官把事实真相隐瞒起来，因为史料已经改得天衣无缝，但实际上漏洞百出。我们只要稍微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些矛盾。比如说唐朝的史书里面一直宣扬，当时李渊对能不能起兵、要不要起兵反对隋朝，一直优柔寡断、迟疑不决，是李世民促使他拿定主意的。实际上当时李世民只有19岁，而他的哥哥长子李建成已经29岁，实际上李渊是要等到李建成回到身边才最后决定，根本不可能主要是靠了李世民的鼓励、坚持，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图：李世民画像

        又比如说唐朝的“正史”都宣扬建立唐朝、平定天下主要是靠秦王李世民出的力，而且说他是“勋业克隆，威振四海，人心所向”。实际上，李建成作为储君，他主要的职责是帮助唐高祖处理日常的政务。因为高祖怕他不熟悉政务，就命令他跟着实习，所以除了太大的军国事务以外，其他都交给他去处理的。李世民主要负责东征西讨，客观上就造成好像战绩都他建立的。而且，实际上李世民的功绩也不像史书上所描述的，而李建成也不像他们贬低的是个窝囊废。

        比如说窦建德被唐朝打败以后，他的部下刘黑闼于武德四年起兵，很快重新占领了旧地。李世民奉命去围剿，实行残酷镇压，被俘虏的小头目都杀死示众，妻、子都由唐军抓走，连他投降都不接受。唐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勉强取胜。但仅仅过了几个月，刘黑闼又再度起兵，“旬日间悉复故城”，并且定都洺州，称汉东王。

        这个时候李建成受命出兵，他接受王珪和魏征的建议，主动地请令征讨。他一改李世民的高压政策，实行宽大安抚，俘获的俘虏全部遣送回乡，所以百姓很高兴，仅仅两个月，就平定了山东。这些都是唐朝“正史”里也都写着的，抹杀不了的（事实）。所以类似这样的例子，如果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就可以明白，以后记的历史就夸大了李世民的攻击，极力贬低了李建成和李元吉。

        从情理上分析，李建成是高祖与窦皇后所生的嫡长子，立为太子名正言顺，他为大唐的创建也立下了赫赫战功，掌握着东宫独立的武装长林军，并且获得手握兵权的四弟齐王元吉的支持。唐高祖最为信任的宰相裴寂，也是建成的坚定支持者，唐高祖宠爱的张婕妤、尹德妃等人也经常说他的好话。显然，建成的接班地位十分稳固，完全没有搞阴谋诡计的必要。

        而李世民身为次子，在正常情况下是绝无可能继承皇位的，除非发生意外，或者采取政变夺权，可见他才是有背着唐高祖和李建成暗中活动的必要。而且从有关的史料里面可以看出，李世民一直在搜罗人才，而且希望这些人具有“经营四方”的能力。

图：敦煌文书《常何墓碑》残卷 

        陈寅恪他根据巴黎图书馆收藏的敦煌写本《李义府撰常何墓志铭》考定，“玄武门之变”实际上唐太宗取胜的关键在于收买了建成原来的亲信——玄武门的守将常何。可见玄武门伏兵绝不是仓促之计，所以这血腥一幕出现了，只是或早或晚而已。

        由于唐太宗与贞观史臣们的合谋，要完全复原“玄武门之变”的真相，已经不可能了。但我们完全可以推测，这是由唐太宗蓄谋已久的一场政变，而皇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却毫无戒备，以至在获得准确的情报后，也没有采取相应的对策，遭到伏击后，才夺命而逃，自然必死无疑。被武力胁迫的唐高祖只能就范，在完成了宣布儿子建成、元吉的罪状，杀死了十个年幼的孙子以后，改立太子，转移权力，老老实实做了太上皇。

        就在22年前的隋朝仁寿四年，太子杨广因为有被废的危险，就发动宫廷政变，杀死了他的父亲隋文帝杨坚和他的哥哥废太子。所不同的是发动政变的主人，一个是接班人，位置受到了威胁，另一个却根本不是接班人；一个是杀了父亲，一个是让他父亲做了太上皇。不过要是唐高祖不愿意就范，不主动配合的话，那已经六十岁的皇上“驾崩”，谁知道不是尉迟敬德执行的方案之一？

        留在史料上的隋炀帝杨广是一个荒淫无耻、灭绝人性的暴君，而导演了一场同样宫廷政变的李世民，却是大唐帝国的缔造者，是历史上少有的明君。之所以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当然与两人的所作所为有关，但更是隋炀帝亡国的结果。要是隋朝不亡，隋炀帝也像唐太宗那样在《实录》上下些功夫，今天我们了解的杨广就不是那样，也绝不会获得“炀帝”这样的恶谥，遗臭万年了。

        要评判一个历史人物，不能只用道德标准，而要根据他的全部功过。尤其是对帝王和政治领袖，主要要看他对当时的社会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而不必过分注重他的个人品质和私生活。

        尽管李世民是以残酷、卑劣的手段成为唐太宗的，但唐太宗的历史贡献还是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应该完全相信他一手炮制出来的史书，让“玄武门之变”的真相永远淹没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就是对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唐太宗“天可汗”的尊号，也不要太当真。在只有汉文史料的情况下，谁知道这是不是哪位唐朝词臣的杰作或者蓄意的误译呢？

图：阙特勤碑 

        在蒙古高原上发现的“阙特勤碑”，正面是唐玄宗亲自写的碑文，赞扬了唐朝跟突厥首领之间情同父子的这样一种情谊；但是在碑的两侧和背后却是用突厥文写的一篇突厥人自己撰写的历史，这些话恰恰跟唐玄宗写的碑文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如果有机会看到当初那些突厥和所谓“四夷”他们自己留下的记录，也许我们就不会天真地相信真的是各族人民衷心拥戴这个“天可汗”的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