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148【前140年】董仲舒答古今治国之道

柏杨版资治通鉴文稿 

“平常不培养知识分子，却打算遴选到贤能人才，就好像不去雕琢玉石，而要求它呈现美丽的光彩形象一样。培养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莫过于设立大学（太学）。大学是贤能人才的制造场所，推行教化的根本基地。而今，一个郡或一个封国的人口，相当众多，教他们遴选知识分子前来参加皇帝的考试，竟一个人都选不出来，圣王治国的方法，眼看面临失传。因之我建议陛下：兴建大学，敦聘有学问的教师，大量培养知识分子。经常考试垂询，向他们提出问题，使他们得以显示才干。这样，就可以在其中物色到英才。

“现在的郡长（郡守）、县长（县令），都是人民的导师和表率，秉承陛下的德意，传播教化。如果导师品质低下，则陛下的德意不能传播，恩惠不能到达民间。现在的情形是，他们既不能教化人民，又不能严格执行国家法令，反而虐待人民。官吏狼狈为奸，上下勾结，人民贫困孤单，受尽欺凌，重重冤苦，没有地方可以申诉。以致失业流离，完全违背陛下爱民的原意。是以暴戾之气，充塞社会，人民生活困难，得不到照顾。都由于地方官员昏庸，弄到这种地步。

“地方官吏的来源，大约的说，一是宫廷禁卫官（郎中）和皇家警卫官（中郎）。一是郡长（太守）等级的高级官员（二千石）们的子弟。一个人想当禁卫官或警卫官，必须有相当的财产（参考前一四二年五月）。问题是，有财产的人，未必贤明。古人所谓‘功劳’，从他能不能胜任他的官职，鉴别高低，不是说只要混日子就够了。从前，能力低的，虽然做了多少年，仍应当他的小官。能力强的，虽然当官没有多久，仍可以高升到做皇上的助手。所有官员都竭力尽智，专心于他的工作，追求成果。现在却恰恰相反，当官都在鬼混日子，日子混得长久，累积起来，成了‘资格’，就可升迁。于是廉耻淡薄，贤能的和庸碌的没有分别，真实遂被淹没。

“我诚然愚昧，但我建议陛下：下令各封国（王国和侯国）、各郡以及部长级以上官员（二千石），每年都要在基层职员（吏）中或民间，遴选两位贤能人才，送到首都（长安），充当皇家卫士（宿卫），使他们学习大臣们管理国家的方法。所推荐的如果贤能，给予赏赐；所推荐的如果是愚笨邪恶之辈，给予责罚。必须如此，地方政府首长（二千石）才会尽心尽力，寻访贤能人才。天下的知识分子，才可以受到政府差遣。政府也可以集中天下所有贤能人力，则三王（姒文命、子天乙、姬发）的盛世，很容易达到；伊祁放勋（尧）、姚重华（舜）的美名，也很容易享有。主要的是，不要以年资作为升迁标准，而应注意到工作的能力。酌量他的才干而授予官职，考察他的品德而决定他的前途。那么，廉洁的跟无耻的人，自然离开，贤能的人跟庸碌的人，不致混杂不分。

“我听说过：积少可以成多，累积零星小钱，可以成为巨富。所以圣人无一不是突破黑暗，得到光明，从微小的地方着手，勋业终会照耀寰宇。所以，伊祁放勋（尧）不过一个酋长，姚重华不过深山一个农夫，并不是一下子就冒出来，而是因为德行不断增加，才能如此。自己亲口说出的话，没有人能吞回去。自己亲身做出的行为，没有人能掩盖得住。‘言’‘行’两件事，是管理国家的关键，正人君子们可以用它改变天地。综合很多小的才智，就能建立伟大的勋业。能够在细微末节的行为上谨慎，他的品德自会显耀于世。一个人不断地累积善心，好像春天后的白昼，每天加长，并没有感觉。一个人不断去做邪恶的事，好像用火去烧油脂（像点燃蜡烛），每天耗损，也同样没有感觉。就是这个原因，使伊祁放勋（唐）跟姚重华（虞）得到美好的名誉，而姒履癸（桀）、子受辛（纣），则陷于使人悲悼戒惧之境。

“快乐而不淫乱，反复做善事而不厌倦，就是所谓的‘道’。只要把握住‘道’，千世万世，都不会败坏。而竟然败坏，是因为丧失了‘道’的缘故。从前圣明君王的‘道’，必定有被忽略的地方，政府才走错了路。改正它也很容易，只要注意到忽略之处，用它来矫正弊端，就可恢复正常。三王（姒文命、子天乙、姬发）的‘道’，不是同一个来源，但并不相反，反而互相补充，因为每人所遇到的困难不同，对应的方法也不同。孔丘说：‘无为而治（用“不做任何事情”的态度管理国家），莫非是姚重华！’姚重华改变正朔（重新厘定历法），改变衣服的颜色，只是顺服上天的旨意，其他一切，都遵循他的前任伊祁放勋所定的制度，为什么还要更张！

“所以，圣明君王在名义上虽然改变制度，实质上却仍保持原来制度。然而，夏王朝提倡忠心，商王朝提倡恭敬，周王朝提倡礼仪，只是为了补救上届王朝的缺失，才提出新的重心。孔丘说：‘商王朝继承夏王朝的制度，增加或减少的部分，一目了然。周王朝继承商王朝的制度，增加或减少的部分，也一目了然。将来继承周王朝的政权，总离不开这个轨道，虽到一百代的后世，也可以预测。’这段话指出，以后百代帝王治理国家的方法，都不会超出三王（姒文命、子天乙、姬发）的范畴。夏王朝继承姚重华（舜）时代的政治制度，而孔丘却没有指出有什么增减，因为他们所用的方法完全一样，提出的政治号召，也完全相同。

“‘道’的最初源头，出于上天。上天不变，‘道’当然也不变。所以姒文命继承姚重华，而姚重华继承伊祁放勋（尧）。三位圣明的君王（姒文命、姚重华、伊祁放勋），遵守的是同一的‘道’，没有弊端可以补充，孔丘也没有指出他们的增减。由此可以看出，继承的如果是太平盛世，‘道’相同；继承的如果是乱世，‘道’改变。

“而今，西汉王朝在大乱之后兴起，如果能稍微减少一点周王朝礼仪上的复杂琐碎，而提倡夏王朝的忠心，则古代就是现代。想起来，同是天下，用古代标准衡量现代，为什么相差那么遥远？为什么败坏堕落到这个地步？我想，是不是现代人已失去了古代管理国家的方法？违背了上天的规则？

“上天有它的分际，赐给它锐利牙齿的，就不赐给它尖锐的角。赐给它一双翅膀的，就只准它有两条腿。所以，接受重要的，不能同时要求次要的。古代发给官员俸禄，不许他出卖劳力，不许他从事工商，也是接受重要的，排除次要的，跟上天的旨意相同。而现代官员，却大小通吃，既要重要的，又要次要的，连天堂都无法使他满足，何况人间？平民所以怨声载道，生活贫困，原因在此。这些官员们，身受宠爱，有荣耀，又居高位，家族温饱，又有优厚的俸禄收入，却借着雄厚的财力，从事工商末业，跟平民争夺利润，平民如何能够抵挡？最初不过小小困顿，久了终于陷入贫苦。有钱的越发有钱，贫苦的日益悲愁。悲愁到不愿活下去，宁愿去死，他还怕什么犯罪？这正是刑罚虽然多而且又重，犯法的人反而成正比例增加的缘故。

资治通鉴原文 

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王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殽，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

“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巨，故圣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虖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销膏而人不见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

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馀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虖！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民不乐生，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