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选书《末日永远不会到来（上）》07-资本主义是如何拯救鲸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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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蔡书腾。今天是我解读《末日永远不会到来》一书上半部分的最后一集，我们将从鲸鱼的故事入手，探讨能源转型的问题。

如果有什么可以称得上是大自然奇迹的话，那非蓝鲸莫属。一只蓝鲸可以有10层楼那么长。

让人揪心的是，这样的大自然奇迹一直遭受人类的损毁。20世纪中叶，随着大型工业船只的兴起，人类几乎将鲸鱼捕杀殆尽。

六七十年代，科学家们对鲸鱼数量的减少提出了警告，一小群年轻的积极分子开始着手拯救它们。活动人士开始记录捕鲸的残忍和鲸鱼的人性。

1975年夏天，事情达到了高潮。一小群反捕鲸活动人士乘坐一艘66英尺长的渔船离开了温哥华港。他们前往北太平洋的捕鲸区，在那里与俄罗斯捕鲸船对峙。

反捕鲸活动人士把冲突的录像片段给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后者在晚间新闻节目里向公众播出了这些影像。数百万人知道了这个新组织的名字：绿色和平组织。

经过7年的媒体宣传、草根组织活动和政治压力，1982年，环保活动人士成功地促使全世界对商业捕鲸实行全面禁令。如今，所有种类的鲸鱼，包括巨大的蓝鲸，数量都在反弹。

一小群忠实的自然爱好者拯救环境的故事很有吸引力。它是我们从电视、电影纪录片、书籍和新闻报道中了解到的故事。这是一部令人兴奋的戏剧，有明显的英雄和恶棍。一边是贪婪、懦弱、破坏自然的人，另一边则是充满理想主义、勇敢的年轻人。这个故事激励了数百万人采取行动。

把这个故事作为保护环境的指南的唯一问题是，它几乎所有的内容都是错误的。

有组织的捕鲸至少可以追溯到八世纪。就在那时，生活在现在的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建造了塔楼来发现它们并捕猎它们。在17世纪的日本，六家公司组成了一个捕鲸联盟。十到十二艘船会围成一个半圆形，在岸边撒网捕鲸。和斗牛士一样，这些捕鲸人士被誉为民族英雄。

到1830年，美国已经是全球捕鲸业的领头羊。鲸油是一种奢侈品，因为它燃烧起来比蜡烛更亮，比木头更干净。鲸鱼还提供了许多其他东西：食物、肥皂、机器润滑剂、香水的基础油，以及鲸须、紧身胸衣、雨伞和鱼竿。

对鲸油日益增长的需求促使企业家们寻找替代品。其中一位名叫科尔。1849年，一位医生用石油给柯尔的妻子治病。这个想法并不新鲜，几百年来，一些印第安人使用石油作为驱虫剂、药膏和补药。

柯尔意识到一个商机。他推出了自己的品牌“科尔的石油”，通过一个乘马车在该地区旅行的销售队伍以50美分的价格销售瓶装石油。

柯尔雄心勃勃，为他的产品寻找其他用途。一位化学家建议将其蒸馏后用作照明液。科尔对正在兴起的石油革命的贡献是在匹兹堡市中心建立了第一家工业规模的炼油厂。

一群纽约投资者认为柯尔创造了一个重大商机。他们雇了一个工程师在宾夕法尼亚州到处寻找石油。1859年，埃德温·德雷克在宾西法尼亚州泰特斯维尔附近钻探并找到了一个喷油井。

德雷克油井的发现激发了以石油为基础的煤油的广泛生产，这种煤油迅速占领了美国照明液市场，从而拯救了鲸鱼，因为它们不再需要鲸油。在其鼎盛时期，捕鲸业每年可生产60万桶鲸油。石油工业在德雷克发现石油后不到三年就达到了这个水平。仅仅一天之内，宾夕法尼亚的一个油井所产的石油就相当于捕鲸航行三、四年所获得的鲸油量，这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高能量密度的一个戏剧性的例子。

事实上，资本主义不止一次拯救了鲸鱼。

1900年前后，捕鲸业看起来像是一个垂死的行业。美国的捕鲸产量不到其峰值的10%。捕鲸业没有完全消失的唯一原因是，挪威人能够继续以低成本捕鲸，以及对“鲸须”的持续需求。那时候，人们还没有发明出塑料来代替鲸须。

后来，捕鲸业又卷土重来，而且声势浩大。从1904年到1978年，捕鲸者捕杀了100万头鲸鱼，几乎是19世纪捕鲸量的三倍。

一系列的突破使得鲸油在不同的产品上有了新的用途。1918年，化学家们发现了如何使鲸油固化，同时消除其气味和味道，从而做出人造黄油。

但后来，工业化学家成功地掌握了用棕榈油制造人造黄油的方法，从而消除了对鲸油的需求。到1940年，大部分产自刚果的棕榈油已经变得比鲸油还便宜。1938年到1951年间，人造黄油的使用量翻了两番，而鲸油和鱼油的使用量则下降了三分之二。

记者们意识到了这种转变。1959年，《纽约时报》报道：“植物油产量的不断增长……导致鲸油的市场价值下降，最终可能拯救鲸鱼。”

捕鲸活动在1962年达到顶峰，比绿色和平组织在温哥华的大肆宣传整整早了13年。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捕鲸活动急剧减少。1972年，联合国呼吁暂停捕鲸，美国也根据《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禁止捕鲸。到1975年，也就是绿色和平组织著名的温哥华行动的那一年，46个国家之间已经达成了一项国际协议，禁止捕杀座头鲸、蓝鲸、灰鲸等种类的鲸鱼。

拯救鲸鱼的是植物油，而不是这项国际协议。不断增长的繁荣和财富创造了对鲸鱼替代品的需求。人们拯救鲸鱼是因为不再需要它们，而人们不再需要它们是因为他们创造了更丰富、更便宜、更好的替代品。

今天，蓝鲸、座头鲸和弓头鲸这三个备受关注的物种的数量都在恢复，尽管速度缓慢。没有一种鲸鱼濒临灭绝。各国每年捕杀不到2000头鲸鱼，比1960年捕杀的近75000头鲸鱼减少了97%。对于研究植物油如何拯救鲸鱼的经济学家们来说，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可以‘摆脱’严重的环境剥削。”

鲸鱼的故事其实是能源转型这个大故事的一小部分。

1974年，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一名核物理学家马尔凯蒂测试了初级能源的替代模型，初级能源是指可以以各种方式使用的自然资源或燃料，包括木材、煤炭、石油、天然气和铀。相比之下，次级能源是电力、煤油、氢气、液化石油气和汽油等必须由初级能源制造的能源。

接下来的整个夏天，马尔凯蒂和他的同事输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300个能源转型案例的数据。从木材到煤炭，从鲸油到石油，从煤到石油，以及许多其他的组合。马尔凯蒂写道：“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模型成功了。一种能源的全部命运，似乎在它的儿童时期就已经完全注定了。”能源转型的研究就此诞生。

马尔凯蒂发现，至少在全球这个级别上，市场经常在某种能源耗尽之前，就已经逐渐放弃这种能源。而且，战争、能源价格的大幅变化，甚至经济萧条，对能源转型的速度都没有影响。

虽然稀缺性有助于激励投资者和企业家创造替代方案，但往往是不断增长的经济和对特定能源服务（比如照明、交通、供热或工业）不断增长的需求，使得化石燃料取代木柴，石油和天然气取代煤炭。

正如马尔凯蒂所预测的那样，能源转型的过程，是从能量更稀薄、碳密度更高的燃料向能量更密集、氢密度更高的燃料转变。煤的能量密度是木材的两倍，石油的能量密度比煤高，天然气在转化为液体后能量密度更高。

这其中的化学原理很容易理解。煤大约由一个碳原子和一个氢原子组成。石油由一个碳原子和两个氢原子组成。天然气，或者更确切地说，它的主要成分甲烷，由一个碳原子和四个氢原子组成。这些能源转型的结果是，150多年来能源的碳强度一直在下降。从1860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全球主要能源的碳强度每年下降约0.3%。

马尔凯蒂关于人类社会倾向于从能源稀薄的燃料转向能源密集的燃料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但他对于转型时间表的判断则是不准确的。

例如，在美国，煤炭发电的份额从2010年的45％以上下降到2019年的不到25％。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欧洲的煤炭发电比例下降幅度很大，天然气发电量上升幅度也很大。马尔凯蒂在70年代预测，煤炭到天然气的转型将在80年代和90年代发生，实际已过去了二十年还没有完成转型。他曾乐观地预测，到今天，几乎没有人会燃烧木材和其他形式的生物质，实际上仍有超过25亿人这么做。

决定这些转型速度的是政治。而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有时政治可以使社会从能源密集的燃料转向能源更稀薄的燃料。

近十年来，由著名环保活动人士比尔·麦克基本领导的气候活动主义者声称，天然气对气候的危害比煤炭更严重。

但实际上，在每一个指标上，天然气都比煤炭更清洁。天然气排放的二氧化硫比煤炭减少了17至40倍，一氧化二氮只有煤炭的一部分，而且几乎不含汞。算上事故和空气污染，天然气的致死率是煤炭的八分之一。此外，燃烧天然气所需的水比烧煤少25至50倍。

技术革命使公司能够从页岩和海床中提取更多的天然气，这是美国在2005年至2018年期间能源的碳排放量减少13％的主要原因，也是全球温度不太可能上升3度以上的原因之一。

麦克基本声称，煤炭比天然气更好，因为他使用了20年这样一个不恰当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时间框架。美国政府和大多数专家都认为，最佳的时间框架是100年。因此，他的时间表夸大了天然气作为一种吸热气体的影响。

尽管天然气产量自1990年以来增加了近40%，但美国环保署报告称，2013年甲烷排放量减少了20%，部分原因是垫圈、监测和维护的改进。水力压裂法也使得山顶煤炭开采量下降了62%。水力压裂法对地表造成的影响很小，而煤矿开采则会严重破坏山地生态系统。

任何能源转型都会对人类和环境造成影响。水力压裂会带来废水、小型地震等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但远比不上采煤带来的生态破坏。与煤矿开采相比，开采天然气对环境影响更小的原因是能量密度。荷兰一个天然气田的能量密度便是世界上最多产的煤矿的三倍。

正如马尔凯蒂所预言的，和我们在鲸鱼身上看到的相似，最重要的是创造出一种能量密度更大、资源更丰富、成本更低的替代品。马尔凯蒂没有预见到的是，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对新技术的反对是多么强大和重要，而且这种反对往往来自社会上层。

反对新燃料的通常是富人。在英国，精英们称煤炭为“魔鬼的粪便”，很多人认为这是真的，因为它有硫磺的气味。煤烟和烧木头的香味比起来很难闻。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上层阶级尽其所能地抵制从木材到煤炭的过渡。

同样是受过教育的精英们对水力压裂技术发动了战争。主要的反对者是《纽约时报》、麦克基本和资金雄厚的环保组织，包括塞拉俱乐部和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

马尔凯蒂的朋友奥苏贝尔描述了在20世纪70年代，煤炭企业是如何反对加大对天然气的勘探的。他说：人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而顽强斗争。美国的煤炭工业就是这样……1976年卡特当选总统时，他在主要环保组织的支持下，推动使用更多的煤炭，而不是核能和天然气。

奥苏贝尔认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能源独立的担忧是错误的。他说：“担心出口天然气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我们的国家安全，这是疯了。事实上，拥有一个健康的大型产业会给你更多的国家力量。”

奥苏贝尔指出，科学家们知道天然气储量丰富，尤其是在海洋中。早在80年代中期，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协会的每个人都知道，在大陆边缘的近海中有大量的天然气和甲烷水合物。但是地质学家允许一种错误想法的存在，那就是天然气是宝贵的，必须好好保留。

令人高兴的是，对水力压裂的战争失败了。在利用水力压裂法开采页岩气方面，美国比其他国家干预得少，并因此受益匪浅。美国允许财产所有者对其下方的土地进行采矿和钻探。在其他大多数国家，这些权利属于政府，这是水力压裂技术在其他国家没有发展起来的主要原因。

总而言之，经济增长和对食品、照明和能源不断增长的需求推动了产品和能源转型，但政治可以限制这一进程。

总结一下我们这七集以来所讲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到，谢伦贝格并没有否认气候变化的事实，但他认为本世纪气温大概率不会上升超过3摄氏度，即使上升4度，全球的经济规模和粮食产量也不会遭受重创，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对于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会大大增强，因此气候变化虽然会带来各种负面影响，但绝不是许多环保活动人士所宣扬的世界末日。

谢伦贝格指出，十多年来，发达国家的碳排放一直在下降，一旦发展中国家达到类似的繁荣水平，它们的排放量就会达到顶峰，然后步入下降通道。在这个峰值水平上，包括临界点在内的风险都要低得多。发达国家的减排必须归功于从煤炭到天然气和核能的转变，而这些技术是比尔·麦克基本、格蕾塔·桑伯格等许多著名气候活动人士坚决反对的。

由于森林砍伐和化石燃料的使用而变得富裕起来的欧洲发达国家，正试图阻止巴西和刚果等热带国家以同样的方式发展。这些发达国家里的一些环保主义者对落后地区的人民的艰苦生活漠不关心，无视他们的发展需求，而是力推一些极端的环保政策，这些政策弊大于利。例如，绿色和平组织倡导的一些反农业现代化、集约化的政策加剧了巴西的森林砍伐。此外，媒体人把亚马逊的森林砍伐描绘成世界末日的场景是不准确和不公平的，它令巴西的局势进一步两极化，使得人们很难在农民和环保主义者之间找到务实的解决方案。

目前，对山地大猩猩等野生动物威胁最大的并非化石燃料和工业化，而是贫困的当地人对于木材和木炭等生物质燃料的需求。西方部分环保主义者盲目反对落后国家发展工业和使用化石燃料，实际上阻碍了这些地区从低能量密度的木材燃料向较高能量密度的化石燃料的转型，从而带来更严重的环境问题，包括森林砍伐、物种减少和气候变暖。当务之急是支持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推动这些地区的能源转型。

这个月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对你有所启发，我们下个月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