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图之声】《大师巨匠》第30期｜中国唯一的狂者-熊十力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民国大师是中国唯一的狂者——熊十力。

熊十力，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

熊十力自幼即与众不同，他曾口出“狂言”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这句话令他的父亲和兄弟都惊异不已。10岁时，父亲讲授《三字经》，他一天就背熟了。之后又教他四书，讲完一段后，熊十力还意犹未尽，每次都要求父亲多讲，父亲不肯，说：“多含蓄为佳也。”

十六七岁时，熊十力即四处游学，当他最先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时，忽起神解，“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并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绝非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等外在满足，而在领悟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体识至大至刚之“真我”，以合于天地万物之理。这一觉悟基本上奠定了熊十力之后的治学方向。

192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举荐，熊十力被蔡元培聘为北大主讲佛家法相唯识的特约讲师。一到北大，熊十力就打破了“师生蚁聚一堂”之学院式教学方式，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式教学，他力主道德与学问并重，生活与学习一致。在主讲“唯识学概论”的过程中，他对唯识论逐渐由怀疑而至展开批判，并开始构造他独出心裁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

熊十力主要的哲学观点是：体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质不二、天人不二。人与天地万物同具仁心本体，内蕴着极大的力量，可以创造、生化。熊十力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而上学基础，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基于他奠立的形上基础而加以发挥、扩展、深化、扬弃。

1932年，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出版，这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

蔡元培、马一浮等人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梁漱溟说，熊十力是中国唯一的“狂者”。

熊十力在为学之余，喜欢结交学界的朋友，与时下的贤能者切磋学问。尤其是与林宰平、梁漱溟二人曾在一段时间里交往甚密。

熊十力在北大任教期间，还常与同乡人废名探讨佛经理论，两人经常意见不合，争得唾沫星子乱飞，火花四溅。一次，两人又吵成一团，互飙国骂。

过了一会儿，外面的人听见里面没声音了，赶紧跑去看，只见这俩个老小孩儿扭打成一团，互相掐着脖子，哪里还说得出话了？众人立刻将他二人拉开，正准备劝说时，熊十力扑上前去，对废名施以老拳，结果废名回击的火力更猛，熊十力抵挡不住，拔腿落荒而逃。人们一看，想必这两人的梁子怕是要结下了。没曾想，这两人“过了一二天再聚时，又是谈笑风生，和好如初了”。

1937年，日寇侵入华北，熊十力化装成商人，坐上煤车逃离北京城。路上遇到了下雨，衣履尽湿，仓皇狼狈之状难以言表。他并没有随北大南迁昆明，而是先回原籍黄冈，继而避难四川，任教于马一浮主持的乐山复性书院，讲授宋明理学。

此时的熊十力，虽身处后方，但常因想起沦陷区同胞之苦辱而禁不住失声痛哭。为此，他撰写了《中国历史讲话》一书，大讲五族同源，意在为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论与历史依据。

1943年，熊十力接到北大校长蒋梦麟聘他为文学院教授的聘书，并被特许可暂时不到校上课。当时正值民族危亡之秋，熊十力便将其满腔真情都倾注在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之上。

抗战胜利后，熊十力来到武汉，内战又引起他的强烈不满。于是，他一连多日，大白天手持灯笼在商业大街上旁若无人地行走，好奇之人实在弄不明白，就拦住他问：“先生，青天白日打着灯笼走路，这是何故？”熊十力大声回答道：“如今是天昏地暗，豺狼当道，不掌灯何以行路！”

1949年10月，熊十力的老朋友联名电邀他北上共商国是。次年3月，熊十力抵京，被安排住在一所小四合院里。

在这难得的安定环境中，熊十力不但继续著书立说，先后写就了多部作品，还非常关心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多次致函中央领导人，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出谋划策。

1954年，因为各种原因，熊十力于年底迁居上海。他定居上海后，仍笔耕不辍，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印刷出版，全书共33万余字，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

1968年5月23日，熊十力在上海虹口医院病逝，享年84岁。

熊十力曾在《十力语要》中自谓：“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著名学者许纪霖说：“一代大师已远去，世间再无熊十力。”这位中国唯一的“狂者”，最终孤冷而悲愤地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