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讲丨“羌胡”的南迁和五胡乱华

本节概述 

        东汉将投降的匈奴人安置在塞内，不愿和不习惯的人不断逃亡，于是继续南迁，或分散安置于各地。数万匈奴人迁入山西汾水流域，逐渐农耕，但依然聚居。大批散居的匈奴人受到歧视压迫，或被掠卖为奴。以后鲜卑、乌丸（桓）、羌、羯、氐等族人大量内迁，到三国时，西北大片地方已成“羌胡”的天下，朝廷在当地已无法设立行政机构。到西晋时，关中的“羌胡”已超过半数。其上层人物及其子孙被送于洛阳，逐渐汉化与贵族化，也提高了民族意识，增加了政治野心。“八王之乱”这类“华乱”给他们可趁之机，聚居于内地并已繁衍的本族人成为他们的兵力基础，于是“五胡”开始“乱华”。

本节内容 

        西晋以后进入了十六国期间，在一百余年的时间里面先后出现了十六个大大小小的政权，实际上还有两个。这些政权大多数是由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五个少数民族首领建立的，所以以前把这一段时间称之为“五胡乱华”，意思就是这五个少数民族把华夏搞乱了。以前还把五胡乱华的出现归咎于从东汉以后少数民族大规模的南迁和内迁，其实南迁和内迁本身并不是出现乱的根本的原因，那么我们就看看南迁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南迁以后发生了什么？

        其实在西汉的时候就有大批的匈奴人因为战争中被俘或者归降而迁入了汉地，大部分被安置在边疆地区专门为他们设置的属国，采取的办法是“因其故俗”，还是根据他们原来的风俗习惯，依然过着游牧生活；少数被安排在内地，其中的上层还担任了汉朝的大臣或者将领，比如说受汉武帝遗命辅佐汉昭帝的金日磾。

图：金日磾画像

        当时汉武帝委托了五个大臣辅佐他年幼的儿子，就是后来的汉昭帝，其中一个就是金日磾，金日磾本人是匈奴的休屠王的太子，因为他父亲不愿意投降被部下杀掉，他和他母亲作为战俘献给汉武帝的，但以后得到汉武帝的信用，逐步成为汉武帝身边最亲近的大臣，金家繁衍成为著名的氏族。

        不过大多数内迁的匈奴人就没有留下进一步的记录，看来他们已经融入了汉人的汪洋大海，但是真正大规模的内迁还是发生在东汉，东汉因为南匈奴迁到了塞内，他们一度有三万四千户，二十三万七千多人，还有很多散居在各地的匈奴人和北匈奴的降俘人员还没有列入统计。

        除了这一批匈奴人以外，鲜卑人也开始南迁，迁到了边境，以后进一步南下；羌人、氐人被大规模的迁到了关中，一部分羌人甚至迁到了首都洛阳所在的河南。所以西晋初年，江统曾经估计，“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

        在东汉末年到三国期间，今天陕西北部、内蒙这些地方，原来的行政机构都撤退了，朝廷已经不去管这些地方了，所以我们后来画地图，这块地方只能根据当时的习惯写上“羌、胡”两个字，连中央政府都认为这个地方已经都是羌人、胡人，实际上有羌人、匈奴（人）、鲜卑（人），也有其他民族都在那里聚居，政府的机构都撤退了，也管不了了。

图：五胡内迁

        因为匈奴原来散布的范围很广，有不少西域的，就是今天的新疆跟以西的中亚，甚至有西亚的这些人，他们也随着匈奴内迁了。所以当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有些地方已经是内迁的胡人为主了。

        这些匈奴人和其他胡人在长期定居以后，也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匈奴的主体又渡过黄河进入了今天的山西，在汾水流域定居。这些普通的匈奴人还有其他羌人、鲜卑人，其实他们的境遇还是很差的，相当一部分人被汉族的官员、将领、富人把他们买了去当奴隶。

        比如当时曹魏的时候有人到晋阳（今山西太原）做官，其他人就托他在那里帮他们买匈奴的奴隶，实际上大批的匈奴人被掠卖到中原各地，就包括后来建了十六国之一后赵的石勒，他小时候也受尽折磨，他们当时被掠夺卖走的时候都是“两胡一枷”，两个胡人合带一把枷锁，两个一对就这么把他给卖了。

        所以这一批人受的苦其实要比一般的汉人的穷人还要大，所以他们后来起来造反，或者投奔其他的割据势力极大多数都是出于无奈，并不是因为他们跟汉族之间有什么特殊的矛盾，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得到善待，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那么他们也就能安定下来，跟汉族的百姓不会有什么两样。

        这些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他们一般都被安置在首都洛阳或者那些其他大的城市，匈奴和其他族的上层人物因为有很好的生活待遇，再加上汉族统治者以为如果让他们学习汉族的文化、接受汉族礼仪，就可能消除他们对汉族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匈奴等族的上层人物迅速地接受了汉族文化。到东汉末年，曹魏以及西晋期间这些人物往往已经跟汉族的士人没有什么差别的。

        建安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216年，曹操将迁入河东的匈奴部众编为五部，又在并州刺史的住所晋阳（今山西太原），设立匈奴中郎将监护五部。因此不少匈奴的上层人物就迁居晋阳，其中一些人又迁到了曹魏和西晋的首都洛阳。汉化人的匈奴贵族为了证明自己的高贵，就用汉高祖刘邦曾经与匈奴的冒顿单于和亲为理由，自认为是刘邦之后，就以“刘”为姓，这一支匈奴人中间（的）刘渊在西晋末年就建立汉国，刘耀就建立了前赵。

图：刘渊画像

        匈奴是所谓“乱华”的五胡之首，而刘氏的匈奴又是匈奴中首先建立政权的一支，但如果我们不抱任何偏见的话，就不得不承认这一支“乱华”的匈奴人在文化上与被乱的华夏族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

        比如说刘渊他七岁的时候母亲死了，他表现出来的悲哀和痛哭得到了宗族部落的赞赏，当时司空，太原的王昶听了以后都非常感动，还派了人去吊唁，据说他从小好学，老师就是有名的学者上党的崔游，他学了《毛诗》、《京氏易经》、《马氏尚书》，特别喜爱《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都能够背诵，其他像《史记》、《汉书》、诸子统统都看过，这哪里还有一点匈奴的痕迹呢？他习武也不是只是继承匈奴的尚武风尚的结果，而是研读《史记》、《汉书》受到了启发。

        刘渊的儿子刘和也是好学不倦，学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经》，另一个儿子刘聪十四岁就能够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念得很熟，还会写草书、隶书，会写文章，曾经写了一百余篇诗，拟的“赋颂”有“赋”跟“颂”写了五十多篇。

        这些人已经完全的汉化，并且就在汉族中间，他们也称得上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所以等到刘渊起兵建立政权的时候，就完全以刘氏汉朝的继承人自居，举行祭天、祭祖这种仪式，他追尊刘禅也就是刘阿斗为孝怀皇帝，把汉高祖以下的三祖五宗立为神主。刘渊这样做当然是出于他的政治目的，但显然已经得到了本族人普遍的接受，至少已经为匈奴的上层人士所认同了。

        所以我们看到“五胡乱华”其实是华先乱的，是“五胡”找到了机会，而在这个所谓的乱的中间，他们的底层的人跟汉族的那些被迫为奴隶的、失去土地的平民们，以及在动乱中间无以为生的难民其实没有什么区别。而他们的上层人物，无论是匈奴还是鲜卑、羯、氐、羌，其实都是已经在汉族文化影响下面诱发了他们这么一种民族的认同。而且恰恰是他们利用了汉族文化中间对他们有利的部分，比如说刘渊就把自己塑造成汉朝刘氏的继承人。因为他们跟上层人物的接触以及学习这些文化过程中间，已经了解了这一些基本的理论。所以他们已经认识到，既然你汉人可以做皇帝，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所以这样一种情况下面，这些人才纷纷起来，而且基本上都是模仿华夏那个体系，称王、称帝，而且他们也大量的任用汉族的官员、知识分子、谋士为他们服务，所以从本质上讲，这些跟汉族的分裂割据政权也没有本质的区别。

        总而言之，所谓的“五胡乱华”绝不是简单的一个民族之间的战争或者是纯粹出于民族矛盾，我们应该放在当时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客观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