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吉檀迦利》3：刘建丨“土味情话”中的神秘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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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刘建，我们在上一讲了解了《吉檀迦利》的创作背景，介绍一些名家对这部诗集的评价。在本讲中，我们将探悉和梳理这部诗集的哲理意蕴。

泰戈尔在《吉檀迦利》第75篇中写道：

人们从诗人的字句里，选取自己喜欢的意义；但它们最终的意义指向着你。

虽然诗无达诂，见仁见智，泰戈尔还是在这首诗中表明，他的诗歌是有深刻意旨的。纵观这部诗集，它实质上就是献给一位神的。在诗人笔下，这位神有着种种名称和身份。他时而称他为“主人”，时而称他为“朋友”，时而称他为“父亲”，时而又称他为“国王”，但更多的时候还是直接称他为“神”，而在直接向神倾诉时，他就称呼神为“你”。

第一首诗中“你已经使我永生”中的“你”，就是他心目中的神，一个赋予他生命的神。在翻译这部诗集时，诗人借用了英语中“God”一词。实际上，泰戈尔诗中的“God”，并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从印度哲学中的“梵”这一抽象概念演化而来的一个具有人格的宗教神。两者虽然同为宇宙的创造者和主宰者，却分属两个不同的哲学和宗教体系。因此，要理解这部诗集，还必须了解诗人的宗教哲学思想。

泰戈尔的宗教哲学思想主要源于奥义书。奥义书是印度古代婆罗门教主要经典之一，是一套阐释宇宙和人生奥秘的书籍，也就是印度最早的哲学文献，其中既有唯物主义的成分，也有唯心主义的学说，而唯心主义的学说成为婆罗门教和印度教教义的核心。

泰戈尔从小生活在家庭浓郁的宗教气氛中，受到奥义书哲理的熏陶。奥义书唯心主义的中心思想是“梵我同一”，也就是说，奥义书认为，万有同源，皆出于梵。换言之，梵是哲学的最高本体，即宇宙的本原，世界万物的创造者。

奥义书哲学又认为，万有一如，皆归于梵。也就是说，梵是宇宙的最高本质和最高实在，也就是宇宙的本原。按照这种客观唯心主义的说法，宇宙万物皆派生于梵，存在于梵，统一于梵，还原于梵。宇宙万物，自然、社会、国家以及人的意识，都不过是这一绝对精神的显现，是其存在的不同形式。人作为梵的派生物，也具有梵的属性。如果说梵是“大我”，那么人的灵魂就是“小我”。所谓梵我同一，就意味着，作为宇宙本质的“梵”与作为人的本质的“我”，在本性上是同一不二的。

两者的关系犹如火与火花。人只要克服愚昧，抑制私欲，就能够证悟梵我同一，达到解脱。如果联系到基督教的创世说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或“宇宙精神”，对于理解印度教这一根本学说或许有所助益。

泰戈尔承袭了印度教这一根本学说的基本思想。他在《生命的亲证》一书中写道，这一永恒的宇宙精神“创造了大地、天空和星辰，同时也以意识之光照亮了我们的心灵”。

他认为，梵是一种无限的存在，而现象世界和人是有限的存在。人的灵魂与宇宙精神具有实质的同一性。有限和无限的关系，即人的灵魂与宇宙精神的关系，是他哲学探索的核心问题。

他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辩证关系：

只有有限，犹如没有光的灯，没有音乐的琴；只有无限，也只是一片空寂。

这就是说，无限是一种抽象，是宇宙的本源，但寓于有限之中，因而只有与有限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达到梵我同一是泰戈尔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在“有限”中证悟“无限”的欢乐，是他文学创作的指归。

理解了泰戈尔的宗教哲学思想，就掌握了打开《吉檀迦利》诗歌宝库的钥匙。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他在《吉檀迦利》中怎样以形象方法进行宗教哲学的探索。

在泰戈尔看来，神是自己艺术生命的主宰者，是创作灵感的源泉。他在诗集开篇中把自己比做一只脆薄的杯子，一管小小的芦笛，只是由于神的赐予，才有了永不衰竭的生命，才吹出永新的旋律。他以神为最高明的歌手，因此，当神命令他歌唱时，他的心里便充满激动和虔诚之情。“我知道你喜欢我的歌唱。我知道我只有作为一名歌手才能来到你的面前”（第2篇）。显然，诗人想通过歌唱找到他所追寻的神。

诗人反复倾诉他对神的思慕和渴念。他在花木繁茂的盛夏祈求神给他片刻的恩惠，让他坐在神的身旁。然而，神又是无影无形的，不可思议的，因此诗人在《吉檀迦利》第13篇唱道：

“我没有看见他的面容，也没有听见他的声音；我只听见他轻柔的脚步，从我房前的路上走过。”（孟加拉文《吉檀迦利》第39篇）

在乌云堆叠的时刻，诗人最难将息。他说：

“在正午工作繁忙的时刻，我和大家在一起；但在这阴沉、寂寞的日子，我只期待着你。”（第18篇）

在暴风雨之夜，诗人不时开门向黑暗中瞭望，盼着在外作“爱的旅行”的神的到来。(第23篇)尽管诗人望眼欲穿，终究无缘与神相见，失望的痛苦日夜萦绕在心头。这种情怀在诗中随处可见。诗人不但有希望，而且有行动。他黎明即起，坐上第一线晨曦之车，在茫茫宇宙中上下求索，寻觅神的踪迹。（第12篇) 这当然是一种精神旅行，但诗人坚信自己“与神相见的快乐时光会突然来临”。(第44篇)

诗人为什么要如此执著、热切地寻找神呢？他说，证悟梵是“我们整个人生的目的。在我们的全部思想和行为中，我们必须意识到无限（神）。”

诗人把神看作他“生命的生命”(第4 篇) 。他认为，是神赐予他天空和光明、肉体和生命以及心灵（第14篇）。神还是“点燃我心中理智明灯的真理”(第4篇)。

他要求神摧毁他“心中的贫乏”，赐予他力量和勇敢，让他轻松地承受欢乐和忧伤。他还渴望神唤醒自己苦难重重的祖国，让印度进入“自由的天国”（第35篇)。一言以蔽之，神简直就是诗人的一切。诗人千呼万唤、不知疲倦地寻求神，就是在寻求真理，寻求理想，寻求智慧，寻求力量，寻求自由，寻求解脱。

如果说《吉檀迦利》是泰戈尔的代表作，那么其中第35篇就是这部代表作中的代表作。印度一位知名学者认为，即使泰戈尔没有创作别的诗歌，仅《吉檀迦利》第35篇也足以让诗人流芳百世。我们不妨看一看这首诗：

【英文原作】

Where the mind is without fear and the headis held high;
Where knowledge is free;
Where the world has not been broken up intofragments by narrow domestic walls;
Where words come out from the depth of truth;
Where tireless striving stretches its armstowards perfection;
Where the clear stream of reason has not lostits way into the dreary desert sand of dead habit;
Where the mind is led forward by Thee intoever-widening thought and action---
Into that heaven of freedom, my Father, letmy country awake.

【中文版本】

在那里，心灵是无畏的，头颅是高昂的；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没有被国家狭隘的围墙分隔成片段；
在那里，话语出自真诚深处；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性的清流没有迷失在积习的荒漠之中；
在那里，心灵在你的指引下向着不断开阔的思想与行动前进——
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亲啊，让我的祖国醒来吧。

这是一首意旨十分高远的诗，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表现了诗人对一个理想世界的无限憧憬。不过，诗人认为，要让印度进入这样一种理想境界，还得让“父亲”（神）将他的祖国唤醒。

诗人有一种泛神的思想，认为神无所不在。他首先在大自然中寻找神的踪迹。在他的笔下，自然界的一切无不是神的显现和化身。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都表现出神格，具有同人一样的生命、意识和灵魂。

因此，他在大自然中常有物我一如的感觉，他说，“神的力量作为意识，在我的心中同时也在外部世界中发散流射出来”。人和自然似乎有一种“理性的联系”。他觉得：“那日夜在我血脉中奔流的生命之河，也同样在这世界中奔流，并按照节律起舞。/就是这同一的生命，化作无数的草叶，欢乐地穿透大地的泥土，迸发为花叶的喧腾波浪”。这种泛神意识在他独对自然时变得格外强烈。他希望通过与自然也就是神的直接交流，领悟宇宙的奥秘。

对大自然的这种神秘感激发了诗人对神的虔信，他于是引吭唱出一曲曲自然的颂歌：

今天，夏天携着叹息和低语来到我的窗前；蜜蜂在树花盛开的庭院中尽情吟唱。现在是时候了，该与你相对静坐，在这寂寥而充裕的闲暇中唱出生命的献歌。(第5篇)

与谁相对呢，当然是具有神性、具有人格的自然。诗人在自然面前就像在一个密友面前，把自己内心的秘密倾吐出来。这令人想起李白“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名句。这两首诗的意境不谋而合。诗人在听到或看到“清晨的静寂之海泛起鸟语的涟漪；路旁的鲜花洋溢着一片喜气”

太阳升到中天，鸽子在树荫中啼唤”之时，把自己完全融化到自然之中，于是“看见神就站在自己身边。(第48篇) 。

从《吉檀迦利》中的诗篇不难看出，在泰戈尔的视角下，神不但存在于自然界，而且游走于人类社会。在奥义书中，对梵有两种对立的说法，一者认为梵是非人格的绝对，一者认为梵是有人格的神。在诗人的笔下，他不可避免地带有梵的双重特点。他似乎是遥远的，又是切近的；他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他超越一切，又无所不在。

他可以是广阔的天空，狭小的鸟巢（第76篇），“无名无形的不可思议者”和“不可知者”（第95篇），但总的看来，他基本上是一个以不同身份显现的人格神。他时而是荒街上孤独的行人，在雨夜用轻柔的脚步行走（第32篇）；时而在夜阑人静之时，手操竖琴来到诗人身边（第26篇）。他还常常站在阴影之中（第41篇）。他既是田间独坐的友人（第54篇），又是渡头小舟上弹琴的陌生人（第74篇）。

人类世界成了神出没的王国。诗人后来在美国的一次讲演中说过：“与我们同在的神并不是一个与我们疏远的神；他属于我们的寺庙，也属于我们的家庭。我们在人的所有情爱关系中都感到他与我们的亲近，而在我们的喜庆活动中，他是我们尊敬的主宾。

在开花结果的季节，在雨季到来时，在秋天的充实中，我们都能看到他的披风的折边，听到他的足音。我们通过我们崇拜的所有真实对象崇拜他，我们在我们的爱是真挚的地方寄托我们对他的爱。在善良的女人身上，我们感觉得到他；在真诚的男人身上，我们认得出他；在我们的儿童中，他这个永恒的儿童一次又一次地诞生。”这段话可以看做对以上列举诗歌的直接注解。

从《吉檀迦利》的不少诗篇可以看出，神的行踪飘忽不定，给人以神秘的感觉。其实，在人寻找神的同时，神也在寻找人，甚至更需要人。在与人的游戏中求得欢乐是神的本性。神也只有通过人这一最卓越的代表才能得到更高层次的显现。

因此，他不是高居天庭，而是风尘仆仆，四处奔波。他在四月芬芳的晴天穿越林间小径走来，在七月沉沉的雨夜乘着云车前来（第45篇）。他穿着褴褛的衣衫，来到人间社会的底层，来到“至贫至贱、一无所有的人群中歇足”，和流离失所的人们做伴（第10篇）。

在第11篇中，他简直成了普通劳动者中的一员。我们看下面诗句：“他在农夫耕耘着坚硬土地的地方，在筑路工人破碎着石头的地方。烈日下，阵雨中，他与他们同在，长袍上蒙着尘土”。在这里，神显得平易近人，像朋友和亲人一样关心劳动人民，并为他们能动地改造自己创造的世界而欢欣。诗人让神失去神性而获得人性，这就表明人性要高于神性，从而提高了人的地位。因此，与其说诗人在颂神，不如说他在颂人。爱神是他的出发点，爱人是他的归宿。神的颂歌成了人道主义的颂歌。

对人的价值的尊重是泰戈尔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宗教思想的核心。他说自己“不属于任何宗教教派”，“不赞同任何特定教义”，也不仅仅因为周围的人们信教就“接受任何宗教教义”。

他声称自己的宗教“实质上是一个诗人的宗教”，与自己的诗歌创作“遵循着同一条神秘的发展路线”。诗人目睹各种宗教派别的严重纠纷和矛盾，反对任何狭隘的宗教观念和教派利益，希望产生一个统一的宗教。

这一宗教的唯一信条便是人道主义。诗人在其著名的希伯特演讲中将这一宗教概括为“人的宗教”，把人放到了宗教崇拜的核心。他指出：“我们的神也是人。……人不过是神的一部分，是神的最卓越的代表。”

泰戈尔对人民的挚爱时时激发着他改造印度社会、改善人民境遇的理想。他对神的信仰是与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关怀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上一讲提到的诗集第35篇，就集中表现了他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对一个独立自由的印度的想望。这首诗选自《献歌集》，也就是写于20世纪初。当时的印度同中国的情况相似。要想让一个古老的民族再生，就必须唤醒其灵魂。

诗人于是祈求神唤醒自己的祖国，深望印度“进入自由的天国”。在这个精神自由的天国。在这里，人们可以昂首挺胸，呼吸自由清新的空气。理智、真理、正义和知识取代迷信、偏见、狭隘和愚昧。但要在印度的大地上建立这样一个理想的天国，必须首先摆脱殖民统治，获得民族独立和政治进步。这要靠真正的神，也就是人民的斗争来实现，否则只能是一种幻想。

泰戈尔认为，人是有限和无限的统一体：

一方面追求精神上的真善美，另一方面又为物质欲望所束缚。要想接近神，证悟神，就必须放弃有限的自我，净化自己的灵魂。诗集中多篇诗歌涉及这一问题。诗人写道，私欲不过是小我忙碌不停地建筑起来的监牢，“随着这道墙壁日渐耸入天空，我便看不到在它的暗影中的真我了”(第29篇) 。诗人憎恶邪恶，鄙弃虚伪，渴求自我完善，但内心又充满矛盾和惶惑。

他想打破自我的顽强桎梏，却又感到心痛；想得到神的无价财富，却又不愿扫除满屋的俗物。（第28篇）他于是祈求神挟着雷霆和闪电降临（第39篇)，把自己从极欲的危险中拯救出来（第14篇）。看来，人只有借助神的力量，才能打破有限对自己的束缚，摆脱精神痛苦，获得心灵自由。

泰戈尔主张从精神上证悟神，自然就对宗教中的偶像崇拜和形式主义持一种坚决否定的态度。他向那些在民族危亡之际依然沉迷在繁琐仪式中的信徒发出“不要再这样颂经、唱诗和数念珠”(第11篇)的善意劝诫。同时，他还极力反对消极避世的宗教苦行主义。

他唱道：“我看，解脱不在于苦行。我在欢乐的无数束缚中，感到了自由的拥抱。”他认为生活的酒杯中盛满了琼浆，因而豪迈地说：“不，我永远不会关上感宫的门户。视、听、触的快乐中会蕴含着你的快乐”(第73篇)。这就表明，诗人的神秘主义并非远离尘嚣，超然物外，而是肯定现实，热爱人生。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意义，即在今日也值得肯定。

诗人抱着乐观的人生态度，在歌颂自然、人生、欢乐、光明时，洋溢出一种奋发、热烈的情绪。当然，在诗人心目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神的显现。因此，对它们的歌颂就是对神的歌颂。按照印度传统哲学的说法，欢乐是三位一体的哲学最高本体的一体，有一种在世界的各种形式中表现自己的本性。

它会使大地上的芳草欢笑起伏，会用笑声摇醒一切生命（第58篇）。诗人在知道神的到来时会感到一种狂喜穿过心扉（第46篇）。神的喜悦在诗人心中不停地游戏（第56篇) ，使他唱出许多欢乐的歌。诗人赞美“充满世界的光明，吻着眼睛的光明，令人心旷神怡的光明”(第57篇)，表现了对光明的热烈追求。

诗集中有一组诗歌是歌唱死亡的。唱罢人生，自然会歌唱死亡。死亡这种早就引起过先人的思考，诗人却围绕这一主题写出了新意。他把死亡说成是神的仆人（第86篇)，认为死亡和生命是对孪生兄弟（第58篇)。

诗人在接连丧失数位亲人之后写道：“你留下死亡与我做伴，我将用我的生命给他加冕”(第52篇)。诗集第86篇写死神来到诗人家门，诗人含泪“把心上的珍宝放在他的脚前”，结果家中只剩诗人孑然一身。（泰戈尔的妻子、次女、父亲、幼子相继于1902年至1907年间病逝。写作此诗时，他的长子正在美国留学，另外两个女儿也已出嫁。

诗人满怀愁绪，却只有形影相吊，但他以超人的力量承受了命运的残酷打击。）他对不可避免的死亡冷静地表示欢迎。诗集第90篇写诗人对自己可能面临死亡的坦然态度。他认为，只要生命是充实的，死亡到来时就不会有什么遗憾。在第91篇中，死亡被写成新郎，生命被写成新娘。生命结束被看做她与死亡的结婚。在第95篇中，诗人更进而说，“因为我热爱今生，我知道我也会热爱死亡”。这些等齐生死的思想中包含着唯物主义的因素和辩证法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