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 无宪法，毋宁死！大革命的新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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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点卡片

二、思维导图

三、文稿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

今年5月，我在巴黎访学时，在参观好孚日广场旁的雨果故居之后，顺便又去附近很有故事的历史建筑苏利公馆转悠了一下，结果在这儿的书店里偶然买到了一本杂志，这本杂志是一家著名刊物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为主题推出的专刊，图文并茂，精彩纷呈，看完之后，我的兴致顿时被激发了起来，于是就利用还待在巴黎的几天时间，尽可能地再去寻访大革命留在巴黎的踪影。

在这一过程中，我曾带着对历史特感兴趣的朋友，到紧靠卢森堡公园的一幢属于参议院的建筑，去察看还镶嵌在墙体里的大革命时期留下的米制基准石，为何要来看它呢？因为它可以说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在统一度量衡方面采取的举措最好的见证之一。

紧接着，我又带他去看了离这幢建筑不远的奥兰普•德•古热的故居。

卢森堡公园附近的奥兰普•德•古热故居
挂牌上标明其为《妇女与女公民权利宣言》的作者

奥兰普•德•古热被押上断头台

此人是何方神圣呢？她就是大革命时期那篇著名的《妇女与女公民权利宣言》的作者，算得上是法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先驱。说到这里，还得要提醒你注意一点，那就是搞法国史的人，在提到《人权宣言》时经常会在《人权宣言》前标明年份，为何要这样做呢？因为在法国大革命中，值得充分重视和研究的人权宣言，实际上不止一个，而是有4个，它们分别是1789年《人权与公民权宣言》、1791年《妇女与女公民权利宣言》、1793年《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和1795年《人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宣言》。而1791年的那个宣言，就出自奥兰普•德•古热之手。

在与友人分手后，我独自转悠到西岱岛，再次好好看看巴黎圣母院附近当年关押过路易十六王后的巴黎古监狱。然后，又坐地铁到协和广场，在那里发思古之幽情，想象着就是在这座多次改变名称的著名广场上，当年如何架起了断头台，让从路易十六到罗伯斯庇尔的各式人等人头落地的血腥场景。

巴士底狱

说起法国大革命，在上一讲中，我们已说过，世人在被问到它的最好象征是什么的时候，往往会把1789年《人权宣言》放在首位。事实上，这一《人权宣言》还被人们亲切而形象地称为“新制度的出生证书”。在启蒙思想家的启示、引导下，《宣言》的起草者提出了一整套以自然权利学说为基础的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原则，对于这些原则，也有人给它们贴上了一个很容易记的标签，这一标签就是“1789年原则”。

那么，“1789年原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我想，不妨将它归结为这样两个方面：

第一，“人生来是和始终是自由的，并且应享有平等的权利。”换句话讲，人是自身的主人，在尊重他人自由的条件下，人应该不受任何阻拦地从事其体力活动和脑力活动。人可以说话、写作、劳动、创造以及取得和拥有财产。法律对所有人同样有效。不论出身如何，所有人都可担任公职。

第二，国家本身不是目的，国家的存在是因为它负有保障公民享受其公民权的使命。主权属于全体公民；国民把他们的权力委托给一个负责的政府；如果国家不履行自己的义务，公民将反抗国家的压迫。

在上一讲中，我还讲过，毫不夸张地说，在树立法国的国际威望方面，《人权宣言》所起的作用，盖过了法国军队所打的一切胜仗。我因为近年来在从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法国近现代法国公民权利与实践的研究，所以，特别深地感到，即便在200多年后的今天，《宣言》的起草者们还是让后人觉得很了不起。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人实在是出手不凡。如果你仔细地读过这一文本就会发现，它宣布的是超越时空限制的全人类的人权。换句话说，这一宣言绝不仅仅是为法兰西人民制定的，而似乎是针对整个欧洲乃至全人类的。也正因为如此，它不仅可充当法国大革命的纲领，并且为法国政治生活奠定了人民主权、代议制、法制和分权制的重大原则，同时，它还对其他国家的人权与公民权从理论变成实践的进程，起到了启蒙和推动作用。例如，在它的影响之下，美国国会于1789年9月在宪法中增加了人权条款；至于在制定宪法和人权法案时，把《人权宣言》作为直接参照物的国家，更是数不胜数。知道了这些之后，我想你大概就会明白，各国的人们为何如此普遍重视《人权宣言》，把它捧得这么高了吧？

美国宪法中第一至第十条宪法修正案《权利法案》

如果说，“不自由，毋宁死”是大革命初期喊得最多的口号。那么，在1789年，法国人对于制定一部宪法表现出来的热情，同样浓烈得让人多少有点意外。听到这里，你自然会问，这些人为何会如此急切、热情地想要搞出一部宪法出来呢？答案很简单，那是因为他们把制定宪法，作为消灭专制、实现自由重要的，乃至是唯一的途径。于是，仿佛是顺理成章似的，又一个与“不自由，毋宁死”句型相同的口号突然流行了起来，这句新的著名口号是什么呢？它就是“无宪法，毋宁死！”

《人权宣言》是在 1789年8月26日通过的，我们不妨认为，《人权宣言》构成了宪法的震耳欲聋的前奏曲。此话怎讲？因为在《人权宣言》通过之后，制宪议会的讨论重点，立马就转向了与宪法相关的问题。

然而，在当时的法国，要搞出一部合适的宪法谈何容易。人们在各种各样的选择面前，争执不断，吵得不可开交。在讨论中，争论得最激烈的问题有两个：第一，是否实行两院制，并在立法机构设立贵族院；第二，是否给予国王对议会决议的否决权？如果给否决权的话，那么，这种否决权应是最终性的还是仅仅是暂时性的？说白了，相关争论的核心还是王权与宪法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讲，它要明确的关键是，究竟该“王在法上，还是王在法下？”

围绕着这些问题，王权的卫道士和反对者们，竞相引经据典，高谈阔论，互相斥骂。炸开了锅似的大厅里，壁垒分明。坐在议长的左侧是王权的反对者们，而王权的卫道士们，则坐在右侧。于是，在这个时候，又产生了法国近现代政治文化中最根深蒂固的传统：左派和右派之分。顺便补充一句，左派、右派这样的提法，不仅在法国后来的历史中一直存在，而且还在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流行了开来。

国民公会审判国王路易十六
保守温和派坐在右边，激进革命派坐在左边

经过各派议员反复的争论，甚至经过各种政治力量极为激烈的政治斗争之后，法国终于有了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成文宪法，由于它是在1791年批准生效的，所以也叫《1791年宪法》。

作为法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成文宪法，《1791年宪法》的制定和实施有哪些意义呢？简单地讲，这部宪法开创和奠定了法国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管理制度，它在宣布国家主权属于国民的同时，在国家机构的设计方面，明显体现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法国大革命通过这一宪法，毫不含糊地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原则。

例如，《1791年宪法》特别规定，没有比法律更高的权力，国王只有根据法律，才能治理国家和要求服从。与此同时，制宪议会不仅在废除旧国家体制、旧等级制度、旧区域划分、旧行会制度和工业法规等方面，均靠制订和实施一系列立法来推进，而且在建立经济自由、公民平等、宪政体制等方面，也同样如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法国大革命中，“法”是新政权全面改造封建制度的有力工具，法律和法令成为国家中的最高权威。诚然，在大革命中，特别是在恐怖年代里，也发生过许多背离法治、无法无天的暴虐事件，但是，从总体或主流来看，应当说，法律的尊严还是不可动摇的。

我们在上一讲中已经提到过，随着1792年“8月10日起义”的发生，“平等”的观念越来越多地在人们的脑海里闪现，进而成为人们在行动中追求的在“自由”之后的另一个目标。于是，如何把“自由”与“平等”很好地结合起来，就成了一个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但老实说，在大革命时期，且不论“自由”与“平等”两者之间的完美结合是否可能，至少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说说容易做做难。

为什么这样讲呢？这就和刚刚从富有专制主义传统的“旧制度”过来的法国革命者由于种种原因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大有关系了，这就是他们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诉诸于专制主义的强制手段。具体来讲，这些革命者一方面执着而不切实际地追求“自由”与“平等”，另一方面却又无法摆脱专制主义的传统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一旦有合适的机会或借口，一些人在革命进程中就会想到去采用专制主义的强制手段。这一点在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雅各宾专政时期充分地表现出来。我们甚至可以说，雅各宾专政时期那种扩大化的恐怖统治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在巴黎，在已经改称为“革命广场”的协和广场上，几乎每天血流成河。而在外省，国民公会的特派员们则在土伦等地，实行过大规模的集体处决。

南特镇压反革命，采取了集体枪决的办法

1793年10月，9位移民遭处决

关于这种恐怖统治，是大革命史研究中的热点和焦点，中外学者围绕着它已展开了许多研究，成果很多。就国内的法国史学界而言，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下功夫最多的，是现在浙大任教的张弛副教授。他撰写和出版的专著《法国革命恐怖统治的降临》还是很有分量的。至于雅各宾专政最突出的代表罗伯斯庇尔，本应是大革命史中需大讲特讲的人物，但因时间有限，我们只能提一下就过去了。好在关于他的著作，包括他的个人传记很多，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在中文版的相关传记中，最值得推荐的，或许还是我挑头翻译，在商务印书馆出的《罗伯斯庇尔传》。这部由法国史学名家瓦尔特写的著作，绝对是罗伯斯庇尔研究的权威之作。

我在这一讲的开头说过，今年5月份我曾特意到协和广场发思古之幽情，想象着广场上当年如何架起断头台，让不少人的人头落地的场景。当时，我的耳畔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罗兰夫人，也就是那位被梁誉为“大革命之母”的杰出女性，在被人押上断头台时发出的哀叹：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