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 伏尔泰与重农学派的“中国情结”

一、知识点卡片

二、思维导图

三、文稿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

上一讲中，我们说到，在18世纪的法国，特别是巴黎，出现了一些由受过良好教育且有权势的女主人主持的沙龙。那么，和以前盛行的贵族沙龙相比，这类沙龙有何不太一样的地方呢？我想，最大的不同应该就是在出身门第方面不再设立门槛。但受邀者需符合这样的条件，这就是他得有才：得是富有见识、谈吐不凡的“才子”。对于这些虽然是“才子”，但出身寻常人家的文人们来说，参加这类沙龙聚会，不仅可以开开眼，见识一下上流社会的世面，还可以为显示自己的才学找到合适的平台。

很快地，这类沙龙就成了当时社会名流和知识精英的聚会中心。听到这里，你或许会琢磨，这类沙龙要想成功，秘诀何在呢？我想，当然首先得有一位既具有号召力，又具有掌控力的沙龙女主人。好在当年的巴黎，并不缺少符合这些条件、优雅睿智的贵夫人，大名鼎鼎的若弗兰夫人就是她们当中的佼佼者。法国近代美术史上有一幅著名的油画，反映的就是这位夫人主持的沙龙的场景。油画的标题叫做《在若弗兰夫人沙龙里诵读伏尔泰的悲剧<中国孤儿>》。

大名鼎鼎的若弗兰夫人

伏尔泰

这一标题说明了什么呢？我想它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是伏尔泰是这次聚会最受关注的人物，第二是伏尔泰与咱们中国存在明显的联系。如果你对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伏尔泰等人有进一步的了解的话，就不难发现，他们岂止是和咱们中国有着联系，而且还具有昭然若揭的“中国情结”。听到这里，你自然会问，伏尔泰等人为何会对位于遥远的东方的中国产生兴趣，甚至还具有显而易见的“中国情结”？

要解答这一问题，首先有必要了解一下，18世纪法国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现“中国热”的？

我们在第一讲中就已说过，中、法两国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两国之间的交往由来已久。早在17世纪初，就有法国传教士由耶稣会派遣来华。到了17世纪晚期，更有6名传教士，在路易十四提供的经费资助下，以“国王的数学家”这一身份，从法国港口出发，途径暹罗，也就是今天的泰国前来中国。经过各种折腾，历经诸多艰辛之后，最终有5人抵达中国，还携带着数学仪器、天文模型之类的东西。

开始时，中国的康熙皇帝并没有太待见他们，但不久就意识到，这5个人有别于一般的传教士，并非等闲之辈，于是就召他们进京，甚至还将两位中文名字分别叫张诚、白晋的传教士留在宫中讲学。

17世纪末的时候，康熙派中文名字叫白晋的那位传教士以特使身份出使法国。白晋回到法国时，携带了50本左右送给路易十四的中文图书，并在路易十四面前极力夸奖康熙皇帝。这一来，让路易十四对中国更感兴趣，遂又增派了一些传教士到中国。

白晋绘制的1697年清朝的武官（左）与文官（右）

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往往在写回国内的书信中向法国人详细介绍中国的情况，使得法国人眼界大开，对中国的兴趣更浓。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你如果有兴趣并想多加了解的话，可看看我参与翻译，由在郑州的大象出版社出版的那套《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里面的内容还是蛮有意思的。
还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在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代，得益于大航海时代之后输往欧洲的东方物品的剧增，以及耶稣会士对中国相关情况的介绍，在法国出现过一股“中国风物热”。

那么，这里的“中国风物”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你如果想了解这方面的详情，可以参看浙大的沈坚教授发表的论文《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代的中国风物热》。这篇论文收在我是主编之一的论文集《中法关系史论》里面。从这篇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法文里，“中国风物（chinoiserie）”一词，指的是从中国传来的、或模仿中国的小艺术品，或以中国为主题的艺术和文学作品，常用复数，用单数时有时也指对追求中国物品的嗜好。

法国洛可可绘画的代表人物布歇绘制的《中国花园》（1742年）

不过，在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之所以对中国产生浓厚的兴趣，甚至具有“中国情结”，绝非如普通法国人那样，纯粹是在好奇心驱使下去感受异国情调。他们的这种取向，实际上是有着更深层次的思想原因的，简而言之，主要还是为了想到遥远的中国寻求“他山之石”，也就是寻找可让法国扭转颓势的良策。

我们在上一讲中已经提及，法国绝对君主制在路易十四统治后期盛极而衰，在他驾崩，路易十五继位后，更是每况愈下。路易十五不仅在如何填补先王留下的巨额财政亏空等方面一筹莫展，而且在海外进行的战争，要么是一无所获，要么是遭受沉重打击。特别是在1756年开打的“七年战争”，导致法国不仅把海外殖民地拱手交给英国，就连在欧洲大陆上的地位，也大大的降低。

上图蓝色部分为1750年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地，“七年战争”后，下图粉色部分割让给英国

法国在这一时期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局面，自然会引发不少国人的抱怨。如果说在太阳王统治晚年，法国人虽然已有不满情绪，但慑于他超强威望，还不太敢公开表现出来，那么，在路易十四咽气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其中一个重大现象或变化就是，路易十四留下的各种沉重遗产，在当时的法国引起了多种多样的争论。

在这里，我特别要提醒你关注18世纪中叶爆发的财税争论，为什么呢？因为它引发了王国政府与高等法院之间的激烈对抗。这方面的问题是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最值得研究的问题之一。对于它的研究，国内学者中最有发言权的北大毕业后，在北师大任教的庞冠群副教授，很值得找到他的论著好好看看。面对具有天然优势的绝对主义王权，以高等法院为核心的这一方，无疑显得稍微弱一些。因而后者要借助社会公众的力量来抗衡，其中包括动员“公众舆论”。

“公众舆论”这个词，在这里要请你格外注意。为什么呢？因为此时此刻，舆论和公众舆论的涵义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公众舆论此时开始以一种新的裁决力量出现。（在过去，舆论（意见）是指某种和“知识”或“真理”不同的东西，仅仅是人们偶尔相信的事情，而现在的舆论（意见）一词则不然，它日益指的是一种根据消息作出的评判。）

这种新的裁决力量你可不能小看，因为它不仅往往同法国社会两大传统的权威支柱，也就是说教会与王权是相对的，而且常被人视为如同某种法庭。在孔多塞等当时极为著名的人物的描述中，公众舆论甚至被奉为“国民之法庭”（le tribunal de la nation）。

如上所说，为了想给法国找到扭转颓势的良策，当时的启蒙思想们不仅把眼光投向过去，对法国以往的政体，包括法兰克时期的政体重新进行审视并为此展开争论，例如，在18世纪的法国思想界，曾围绕法兰克时期政体展开过大论战。（浙大的青年研究员汤晓燕博士今年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过题为《十八世纪法国思想界关于法兰克时期政体的论战》的论文，讲的就是这些，值得一看。）

但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伏尔泰在把眼光投向过去的同时。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们还把目光投向法国之外的地方，其中就包括咱们中国。这里要明确的一点是，他们对中国的兴趣，主要还不是中国本身有如何大的吸引力，而是因为面对让他们感到不满的法国社会现实和政治制度，他们苦于无法在法国的过去以及法国周边的国家找到可供借鉴的改革途径和仿效榜样，需要另辟蹊径，以新的思想材料、新的治国蓝图来丰富自己、充实自己。

听到这里你可能要问，他们没有来过中国，那么，他们是通过何种途径来了解中国的呢？毋庸讳言，主要就是通过入华耶稣会士，特别是法籍耶稣会士的书信和记载来了解的。如果说包括《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在内的几部大书是18世纪欧洲人了解中国的主要媒介，那么，对伏尔泰等法国启蒙思想家来说，也同样如此。

有趣的是，《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的法文书名直译过来应该是“大开眼界和稀奇古怪的书简集”，法籍入华耶稣会士介绍中国时的夸张可见一斑

这里要注意的是，耶稣会士对中国的介绍是经过他们的主观加工的，夸张、失实之处，时有出现。而不同的启蒙思想家因为立场、方法的不同，对来自耶稣会士笔下的关乎中国的材料，也有不同的理解、取舍和利用。

一部分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要奉中国文化为楷模，并用中国的事例，抨击天主教的迷信和黑暗，反对专制王权，宣扬信仰自由，宣传自然神论。对于这些人，有人给他们贴上了“颂华派”的标签，这些人中最著名的代表是谁呢？我想非伏尔泰莫属。

当年的伏尔泰确实有显而易见的“中国情结”。他曾在许多著述中提及中国，赞美中国。例如，在他写的名著《风俗论》中，中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他写的《哲学辞典》以及为《百科全书》撰写的一些条目中，对中国的历史、哲学、政治制度、道德宗教观，乃至教育等等，不吝溢美之词。此外，如同我们在第一讲中提到过的那样，他还在对《赵氏孤儿》进行改编的基础上，创作剧本《中国孤儿》。

在启蒙运动时期，不仅有多位像伏尔泰一样的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推崇备至，而且还有一些派别也同样如此，那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派别该是哪个呢？我想当推著名的重农学派。这一在历史上的影响不容低估的学派，对中国的看法不仅仅停留在赞美上，而且还用中国的哲学政治思想来充实自己的理论，力求从中国的文化中汲取营养。这一学派的创始人叫魁奈，此人因在推崇孔子学说方面表现突出，甚至被人称为“欧洲的孔夫子”。

1713年孟德斯鸠已开始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包括柏应理的这本《中国贤哲孔子》

不过，正如启蒙思想家绝非铁板一块，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其中有些人就是从消极面来看待和总结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文化的。这些人若把他们称为“贬华派”的话，其代表人物该是谁呢？显然应该是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明确而坚决地把中国的政治体制看作专制主义，并予以猛烈的抨击。在孟德斯鸠看来，君主制与专制主义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体，他给专制主义下的定义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因而，如果说他对君主制是温情脉脉的话，那么对于专制主义，那绝对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关于法国启蒙思想家在关乎中国，特别是中国专制主义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与争论，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的许明龙研究员曾做过扎实研究，你如果想进一步了解，《中法关系史论》这本论文集中收入的他的论文《18世纪法国思想家对中国专制主义的褒贬》，绝对值得一读再读。

以上，我们用两讲的时间和你聊了法国启蒙运动的相关情况，由此可见，启蒙运动为行将到来的一场大革命做了思想、舆论准备。这场革命就是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它不仅在法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了既承前启后，又开天辟地的作用，而且还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创生方面起了巨大作用，因而，也被视为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政治大革命。为此，让我们在下一讲聚焦于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

下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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