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翻译版19】阿瑟-克莱曼：《活出生命的意义》

这本书如何取材于弗兰克尔在集中营的经历？

扎卡里·戴维斯：维克多·弗兰克尔是20世纪最重要的精神病学先驱之一。他于1905年出生于奥匈帝国，年轻时就读于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并与另一位奥地利精神病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通信。1930年，他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的十年一直从事精神疾病的救治。

扎卡里·戴维斯：当时奥地利正面临各种挑战，对弗兰克尔这样的犹太医生来说更是如此。纳粹主义正在蔓延，奥地利等欧洲国家的犹太公民正受到威胁。1942年，弗兰克尔被送到捷克共和国的一个集中营。之后三年里，他被先后送往四个不同的集中营；在这期间，他的妻子和母亲都被杀害。

扎卡里·戴维斯：二战爆发时，弗兰克尔已经是精神病学领域颇有影响力的专家。不过他在集中营的经历启发了他后来的工作。战争结束后，他回到维也纳，编写了他的畅销书《活出生命的意义》。

阿瑟·克莱曼：《活出生命的意义》是他对自己在集中营里经历与见闻的深入回顾。某种程度上，它糅合了作者作为专业精神学家的审视以及作为普通人的亲身体验。他认为问题在于，这种经历会让人们丧失必要的意义感，进而无法将自己置于一个有序的世界里，找不到事情的意义。

阿瑟·克莱曼：我是阿瑟·克莱曼，我研究人类学和精神病学，在哈佛大学执教了43年。

扎卡里·戴维斯：在集中营里，弗兰克尔目睹了自己的同胞们饿死、被折磨、被杀害。他也目睹了人们在努力思索这些经历的意义。

阿瑟·克莱曼：有些人弄明白了，有些人则没有。在他看来，找到意义可以更好地忍耐痛苦，幸存下来；而那些没找到的，则被击垮了。

扎卡里·戴维斯：欢迎收听：100本改变你和世界的书，在这里我们为大家讲述改变世界的书籍。我是扎卡里·戴维斯。每一集，我都会和一位世界顶尖学者探讨一本影响历史进程的书。在本集，我和阿瑟·克莱曼教授一起讨论《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书一直广受欢迎，被翻译成至少24种语言，至今仍然影响着精神病学领域，也影响着克莱曼教授的研究。

扎卡里·戴维斯：这本书很受欢迎。你经常能在旧货店和书店看到它。您认为为什么它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呢？

阿瑟·克莱曼：我觉得是因为这本书让你不用呆在集中营也能拥有这样极端的体验。所谓极端体验，是指任何骇人听闻、异常艰难的经历、重大疾病、金融灾难、严重的社会问题。它们让你觉得周围混乱失序，让你每天难以清醒思考，让你寻求对事物意义的阐释。

扎卡里·戴维斯：弗兰克尔于1946年出版了《活出生命的意义》。二战前，弗兰克尔开创了一种名为“意义疗法”的精神病学理论。意义疗法的理论基础是，探寻意义是人类根本的驱动力。意义疗法有时被称为“维也纳第三心理治疗学派”，这是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学派之后的另一种治疗学派。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一切行为动机都是为了寻求欢愉，阿德勒认为是寻求优越与权力，而弗兰克尔则认为是寻求意义。弗兰克尔认为意义来自三方面：有目标的工作、爱、和勇气。

阿瑟·克莱曼：他认为寻求世间的意义几乎像你的心肺等身体部位的反应一样，他以此来强调寻求意义是你前进所需的动力。他的所有这些理论从某方面看都只是推测而来的。这个理论适用于某些事情，但对另一些事来说就行不通。不过我觉得当你身处困境时，他这种把寻求意义视作驱动力的方法就很重要。身处困境会让你感到迷茫困惑，让你突然之间想要弄明白自己要如何找到这件事的意义、它为何会发生、又是如何发生的。

我们为什么要探寻意义？

阿瑟·克莱曼：意义本身就是一种体验。英文中的“experience”对应的便是中文里的“体验”或“经验”。体验是我们所处的局部环境中的一连串人际互动。这个局部环境可以是我们的工作单位、社区、村子、朋友圈等。在这种局部环境中，我们往往认可别人认为的重要的事情，或是我自己所说的“威胁到身边世界的事情”。对吧？它可以是任何事情，比如社会地位、赚钱乃至对善与美的追求等，任何对周围人来说至关重要的事情都可以。

阿瑟·克莱曼：我们通常都会认同主流观点，但有时我们也会跳脱出来，反对周围局部环境的观点，或者和周围的环境发生冲突。

扎卡里·戴维斯：克莱曼教授称之为道德意义。这种意义是指什么事情在道德上对某个人或某个群体重要，他们乃至他们的整个群体会因此面临哪些风险。如果某个人追求的道德意义与所在的群体相冲突，那可能会出现问题。

阿瑟·克莱曼：我来举一个例子吧。一位年轻的医生进了一家医院，从医几年，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只是勤勤恳恳地照料患者，享受着照顾他们的感觉。后来他意识到，这个医院并不那么在乎患者的健康，他们关心的是在患者身上捞钱，攫取利润。于是突然之间，这位医生开始大肆批判周围的环境，我觉得这是一种道德批判。这种批判在他看来最为重要，比诊所里其他人看重的赚钱更为重要。

阿瑟·克莱曼：在我看来，这让他产生了道德追求，渴望找到超脱于周围环境的东西。如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借助宗教和我们的信仰背景。比如，我们可能会借助伦理学家的著作，会借助其他道德方面的内容来试图让自己挣脱并超脱于周围环境。

扎卡里·戴维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看护行业开始出现小规模对道德意义的追求。克莱曼教授在其2019年的著作《照护的灵魂：哈佛医师写给失智妻子的情书》中便探讨了这一点。

阿瑟·克莱曼：这本书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我自己道德建设的故事：我是如何从孩子一步步成长，负责照护我当时患阿尔兹海默症的亡妻。另一个是我们这个时代有关照护的故事：那些像弗兰克尔的研究对象一样经历生活重创的、内心荒芜且迷茫的人，他们如何应对这一问题，如何追寻意义等等。

扎卡里·戴维斯：当然，纳粹集中营带来的恐惧与重大疾病带来的痛苦截然不同。但克莱曼认为，这两种情况下，人们都会出现同样的创造意义的动力。克莱曼还认为照护是创造意义的核心。

阿瑟·克莱曼：对家庭成员、朋友熟人和周围人的照护是美国等各国社会中真正的粘合剂。当有人生病时，我们可以最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你生病的时候，突然之间你的母亲和兄弟姐妹都会来照护你。如果你年纪大了，你的成年子女也会开始照护你。

医院里照护如何变得越来越边缘？

扎卡里·戴维斯：照护让我们富有人情味，但是大多数照护者没有足够的时间、金钱、能力等他们需要的资源。于是越来越多的机构正承担起照护的责任。

阿瑟·克莱曼：在这些机构中，会出现1920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机构权威”。他认为机构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们可以成为社会中最高效的部分。它们可以量化，可以形成大的官僚机构，可以高效组织日常活动。机构这一层面的特性会带来诸多成效，但另外许多特性会造成韦伯所说的“理性铁笼”。

阿瑟·克莱曼：他认为，理性铁笼意味着这些理性技术规则会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降低人们自发主动去做这件事的机会，减少肩负传统的责任，减损表达自我情感的能力。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把人们的情感关进了冰冷的理性牢笼。他描述的基本上就是现代医院的样子。

扎卡里·戴维斯：与家庭陪护相比，现代医院有着不同的优势和局限性，以及不同的效果衡量标准。

阿瑟·克莱曼：我们计算的是在一定时间内去医院接受各类护理的人数，而不是花了多少钱、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但其实，衡量护理水平的时候，我们会衡量人际关系，你和护士、医生和护理助理之间的关系情况以及沟通情况。

阿瑟·克莱曼：当你做完胆囊手术出院时，有没有人告诉过你和你的家人，出院的时候你要注意你的肚子里会挂着两根管子，以及你需要因此注意什么？大多数时候，没有人会告诉你这些。所以家人会因为他们需要照顾患者而感到震惊，而且根本没有人告诉他们要怎么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真正地关心患者才能体现出人情味。

居家照护是怎样的感觉？

扎卡里·戴维斯：这是医疗机构中的照护问题，不过家庭成员仍然承担着许多照护的工作。克莱曼教授就是这样。

阿瑟·克莱曼：我妻子照护了我三十六年。在这段婚姻的最后十年，也就是第三十六到四十六年，我开始照护她。她的阿尔兹海默症是早发型的，在她的五十多岁而不是八十多岁就得了这个病。疾病夺走了她的推理能力、记忆力、判断力、对情绪的控制等等，此外这种病还从她大脑后端的枕叶开始病变，影响了她的视力。

阿瑟·克莱曼：她开始视觉受损，既患有痴呆又有患有失明。我当时在照护她，所以在最初的四五年里，我做了之前从没想过自己能做到的事：给她洗澡、喂饭、穿衣、搀着她走路，照护她的所有需求。这些都是最基本的需求。

阿瑟·克莱曼：大概在那个时候，我发现自己没法一个人做这么多。家人给了我很多帮助，让我可以稍微喘口气，他们帮我一起照护妻子。但即便这么多人还是不够。于是我不得不雇了家庭陪护。幸运的是，我妻子琼和家庭陪护关系很好。我们一起照护琼，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是陪护来照护，下午五点到第二天上午九点是我来。那段时间我们把琼照护得妥妥当当。

阿瑟·克莱曼：但有时候，照护意味着要忍耐难以忍受的事情。整个过程如此难熬，需要尝试很多东西，叫人心惊胆战、沮丧受挫。照护者心里便会出现和弗兰克尔一样的疑问，疑惑于自己在做什么，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什么。显然，这是照护重大疾病患者带来的一个积极影响。照护者认为这么做是有目标的，自己是被需要的，他们的照护能起到良好的作用。

扎卡里·戴维斯：这是弗兰克尔书中的核心思想。弗兰克尔在书中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我们找到苦难的意义时，苦难就不再算得上是苦难了。”

阿瑟·克莱曼：这让我意识到，弗兰克尔的观点是对的，但也不完全对。在追寻意义这一点上他是对的；但他没把对意义的追寻与生活的艺术联系起来，这就不对了。不过追寻意义是为了让我们能最为深刻地认识到无论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这种认知有助于我们忍受苦难。

阿瑟·克莱曼：我不喜欢“恢复力”这个词，这种说法太乐观、太欢欣雀跃了。我更喜欢“忍耐力”这个词。一种忍耐的方式是，树立一个摆脱这些苦难的目标。这个世界充斥着犬儒主义，我们周围也充满了徒有其表的东西。而树立这样的目标是你可以努力去做的事情之一，你也会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这么做从根本上讲是在行善。

阿瑟·克莱曼：这就是这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也就是讲照护是我们在世间行善的一种方式。它教会我们行善有多么重要。它意味着不断帮助他人，建立、维系良好的家庭关系与友情，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扎卡里·戴维斯：弗兰克尔提出了一个新的关于人类动机的理论：人们努力创造意义，面对困难时，他们在有目的的工作、爱与勇气中找到意义。他的理论影响了整个精神病学领域，其中就包括克莱曼教授这本书。

扎卡里·戴维斯：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