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隋炀帝 （下）：急政导致的大崩溃

在最初的统治中，隋炀帝在内政、外交、疆域拓展和文化建设方面都卓有成效，但是后来在强烈野心的驱使下，他大规模推动一系列公共工程，并且不顾一切地连续对高句丽发动战争，使得天下疲惫不堪。在专制政权下，若君主欲望太过强烈，不过现实条件推动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也会将百姓陷入悲惨的境地。而且君主的欲望越强烈，造成的祸害越大。在中国历史上，很多王朝的崩溃，都是发生在国家以行政力量大肆干预经济和日常生活、进行大规模公共工程的时候。

跟隋文帝不一样，隋炀帝特别喜欢巡幸，他经常往返于大兴城（长安）、洛阳和江都之间。还跑到长城与突厥可汗谈判，甚至在609年从河西走廊亲征吐谷浑。他有他的逻辑，他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他深入基层，在当时很多大臣是支持的，并认为这是统治长久的好办法。但是实际上，这种看似深入民间的作法，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往返于京师、洛阳、江都之间，每次都携带大量随从，沿途扰民无算。他还常去边境会见有各国酋长、跟突厥谈判；发动大规模战争，企图恢复汉帝国的荣光。在这种的情况下，隋炀帝对日常的行政运作就会严重忽视，行政运作效率也大为下降，从而为怀有野心的地方官员提供了千载难得的机会。

但是，这些大规模公共工程本身，并不是完全出于隋炀帝个人私利的考虑。比如营建东都。在他上台后的第二年，隋炀帝就命宇文恺等营建东都洛阳，并且将富户迁入重建的洛阳城。洛阳在中国的思想、礼仪体系中地位重要，而且也是帝国控制关东广袤领土的桥头堡。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如果丢掉洛阳，整个帝国都会陷入被动。而且洛阳是水陆运输的自然中心，唐朝建立之后，唐太宗、高宗和武则天都先后大规模建设洛阳，他们的出发点跟隋炀帝并无二致。洛阳城建立之后，成为亚洲大路上的一座伟大的城市。日本的京都实际上就是直接受到了洛阳城的影响布局的。此后的200年中，洛阳都是隋唐帝国在关东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中心，创造过辉煌的文明。

大规模开凿运河，构建运河体系的原因往往被描述为隋炀帝为了去江都游玩，实际上绝非如此。帝国统一之后，通过运河系统将南北东西沟通起来，达到巩固统一的目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洛阳的营建也是作为运河体系的枢纽工程。运河体系也支持隋炀帝对东北地区的战争。而且，修建运河并非隋炀帝的想法，他的父亲隋文帝就已经开始建造了。早在大兴城建成后，隋文帝就宇文恺设计广通渠，沟通京师到潼关的水系。到了100多年后，唐玄宗也基于同样的目的再次凿通关东到关内的运输渠道。隋炀帝把他父亲的工程扩展到了全国，试图构建全国性的水运体系。这一水运体系以洛阳为中心，往北抵达今天的北京，往南抵达今天的杭州，长达四五千里，是世界上伟大的工程之一。大运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它适应南北经济交流的需要，加强了南北的联系，此后南北对峙的局面基本不能长久了。而且这一运河系统对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举例来说，就大大促进了杭州的发展，使它从一个边境前哨地一跃而为繁荣的商业城市。其泽被后世，直到今天。

隋炀帝希望在自己统治期间就完成如此众多的政治、经济、军事目标的做法，把繁荣强盛的隋帝国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地步。隋帝国的瓦解，可以说，是毁灭于急政。616年夏，隋炀帝看到北方已经陷入乱局，乘船抵达江都，将整个帝国抛弃在背后。两年后，大业十四年（唐武德元年，公元618 年），隋王朝的禁军将领宇文化及等利用关中士兵思归的情绪，杀掉隋炀帝，胁迫隋炀帝在江都召募的江淮军队和关中禁军一同北上，隋朝彻底灭亡了。不过隋朝的一系列政策、作法，为后续的唐帝国奠定了基础。之后的三百年，中国文明主宰了东亚世界，这一结构一直到10世纪才结束。

君主或者一个领导者太过精力旺盛，责任感太强，自我期许太高，都会给天下带来灾难。并不是平庸的君主才是祸害。很多王朝实际上是毁灭在奋发有为的君主手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处树敌，臣民都被他的理想所拖累，痛苦不堪。所以一天到晚讲大道理的人，一定要远离。他自己深陷其中，也会拉着所有人一起陪葬。比如隋炀帝，他在雁门被突厥围困时，曾“下诏停辽东之事”，跟臣民们许诺以后再也不打高句丽了。但是等围困一解除，马上又下诏讨伐，于是“言其诈众，朝野离心”，失信于人，就失去了统治的权威。这让我们想起佛教史的有名君主迦腻色迦。迦腻色迦也是精力旺盛，立志征服四海，连年搞事，最后大臣们实在受不了了，就乘他得病把他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