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 青海省博物馆 | 唐手书《羯摩经》：长达17米的敦煌手写经卷

喜马拉雅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青海省博物馆的孙丽宁，今天我想和你聊聊我们馆藏的一件文物：《羯摩经》

 唐手书《羯摩经》

《羯摩经》长17米，整部经卷由34张长约49厘米、宽约25厘米的纸张连接而成，全卷共有933行、16000多字，《羯摩经》是唐代人手写的经卷，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纸质古籍之一，也是现存最长的唐代写经。

经卷从右向左，竖行写成，每个字的大小有1厘米左右。有些字的旁边有注释性的文字，整幅经卷通篇用楷书抄写而成，字体工整，字字珠玑，精心构思，是一笔一画用毛笔书写的小楷字，可见当时书写是何等用功。那么这部经典是在什么背景下诞生的，又传达的是什么内容呢？

这要先从它的名字说起。“羯摩”一词，来自于梵语，就是作业的意思。经卷的内容是僧徒们戒律和忏悔的内容，是规范佛教的重要典籍之一，它规定僧人们有重大的决策，必须在有全体僧众参加的大会上讨论表决，必须取得全体一致的意见，才能付诸实施，在佛教中具有非常高的权威性。

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到唐代已是鼎盛时期。唐代抄写佛经是一件国之大事，抄写佛经是由国家专门机构和寺院僧人协同进行。当时国家设立专门机构并派专人管理、监督此事，抄经有严格程序和工作规范，通常一卷佛经要经过五六年时间才能完成，像《羯摩经》这样一部长达十七米的经卷，所耗人力物力可想而知。《羯摩经》应该属于朝廷下令向全国各大寺院发放的官方的经卷。 

经卷的特别之处在于每行都设有乌丝栏。所谓乌丝栏，是指自上而下，以乌丝织成或画成的栏，以此为界，中间用朱墨书写文字，起到分割每行文字，使通篇经卷规整的作用。

由于年代久远，经卷上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磨损。整部《羯摩经》均用染黄纸制成，主要以黄檗这种植物作为染料染制而成。黄檗中有一种生物碱，具有驱虫，防腐的功效，因此，它在作为染料的同时，也有了防腐作用，从而延长了纸张寿命，这也是《羯摩经》保存完好的原因所在，最为重要的是染黄纸在中国隋唐时期是皇家专用纸，所以应该是专为皇家抄写的经卷。经专家鉴定，这部《羯摩经》是敦煌藏经洞当年流失到海外的珍贵文物。

敦煌位于古丝绸之路，曾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汇合点。敦煌是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十六国时期它是全国的佛经翻译中心。在印刷术尚未发明的年代，佛教的日益盛行使佛经的手写本供不应求。到寺院捐献抄经的善男信女并不是人人都会书写，即使会也不见得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亲自抄写，所以很多人就去买抄好的佛经，由此催生了中国书法史上最大的书法群体——经生，也形成了一个专门的书法流派——写经体（也称敦煌体）。

敦煌写经始于西晋、扩于北朝、盛于隋唐、终于五代、宋初。这是中国书法发展最关键的时期，数万件写经中， 篆书、 隶书、 楷书、 行书、 草书五体俱全。敦煌“写经体”书法，在书法风格上大致分为书写集中涉及到的三个演变阶段，即“魏晋写经书体由隶向楷的初级演变”，“北魏到隋初写经体从隶书形态中蜕变出来”，“敦煌写经体向唐楷的成熟演变”，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千年前佛教经书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详实的记录了中国书体演变的历史样本，是中国书法史最珍贵的历史资料。

这部《羯摩经》是敦煌藏书之一。敦煌藏书是二十世纪初全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因为它的发现，世界文献研究领域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敦煌学。而敦煌藏书的发现十分偶然，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莫高窟道士王圆箓，率人“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密室始现于世，并谓之“藏经洞”。

该洞发现数以万计的古代佛经、道经及世俗文书等，是研究我国近两千年学术文化发展的宝贵文献。然而由于当时清政府的腐败，未能对藏经洞文献及时归档保存，只是草率地任由王圆箓原地保管，不再过问。藏经洞的文物，绝大部分经由道士王圆箓之手流失而出。由于他不能确切知晓这些陈旧的经卷究竟蕴含多少文化价值和精神能量，也就直接导致了难以弥补的文化损失。据不完全统计约三分之二的佛经经卷已流散国外，而中国仅存三分之一。唐手书《羯摩经》就是流散国外的经卷之一，也是全世界仅存的几卷《羯摩经》写本之一，也是目前发现最长的一部敦煌手写经卷，在如今发现的敦煌经卷中首屈一指。

这些古老的文字，穿越一千多年的时光依然清晰如新，是全世界古籍宝库中不可多得精神财富，不仅见证了佛教在中国的悠久历史，更诠释了捐赠者侯国柱老人满腔的爱国热情。

1942年，侯国柱先生在好友郭世清先生的引荐下，认识了久闻大名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张大千向他介绍了巧夺天工、美不胜收的敦煌壁画之后，谈起了那神秘莫测的敦煌文献，称敦煌壁画与敦煌经卷是中国艺术宝库的两颗明珠，感叹地说:“今生若能一睹隋唐经卷写本的真迹，则死而无矣”。

最后，谈到敦煌壁画和隋唐经卷。他说“洞内经卷大多被英、法、美、俄、日等国人窃去，我国现在留存不多，是国宝啊！虽然侯国柱先生对敦煌经卷知道得不多，但敦煌经卷是国宝的说法已经在他的脑海里烙下了很深的印象。 

机缘巧合之下，侯国柱先生在印度加尔各答偶然从一位华侨那里传来一个让他难以置信的消息:有一个从香港来的中国人，身带敦煌经卷，准备将经卷卖给英国人。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急匆匆去找王春生，让他赶快找到那个带敦煌经卷的中国人。没过多久，王春生找到了那个人，名叫王仁，给他说明来意。

但是，王仁不肯与侯国柱先生见面，也不让王春生告许他的住处。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侯国柱先生恳请王春生从中斡旋，讲明敦煌经卷在国内已经留存不多，千万不能再卖给外国人。在王春生的努力下，王仁终于答应以5000元美金出售。

事情谈妥后，侯国柱先生因为他自己从来没有见过敦煌经卷是什么样子，也不知真伪，为了甄别经卷的真伪，通过担保人担保，侯国柱先生带上经卷到噶伦堡去找著名华侨马寿山先生（原籍云南），马寿山先生留居英法多年，阅历丰富，知识渊博，在华侨当中很有威望。他看后肯定地说:“这是真的敦煌经卷。” 

侯国柱先生立马把钱付给王仁。为了酬谢王春生先生的尽力相助，侯国柱先生还把在西藏江孜的两条藏毯和一架美式收音机送给了他。并嘱咐他保守秘密，以免惹是生非。就这样，一部流失海外的珍贵的唐代敦煌经卷《羯摩经》被侯国柱先生意外收藏。

解放后，侯国柱先生历经“肃反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数次运动，由于其参加国民党军统的身份，身体经常遭受磨难，身体落下了多种疾病，又遭受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始终心念敦煌经卷，竭力保护，数次逃脱劫难，并心怀将敦煌经卷捐献给国家的拳拳之心始终在心底涌动。  

1980年，侯国柱先生在《兰州报》中看到一篇题为“吃先人的饭，砸后人的锅”的文章。反映的是甘肃省某一个村里群众集体盗墓、倒卖历史文物十分猖獗。“如果长此以往，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文明在哪里？古老，拿啥证明？这不是端起先人的饭碗砸了后人的饭碗吗？”并呼吁有关方面对此予以重视。侯国柱先生看到后，心里甚感惬意畅快，把敦煌经卷捐献给国家的机会到了。

1983年2月的一天，侯国柱先生来到老友谢尔节家里，倾吐了压在心头30多年的心事:我有一部敦煌经卷，保存了多年，十分宝贵，准备拿出来献给国家。你替我出个主意，怎样才能万无一失地稳妥地交给国家？ 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先让敦煌学专家鉴定一下经卷的真伪和价值。谢佐教授写了两封举荐敦煌经卷的信，一封作为《光明日报》内参稿，联系记者陈宗立以两人的名义发表，反映给中央；一封托前来青海参加全国史诗研讨会的黄铁同志，由她转给国家文物局。

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金紫光看到信后，很快将信转给中宣部，1984年9月15日，中宣部又将此信批转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由他们派了两名专家前来鉴定。在做了一段时间的准备工作后，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辰35周年之际，侯国柱先生如愿以偿，把伴随自己多年，经历风风雨雨近半个世纪的敦煌经卷，作为献给祖国的最好礼物。

如今，这部凝聚了侯国柱先生一生心血的敦煌经卷收藏在青海省博物馆，展现在人们面前。欢迎你有机会来青海省博物馆亲眼看看这件历经沧桑的国宝级文物。我是青海省博物馆的孙丽宁，我在青博等你，感谢你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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