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选书《剧变》06-“魂不知所归”的澳大利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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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书腾。今天继续为你解读戴蒙德的《剧变》一书。前面我们讲述的几个国家面临的都是突发式的危机，至少都是以某个突发性事件作为危机的标志，比如佩里叩关、苏芬战争、智利军变、印尼屠杀等，但是，根据危机的定义，一场国家危机并不必然以这种暴风骤雨式的形式展开或结束，它也可能是以某种渐进或持续的方式不断考验一个国家解决问题的智慧。今天我们要讲的澳大利亚所面对的身份认同危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

1788年1月，第一批来自欧洲的殖民者从英国出发，乘船抵达澳大利亚。英国政府并不认为澳大利亚是一个适合移居的好地方，之所以派出这支舰队，是因为当时英国面临囚犯过多、无处安置的难题，只好将其中一部分人流放至遥远的澳洲。

在澳大利亚被英国殖民的前几十年里，移民和被流放的罪犯都来自英国。殖民地建立大约50年之后，第一批大规模的非英国移民开始出现在南澳大利亚。这批移民中有德国路德教的教徒，他们到此是为了寻求信仰自由。这些人受过技能训练，开发了园艺农业和葡萄园种植业，迅速适应了澳大利亚的生活，也没有引发先来者太多的反感。而在同一时期，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第一波“淘金热”中接踵而至，心怀不满的当地群众殴打、抢劫华人，最后不得不靠英国军队出动才平息了这场骚乱。

19世纪60年代，随着糖料作物种植园的发展，第三批非英国移民到达澳大利亚。这些人均为太平洋岛民，来到澳大利亚后成了种植园工人。虽然其中部分人是自愿被招募来的，但还有许多人是从自己的家乡被绑架而来的。

二战结束前，除了上述这几批总数不多的德国人、中国人、太平洋岛国人以及印度人，澳大利亚通过相关政策保持了以英裔白人为主导的人口结构。

我们都知道，美国和澳大利亚曾经都是英国的殖民地。不过二者与英国脱离关系的过程有很大区别。美国是通过独立战争毅然斩断了所有与英国之间的政治纽带，每年的7月4日，也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周年纪念日，被定为美国的“独立日”，这是美国人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相比之下，澳大利亚人压根就没有这样的纪念日。

在英国政府没有提出反对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就获得了自治权，但它从未完全斩断与英国之间的联系。澳大利亚仍然是英联邦国家之一，也仍然承认英国君主为本国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为什么在处理与英国的关系方面，澳大利亚和美国会出现如此不同的操作呢？

首先，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从中吸取了教训，从此改变了对其白人殖民地的政策，爽快地将自治权下放给自己在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

第二，比起到美国，英国到澳大利亚的航行距离要远得多，因此英国殖民当局无法对澳大利亚实行严密的管控。

第三，为了和加拿大的法国军队和印第安部落作战，英国不得不在其美洲殖民地上驻扎军队，因此需要强征税金以维持军队的开支，这是引发独立战争的重要原因；而澳洲没有其他欧洲国家，当地原住民人口稀少，英国不需要驻扎大量军队。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与英属北美殖民地相比，澳大利亚殖民地收益很少，所以英国没有那么重视。

到19世纪末期，英国保留的唯一一项重要权利，便是对澳大利亚外交事务的控制权。除此以外，整个19世纪，英国持续为澳大利亚提供重要事务方面的帮助，比如由英国战舰对澳大利亚提供军事保护。

澳大利亚最初分为6块不同的殖民地，直到1901年才组成统一的国家整体。参与制定宪法的澳大利亚人在许多议题上各执己见，却在将非白人排除在本国之外的决定上意见一致。新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着手制定的《移民控制法》被所有政党一致通过，其目标是确保澳大利亚的白人属性。这部法律禁止妓女、心智不足者、饱受恶疾困扰者以及罪犯移民至澳大利亚，还规定黑人与亚洲人不得移民至澳大利亚。

除了种族歧视，这也与澳大利亚人的身份认同感有密切关系。

二战结束以前，澳大利亚人坚定地把自己视为“英国的子民”。这种身份认同最明显的表现是，澳大利亚军队在那些和本国利益没有直接关联的英国战争中无比热情地与英军并肩作战。例如，一战开始时，英国对德宣战，澳大利亚人毫不犹豫地支持英国宣战的决定，仅有500万人口的澳大利亚派出了数量多达40万人的志愿兵，跨越半个地球，为维护英国的利益而战。

一战中，澳大利亚军队参与的最著名的战斗便是澳新军团登陆土耳其加利波利半岛的战役。由于负责指挥行动的英方将军领导力不足，军团在这场战役中伤亡惨重，终告失败。为纪念这场登陆战，每年的4月25日被定为“澳新军团日”，这是澳大利亚最重要且最富有感情色彩的国家节日。

如果你不是澳大利亚人，可能很难理解当地人对澳新军团日的重视程度。在历史上的这一天，澳大利亚的年轻男性被屠杀，被英军将领背弃，他们跨越大半个地球到一个半岛上，和土耳其人打了一场跟自己国家的利益毫无关系的仗，为何还要庆祝这一天？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够比在加利波利半岛上牺牲的年轻的澳大利亚士兵更能说明澳大利亚人曾经甘愿为自己的母国英国赴汤蹈火的心情了。而且，加利波利登陆战后，澳大利亚开始被视作一个统一的国家，因为在那一刻，他们是为自己的母国英国而战的澳大利亚人，而不是维多利亚人、塔斯马尼亚人或者南澳大利亚人。

但是，这种身份认同感在二战时开始发生转变。

二战前，日本对澳大利亚的威胁与日俱增。以澳大利亚守护者自居的英国加强了新加坡的海军基地，但是这个基地离澳大利亚足足有4000英里。澳大利亚便是倚仗这个遥远的英国海军基地，还有更遥远的、集中在大西洋和地中海的英国舰队为自己保驾护航。同一时期，澳大利亚疏于增强自身的防务能力，它于1930年废除了征兵制，仅保留了规模十分有限的空军和海军部队。

与一战一样，英国在1939年对德国再次宣战时，澳大利亚第一时间支持英国的决定，向欧洲战场派去了自己的军队，参加了位于北非和克里特岛的战斗。随着日军来袭的风险逐步加大，澳大利亚请求撤回在欧洲战场的军队，以作自我防卫之用。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对澳大利亚人再三承诺，英国将会通过新加坡基地保护澳大利亚免受日军的入侵，事实证明，这些承诺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

1941年12月开始，日本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发起了进攻。距离日本宣布开战不过三天，日军的炮火便击沉了英国留在远东、用于保卫澳大利亚的仅有的两艘主力舰。第二年2月15日，驻新加坡基地的英军总指挥官向日军投降，导致英国及其他英联邦国家的10万名士兵被送进了战俘营，这些投降的士兵中就包括2000名澳大利亚士兵。几天后，日本航空母舰开始对澳大利亚的达尔文市开火。这是日军对澳大利亚发动的第一次袭击，随后日军又对澳大利亚发动了60多次空袭。

在澳大利亚人的眼中，新加坡基地的陷落意味着母国英国对澳大利亚的背弃。这种怨恨的情绪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至1992年，距离英军在新加坡投降已过去50年，在一场国会演讲中，时任澳大利亚总理还尖锐地指责了英国当年的行为。

二战给澳大利亚留下了两大教训。一是英国并无保护澳大利亚的实力。相反，美国在澳大利亚建立了指挥部，大量部署了军队、战舰和飞机，成为了澳大利亚的靠山。

第二个教训是，尽管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都往欧洲战场派去了自己的军队，但二战的不同之处是，它使澳大利亚意识到近在眼前的、来自亚洲地区的威胁。

二战结束后，澳大利亚与英国之间的关系日渐淡化，同时淡化的还有澳大利亚人作为“英国子民”的这一自我身份认同，从而导致了实施多年的“白澳政策”的瓦解。这种转变持续了好几十年的光景。

比如说，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逐渐发生改变。二战后的澳大利亚开启了一个鼓励移民流入的应急计划。北欧成为继英国和爱尔兰之后排在第二位的最受欢迎移民来源地，排在第三位的是南欧。此外，亚洲移民也逐渐进入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接纳亚洲移民是出于军事保障的需要、亚洲的政治发展进程、澳大利亚贸易模式的转变、移民自身的原因，以及英国的政策。

以贸易层面为例，英国曾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随着澳大利亚人逐渐克服种族主义偏见，他们因二战对日本产生的敌意有所缓解，两国在1957年签署了贸易协定。到了80年代，日本一跃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紧随其后的是美国，而英国作为澳大利亚的贸易伙伴，地位已经远远落后。自然的，澳大利亚也逐步降低了日本人移居本国的门槛。

英国人优先的“白澳政策”被削弱的另一个因素，是澳大利亚接收的移民自身出现的变化。二战之后移民到澳大利亚的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还有立陶宛人，毫无疑问都是白人，但都不是英国人。这些移民跟传统上把自己看作忠诚的大英帝国子民的澳大利亚人之间无法产生身份认同上的共鸣，他们也不像英国人和传统澳大利亚人那样，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依然对亚洲人抱有强烈的种族偏见。

从澳大利亚人的视角来看，当本国总理魏德伦于1972年带领着澳大利亚工党在23年来首次登上执政舞台时，澳大利亚人的身份认同似乎发生了急剧而全面的转变。

魏德伦在上任的最初19天内，制订了一个在澳大利亚内部实施变革的庞大计划，包括：废除征兵制度；从越南撤走所有的澳大利亚士兵；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禁止以种族特征挑选队员的运动员队伍来访；废除以英式荣誉体系嘉奖澳大利亚人的方式，制定了一套全新的澳大利亚荣誉体系；还有就是，正式废除“白澳政策”。

在魏德伦正式宣布废除“白澳政策”之前，这项政策便已呈现阶段式的瓦解之势。50年代，澳大利亚接收了来自亚洲的一万名访问学生。令人唾弃的移民听写测试于1958年被废除，同年出台的移民法案允许“杰出和高素质的亚洲人才”移民至澳大利亚。在此背景下，魏德伦的改革并未引起太激烈的抗议。

澳大利亚的变化还体现在政治层面和文化层面。1986年，英国对澳大利亚司法的终审权被取消，从而使英国主权在这片土地上的最后一丝痕迹被清除，澳大利亚终于实现了完完全全的独立。1999年，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宣布，英国从此属于“外国”之列。文化方面，曾在60年代风靡澳大利亚、以牛肉馅饼和啤酒为标志的英式食物也被各式各样的国际化美食取代。

澳大利亚的案例是否适用于本书介绍的危机与变革框架呢？

和我们讨论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同的是，澳大利亚所面对的中心问题始终关乎国家认同与核心价值观：我们是谁？

直到二战结束，这场辩论才真正开始变得严肃起来，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

诚实的自我评估在二战后的澳大利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澳大利亚人逐渐意识到，在现代世界，本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虽然不情不愿，但澳大利亚人确实得承认：英国作为自己昔日最亲密的贸易伙伴，如今只是一个次要的贸易伙伴了；曾经最可恶的敌人日本现已成为自己在贸易上最重要的合作伙伴；而且，澳大利亚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担任英国在亚洲外围设置的一个岗哨了。

澳大利亚突出展示了划清界限和选择性变革的作用。比方说，澳大利亚保留了议会制民主政体，英澳两国之间仍然保持着重要的象征性关系，如英国女王仍然是澳大利亚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澳大利亚始终保持着高度平等的社会价值观和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等等。他们改变的只是身份认知、外交政策以及人口结构等。

在过去的70年间，澳大利亚的转变并非是因为一场突发式危机，而是因为一场长期的渐进式危机。这是它与我们介绍过的日本、芬兰、智利、印尼等国家危机的不同之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影响国家危机的因素同样适用于这种渐进式的危机。

至此，我们已经讲完了五个国家的危机，这些危机大都是过去时。听到这一集，你可能还不大明白作者提出的这套危机影响因素的框架有什么作用。其实它的作用更主要是用于分析现在进行时的危机，以便理清那些值得我们重点着力的因素，更好地解决危机。下一集，我们就试着用这套框架来分析当今美国社会所面临的危机，到时见！

今晚刚刚听到李医生不幸去世的消息，悲愤之至，在此留下一点纪念。当一个国家擅于捂住报警鸣笛者的声音，那么这个国家必定会反复深陷于危机。愿天堂没有瘟疫与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