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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晚上回到酒店,大家都不作声。编导天贺抽了一会儿他的大烟斗,说:“觉得么,像是《卡桑德拉大桥》里头的感觉,火车正往危险的地方开,车里的人耳边咣咣响外面有人正把窗户钉死。”
我们住在一个小酒店里。人家很不容易,这种情况下还能接收我们。一进大门,两条窄窄的绳子,专为我们几个拉出来一个通道,通往一个电梯。进了电梯,只有我们住的三楼的按钮能亮,其他楼层都用木板封死,怕我们乱跑。进了三楼,没有其他客人,空荡荡的长走廊里靠墙放着一溜紫外线消毒灯,夜里磷光闪闪。
楼层的服务员挺好的,给我房间打电话,说我们要撤了,以后你们自己照顾自己,给你们一人留了一个体温计,自己每天量量。平常窗外男孩子们打球的操场空无一人,挂了铁丝,满场晾的衣服,白荒荒的日头底下,飘来荡去。
我家小区也知道我去过病房了。物业给我打电话:“挺好的?大家都挺关心你的……最近不回来?”我理解,拍完了我们也不回办公室,车开到南院门口,把带子放在门口传达室。会有人来取,把带子消毒后再编辑。
我妹来酒店给我送东西,我让她带只小音箱给我。晚上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隔着三四米远,我让她站住:“放下,走。”
妹妹在黯淡的路灯下看着我。去病房前我俩谈起过父母,我问她:“你觉得我应该去病房吗?”她说:“你可以选择不当记者,但是你当了记者,就没有选择不去的权利。”
一天晚上,张洁莫名其妙地跑来酒店住,还带着一大束花。“咳,领导,这时候您来干嘛呀?”大家心想,还得照顾您。他不解释,还一一拥抱,男人们着实不习惯,倒拽着花,绷着身体忍受领导的亲热。
事后,我在媒体报道里看到过张洁说:“他们几个早期的时候回到南院来吃过一次饭,结果大家找我反映:你还注意不注意我们大家的安全?唉,一瞬间,真是……但转念想,是啊,大家的安全也重要啊!”
他怕我们心里难受,就来酒店陪着我们。
记者问我,我一点不记得去南院吃饭这事儿了。费劲地想半天,解释说:“那时,南院好像不存在了,不那么真实地存在了。”
每天早上醒来,我闭着眼从枕头边摸到体温计,往腋下一夹,再半睡半醒五分钟。反正发烧就去医院,不发烧也要去。有一天,我觉得鼻子里的气是烫的,热流直蹿到脑门上,觉得肯定是感染了。闭着眼睛想,怎么搞个DV进病房之类,不能白死。睁开眼看了看体温计,才三十六度五。
有位女法警,负责给刑场上已被执行死刑的囚犯拍照。她说从不恐惧,只有一次,晚上洗头的时候,打上洗发精,搓起泡沫的一刹那,所有那些脸都出现在她面前。
她的话我觉得亲切。非典时,我很少感到恐惧,有一些比这更强烈的感情控制了人。但那天晚上,我站在水龙头下,开着冷水,水流过皮肤,一下浮出颤栗的粗颗粒,涂上洗面奶,把脸上擦得都是泡沫,突然觉得是死神在摸着我的脸。我一下子睁大眼睛,血管在颈上嘣嘣地跳。我摸着血管,这就是最原始的东西。活着就是活着。在所有的灾难中,这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
后来我才知道,有一阵子,我们几个都认为自己肯定感染了。从医院回来,大家不约而同冲很长时间的热水澡,觉得有什么粉末已经沾在身上,鼻孔里嘴里呛得都是,但谁也不说,好像不说就是一种保护。
台里给了我们五个免疫球蛋白针指标,这在当时极稀缺,是当保命的针来打的,但司机周师傅不是本台职工,没有指标,这五针被安排到当晚八点打,过后失效。“要么六个都去,要么都不去。”我们打电话争取,但台里也协调不了。
录音刘昶一边听着,说了句:“别球争了。”七点半,他把门一锁,不出来了,敲也不开。陈威跟他多年好友,扯了扯我:“走,这样他安心。”
我们五个回来的时候,他正泡好功夫茶等着,一边给他的录音杆弄土法消毒,罩个女式黑丝袜在杆头的绒上,一根烟斜衔在嘴角,眼睛在烟雾里眯起来:“没事儿,该死朝上。”
第二天在医院里碰到个女病人,举着自己的吊瓶,看陈威拿镜头对着她,转头跟身边医生说:“再拍,再拍我把口罩摘下来亲丫的。”我们哈哈大笑。“九一一”后不久,美国人就开始做娱乐脱口秀,一边捶着桌子忍住眼泪,一边继续说笑话。我当时不太明白,现在理解了,人们还能笑的时候,是不容易被打败的。
我们待在急救中心,摄像小鹏每天去找漂亮的护士消毒。他最喜欢一个叫“钢丝眼”的,因为那姑娘戴着口罩,眼睛又大又亮,睫毛漆黑像一线钢丝。他老站在远处瞄着,又不好意思近前。钢丝眼呵斥他:“过来!消毒!”
他说:“我不怕死。”
钢丝眼冷笑一声:“不怕死的多了,前几天我拉的那两个比你还不怕呢,已经死了。”
他立刻凑过去了:“多给点儿。”
钢丝眼白他一眼,咕咚咕咚给他倒消毒液。“要不要头上也来点儿?”他嬉皮笑脸指着自己的光头。
姑娘拿起就倒。
他服了。
混在他们当中,我迅速变得粗野了,车在空无一人的长安街上,他们递给我根糙烟,说抽一根能防非典。工作完找地方吃饭,饭馆大都关了,就一家湖南小馆子彪悍地开着,几个服务员大红袄小绿裤,闲来无客在门口空地上抡大绳钻圈,见我们车来,一笑收绳,上几锅最辣的干锅驴肉,颤巍巍地堆成尖儿。多要一碗白蒜片,一碗红辣椒圈儿,一碗碧绿的蒜苗段,齐投进去,滚烫得直溅猩红的泡,往米饭里浇一大勺,再拿冰矿泉水一浸,把头栽进去吃,几只光头上全是斗大光亮的汗珠,跟服务员说:“给我一万张餐巾纸。”
他们吃完一锅,也给我倒一杯白酒放着,讲在新疆拍日全食,天地乌黑,只剩太阳中心鲜红一点,像钻石一样亮。小鹏说他把机器往戈壁上一扔,放声大哭。他就是这么个人,拍人物采访时,常是大特写,有时镜头里只剩一双眼睛:“看这人的眼睛,就知道真不真诚。”
我说不上的跟这些人亲。
我们拍过的从人民医院转运的一部分病人,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佑安医院治疗,我们去采访时已经可以正式进病房拍摄了,一位大姐半躺在床上,看我蒙面进来的身形,边喘边笑:“中央台怎么派个小娃娃来了?”
我也笑:“把脸遮住就是显年轻。”
问她现在想得最多的是什么,她看外头:“要是好了,真想能放一次风筝。”
小鹏的镜头,跟着她的视线摇出窗外。五月天,正是城春草木深。
出了门,我问主治的孟医生:“她情况怎么样?”女医生四十多岁,笑起来像春风,没直接答:“一个病人来了之后晚上从来不睡,总张眼睛坐着,怕睡着了就死了。再这么着就垮了。我说给我三天,我一定让你好。”
天塌地垮,人只能依靠人,平日生活里见不着、不注意的人。这个病区里的人,连带我们这几位蛮汉,看着孟医生的眼神,都带点孩子式的仰赖。告别时她对我说了句:“医生要让人活着,自己得有牺牲的准备。”“你有么?”“我有。”她为我们拉开了玻璃门。
在空地上收拾家伙的时候,天贺拿只小DV,突然问我:“你害怕非典吗?”“我不怕它,我憎恨它。”我掉头就走。
从医院出来,五月玫瑰色的晚霞里,看着湿黑的老榆树,心想,树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晚上用小音箱听钢琴,这东西怎么能这么好听呢?走在路上,对破烂房子都多看两眼。
干完活,无处可去,我们几个到北海坐着,架鸟的、下棋钓鱼的、踢毽子的、吃爆肚的……都没了,四下无人,大湖荒凉,热闹的市井之地难得闻到这青腥野蛮的潮气。远远听见琴声,顺声望,只一位穿蓝布衫的老人,坐在斑驳剥落的朱红亭子里,膝上一块灰布,对着湖拉胡琴,琴声有千灾万劫里的一点从容。我们听了很久,一直到暮色四合。
这期节目叫“非典阻击战”。播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坐在宾馆房间看,只看了前面的十分钟,就都埋头接电话和短信。在那之前,我还真不知道我在这世界上认识这么多人,那期节目的收视率是百分之五点七四,意思是超过七千万人在看。那时候才知道电视的阵势真大,短信里有个不认识的号码,说:“要是你感染了,我能不能娶你?”
一瞬间确实一闪念,要是现在死了,总算不会浑身散发着失败的腐味儿。
小鹏看了一会儿手机,没理解为什么舆论会有这么大反应,抬起头说:“咱这不就一恪尽职守么?”
陈虻也给我打了个电话,没表扬,也没骂我:“送你一句话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我父母在山西,不知道我去病房的事情,我妈学校停课,正在邻居家打麻将,一看见片子,手停了。邻居说我妈哭了。但她没跟我说。她不是那种碰到事多愁善感的人,就问了我一句:“你接下去做什么?”
接下去,我要去人民医院,因为心里一直没放下那个叫“天井”的地方。四月二十二号,我在那里看到病人从头到尾盖着白布推出来。两天之后,我们的车又经过那里。这个有八十五年历史的三级甲等医院刚刚宣布整体隔离。
黄色的隔离线之后,有三个护士,坐在空空荡荡的台阶上。她们手里拿着蓝色护士帽,长长的头发刚洗过,在下午的太阳底下晒着。相互也不说话,就是坐着,偶尔用手梳一下搭在胸前的头发。
车在医院门口停了十分钟,小鹏远远地拿DV对着她们。
人类与非典最大也最艰苦的一场遭遇战就发生在这里。从四月五号开始,陆续有二百二十二人感染,包括九十三位医护人员,有将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门诊大楼北侧的急诊科是当时疫情最重的地方,天井就在这里。我不明白这家医院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感染,但我知道应该跟上次拍转运的那二十九个人有关系,我得知道这是为什么。没人要我做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么多,心里就剩了一个念头,我必须知道。
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什么是陈虻说的“欲望”。
采访中,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告诉我,当时这二十九个病人都是非典病人,世界卫生组织检查的时候,他们曾被装在救护车上在北京城里转。
九年后,再看二零零三年对他的采访,那时候我还不能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说话语速那么慢,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现在我理解了,那是沉痛。
我用了很长时间说服他接受采访。我说:“你不用作什么判断和结论,只要描述你看到、听到、感觉到的,就可以了。”
在电话里,他沉默了一下说:“回忆太痛苦了。”“是,”我说,“但痛苦也是一种清洗,是对牺牲的人的告慰。”
朱继红带我走进急诊室门廊,他俯下身,打开链子锁,推开门,在右手墙上按一下,灯管怔一下,亮了。惨白的光,大概普通教室那么大的空间,蓝色的输液椅套上全是印的白字:四月十七日,周四;四月十七日,周四……
每个床上都是拱起的凌乱的被褥,有些从床上扯到地上,椅子翻倒在地,四脚朝天,那是逃命的撤退。
这就是我之前听说的天井。四周楼群间的一块空地,一个楼与楼之间的天井,加个盖,就成了个完全封闭的空间,成了输液室,发热的病人都集中到这里来输液。二十七张床几乎完全挨在一起,中间只有一只拳头的距离。白天也完全靠灯光,没有通风,没有窗,只有一个中央空调的排气口,这个排气口把病菌传到各处。
病历胡乱地堆在桌上,像小山一样,已经发黄发脆。我犹豫了一秒钟。朱继红几乎是凄然地一笑,说:“我来。”病例被翻开,上面写的都是“肺炎”。他指给我看墙上的黑板,上面写了二十二个人的名字,其中十九个后面都用白粉笔写着:肺炎、肺炎、肺炎……
“实际上都是SARS。”他说。
病人不知道。“那些不知情的因为别的病来打点滴的人呢?”
“没有办法,都在这儿沤着。”
如果我坐在演播室里,我会问他“你们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但站在那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木然柔顺的绝望,让我的心脏像是被什么捏着,吸不上气来,他和他的同事也沤在里面。人民医院有九十三名医护人员感染非典,急诊科六十二人中二十四人感染,两位医生殉职。
我想起转运当天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只穿着普通的蓝色外科手术服。当我在胸科医院战战兢兢地穿着全套隔离服进病房,回到急救中心要消毒四十分钟,身边的人紧张得橡胶手套里全湿了的时候,这些医生护士,在天井里守着二十几位病人,连最基本的隔离服都没有。
我问他那几天是什么状态,他说:“我很多天没有照过镜子,后来发现,胡子全白了。”
牛小秀是急诊科护士,三十多岁。她坐在台阶上,泪水长流:“我每天去要,连口罩都要不来,只能用大锅蒸了再让大家用……我不知道这是我的错还是谁的错……”
这是最不应该讲好的文章,可讲的太好了。泪目
一个民族只有不断地反思自己的丑陋和不足,这个民族才能进步 -柏杨
泪目,希望历史不要再重演,希望武汉疫情尽快结束
写的太真实了!
不知道说什么,泪流满面
历史重演,17年前的情景再现,何其相似,让国人警醒!
灾难面前,可以转化为一种难以理解的报道⊙∀⊙!柴静的真实客观才是真正的直面。和谐不是表象,而是内心深处的安宁。静波频道很喜欢,那种共鸣淡淡的忧伤,却又满怀希望!
没有亲身经历,但却让人毛骨悚然,刻骨铭心!听着就很心痛,何况柴静亲身经历,再她用文字写出来!希望这次疫情也尽快过去,历史不再上演!企求爱护环境,与自然和谐相处。祈求!祈求!国泰民安!
有时候人就是脆弱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