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非典记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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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二零零三年四月十七日，到“新闻调查”的第一天，晚上大概九点，我给制片人张洁打了一个电话：“我来报到。”　　

张洁说：“我们正在开关于非典的会。”　
我说：“我想做。”　　
我已经憋了很长时间。之前几个月，“非典型肺炎”已被频繁讨论。最初，媒体都劝大家别慌，但到了四月，我家楼下卖煎饼的胖大姐都沉不住气，车把上挂着一塑料袋板蓝根，见了我从自行车上一脚踩住，问：“你不是在电视台工作吗，这事到底怎么着啊？”我哑口无言。
干着急参与不进去，闷闷地想，将来我要有个孩子，他问我：“妈，非典的时候你干嘛呢？”我说：“你妈看电视呢。”这话实在说不出口。　　挂了张洁电话，手机扔在沙发上，我又拽过来给他发了条短信：“我现在就去好吗？”没等他回，我电话打过去：“十分钟后到。”　　
一推开门，一屋子人，热气腾腾，跟新同事也来不及寒暄，直接问：“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不知道。”“那怎么做？”“去现场。”　　这个栏目的口号是“探寻事实真相”。　　
当天晚上开会还在说要采访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但谁也联系不上。大家说，那就去医院。那时候都没防护意识，也没有防护服，办公室姚大姐心疼我们，一人给买了一件夹克，滑溜溜的，大概觉得这样病毒沾不上。我分到一件淡黄的。　　
台里的办公区也发现了疑似病例，为防止蔓延，制作和播出区的人员已尽可能减少，宁可重播节目以保安全。正式的选题程序暂时中止，这时候进不进去现场，请示也只能让上司为难，我们几个自己商量着来。去跟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人缠：“让我们进去。”　　
负责人看看录音杆：“这个毛茸茸的东西不能进。”
“那好，录音师不进。”　　
他再看摄像机：“这个没办法消毒，也不行。”
“那……摄像也不进。”　　
所有机器都不能带。
“那让我进去，我可以消毒。”
我说，“给我别一个麦克，别在衣服里面。”
“有意义吗？”　　

我们跟着一位流行病学调查员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胸科医院，穿了他们的防护服。病区不在楼里，是一排平房。玻璃门紧闭，没人来开。调查员走在我前面，手按在门上，用了下劲，很慢地推开，留了一个侧身进去的缝。后来主编草姐姐说，进门之前，我回头向同事招招手，笑了一下，她在编辑台上一遍遍放慢看过，但我自己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门推开的那一刻，我只记得眼前一黑。背阳的过道很长，像学校的教室长廊，那一凉，像是身子忽然浸在水里。过道里有很多扇窗子，全开着，没有消毒灯，闻不到过氧乙酸的味道，甚至闻不到来苏水的味儿，看上去开窗通风是唯一的消毒手段。　　

病房的木门原是深绿色，褪色很厉害，推开时“吱呀”一声响。一进门就是病床的床尾，一个老人躺在床上，看上去发着高烧，脸上烧得发亮，脖子肿得很粗，脸上的肉都堆了起来，眼睛下面有深紫色的半月形，呼吸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水声。

“哪儿人？”

调查员问。

“哈尔滨。”很重的东北口音。

“家里人？”

“老伴。”

“电话？”

“她也得了，昨天去世的。”

说到这儿老人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整个上半身耸动着，痰卡在喉咙深处呼噜作响。　　

我离他一米多远，想屏住，却在面罩后面急促地呼吸起来。口罩深深地一起一伏，贴在我的鼻子上，快吸不上气来。背后就是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身体不受控制，脚往后缩，想掉头就走。　　

那个三十多岁的调查员，站在床头一动不动。他个子不高，离老人的脸只有几十公分，为不妨碍在纸上记录，他的眼罩是摘掉的，只戴着眼镜。等老人咳嗽完，他继续询问，声音一点儿波动都没有。　　

整整十分钟，我死死盯着他，才有勇气在那儿站下去。　　

离开的时候，我看到另一张病床上的小伙子，脖子上绑着一个痰巾，上面有一些秽迹，小腿露在被子外面，全是曲张的静脉。我们走过的时候，他连看都不看一眼。我停下来看他。他没有昏迷，眼睛是睁着的，只是什么表情也没有。日后，我在很多绝望的人脸上看过同样的空白。我想跟他说几句话，调查员举手制止了。　　

这时，我才发现直觉里的诡异之感来自何处，整个病区里只有三个病人，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没有鞋底在水泥地上的摩擦声，没有仪器转动的声音，没有金属托盘在什么地方叮当作响，这个病区没有任何声音。　　

胸科医院当时没有清洁区和污染区。出来后，我们站在门外边的空地上脱隔离服，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站着脱。我单脚跳着往下扒拉鞋套，踩在裤子上差点摔倒。抬头，才发现摄像陈威正拿机器对着我，红灯亮着，我才想起来得说点儿什么。

边想边说我看到的情况，结结巴巴，没人怪我，包括我脸上口罩勒的一道一道滑稽的印子。“疫情公布由五天一次改为一天一次；取消五一长假；北京市确诊三百三十九例，疑似病例四百零二人。”四月二十日的新闻发布会后，恐惧“嗡”一声像马蜂群一样散开，叮住了人群。　　

系统嘎嘎响了几声后迅疾启动，开始对疑似病人大规模隔离。海淀卫生院的女医生第一次穿隔离服，穿了一半又去拎一只桶，拎着那只桶她好像忘了要干什么，拿着空的小红桶在原地转来转去。我问她怎么了，她嘴里念叨着：“我小孩才一岁，我小孩才一岁。”　　

医生都是跑上车的，我们也只好跟着跑，镜头抖得像灾难片。

“趁着天亮，快！快！”他们喊。　　

上了车，他们都不说话，手腕一直弯着向后反扣，系口罩。系好了，过一会儿，松开，再系，系得更紧一点。　　

车开到中国农业大学宿舍楼底下，之前有病人住过这里，两个穿墨蓝西装的物业在等着接应，看见一大车全副武装的人下来都傻了。

医生给他们手里塞了口罩：“戴上。”

他们木然着，以绝对服从的姿态戴上，一人戴两个蓝口罩，压在一起。其中那个胖子，不知道从哪找了一个白色护士帽戴着，有一种让人恐惧的滑稽。　　

病人的房间在二楼，防疫消毒人员上了楼，没有敲门，先拿喷雾器往门上喷，声音很大。房里的人打开门，看见一群通身雪白的人，一声尖叫，“咣”给关上了。门被叩了几下，从里头瑟缩地打开，喷雾器比人先进去，印花格子被子上，墙上张曼玉的画像上，粉红色兔子上……过氧乙酸的雾体漫天飘落下来，掉进桌上热气腾腾的方便面桶里。　　

后来我发现，人在那样的状况下，通常不是哭或者抗拒。一个女生隔着桌子，茫然地把一张火车票递给我：“我今天下午回家的票……能给我退了么？”我不知怎么办，把票接过来，又放在桌上。　　

临走的时候，她们本能地想跟着出来。门缓缓带上，我看见她们的脸重重地往下扯着，眼看就要哭出来。那个有一岁小孩的医生又走了进去，安慰她们。我在门口等着她，她出来的时候大概知道我想问她什么，说：“我也是母亲。”　　

那时候我才能回答陈虻的问题：当一个人关心别人的时候，才会忘记自己。　　

到七二一医院的时候，我看到医生护士冲过来，飞奔着跑向卫生院的消毒车。一个四十多岁、戴金丝眼镜的男医生拍着车前盖，泪流满面：“政府去哪儿了呀？怎么没人管我们了呀？”　　

去消毒的是海淀区卫生院一个刚毕业的小伙子，他把手放在这个医生肩膀上，拍了拍：“拿桶水来。”小伙子把过氧乙酸沿着塑料桶沿慢慢倒进水里，打开背上的喷雾器，齿轮低声闷响，转动，他说：“让开一下。”

喷嘴处无色的水破碎成细小的雾滴，被气流吹向远处。“以后就这样用。”他说。旁边的人点点头，镇静下来。　　

但是重症病房他只能一个人去，我们的镜头也不能再跟。　　

我给他提了一下淡黄色的乳胶手套，往袖子上箍一箍。他的手套太小了，老滑下来露出一小段腕子。他看着我。我们不知道对方叫什么，都穿着防护服，只能看到对方的眼睛。　　

他说：“五一后才是高峰，小心。”　　

他孤零零，背着喷雾器拐过一个弯，不见了。　

　五一前，能走的人都走了，因为传说北京要封城。还有人说，晚上飞机要洒消毒液。北京像一个大锅，就要盖上了。人们开始抢购食物。我回不了家，只有我妹一人，她在超市里挤来挤去不知买什么好，找到一箱鸡蛋扛回家。　　

好像“轰”一声，什么都塌了，工作停了，学校停了，商店关了，娱乐业关了，整个日常生活被连底抽掉。　　

我们只能守在急救中心，跟着他们转运病人。到哪儿去，运到哪儿，都不知道。　　

二十二号，突然通知有临时转运任务，开出两辆急救车。长安街上空空荡荡，交警也没有，司机周师傅开金杯面包车载着我们，跟在急救车后面开了个痛快。那年天热得晚，来得快，路上迎春花像是憋疯了，纯金的枝子胡乱抽打着往外长，衬着灰扑扑的荒街。老金杯在长安街上开到一百二十码，窗开着，外头没人，风野蛮地拍在脸上。我原来以为这一辈子，就是每天想着怎么把一个问题问好，把衣服穿对，每天走过熟悉又局促的街道，就这么到死，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天。　　

到医院，车一停下，我看到两个医生推着一个蒙着白布的东西，颠簸着跑过来。　　

我吓了一跳。　　

他们把它往救护车上抬的时候，我才发现，是个轮椅，一个老太太坐在上面，从头到脚被白布罩着，白布拖在地上。她是感染者，但没有穿隔离服，没有口罩，从普通的客梯里推出来，身上的白布是病床上的床单，大概是临时被拽过来，算隔离手段。　　

病人一个接一个地出来，很多人自己举着吊瓶，我数了一下，二十九个人。这不可能，公布的没这么多。我又数了一遍，是，是二十九个。　　

运送病人的医生居然没一个人穿隔离服，眼罩、手套也都没有。只是蓝色的普通外科手术服，同色的薄薄一层口罩。我拦住一个像是领导模样的人，慌忙中，他说了一句“天井出事了”。事后我才知道，他是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的副院长王吉善，一周后也发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