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妨闭门读书

余秋雨《何妨闭门读书》（写于2003年）

余秋雨 雨声汇 

抗击一场来势汹汹的流行病疫，必然以一部分人的极度繁忙和大部分人的极度空闲为标志。对于一般民众来说，不能像英勇的医务工作者那样战斗在第一线，减少聚集和交际也是一种贡献。好几位朋友打电话来告诉我，从前怎么没有想到，一天能丢掉那么多事情，空出那么多时间。空闲，而且是被某种强制性的氛围所闭锁的空闲，来得那么突然又那么纯粹，很多人真不知该怎么来接应它。打电话、看电视、上网当然都无所不可，但是我还是建议趁这个机会多读点书，因为真正的读书所需要的那种纯粹的空闲，在当今时代的正常情况下已经很难找到了。我一直叹息，现代人读书过于草率，其中尤其以那些所谓的“读书人”为最。在信息繁密、取用方便的情况下，我们处处可遇见似乎博览群书、无所不知的人，却很少看到有人舍得把自己沉浸在书堆里，心无旁骛，百念全消，就像闭关修行一般。说实话，要这样做，需要一些客观条件，而这样的条件只有负面事件才能给予，对此我有一点切身的体会。一个星期前，中央电视台要拍摄我的一些早年生活片断，几位编导特别希望我领着他们去寻找我在“文革”期间到浙江奉化的一个半山腰称病避难的那个屋子。差不多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居然被我们找到，一幢原先被称作“中正图书馆”的老楼，没有被造反派发现而躲在山上，真是奇迹。我通过早年一位老师的关系借住在老楼的一间小屋里，整幢老楼绝大多数时间就是我一个人，我几乎翻遍了蒋介石要他儿子蒋经国读的所有古籍，以至今天打开那些陈旧书架时的熟练程度，仍然把真正的管理员吓了一跳。当时我在这里，举目无亲，衣食无着，更找不到电话、邮局、电视、报纸，是彻底的放逐和封闭。废弃的老楼外，是层层的山，山顶是厚厚的云。山外的政治运动又波诡云谲了吧？我却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从两个山民口中听到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才大吃一惊，离开那里。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以《四部备要》作靠山，比较深入地钻研了中国文化。这种钻研，近似“失踪”，致使前些年有些评论家一直兴致勃勃地编造着我的这段历史。我也一直想找到这幢老楼作为反驳。现在终于找到了，什么时候真想带他们到那幢山间老楼一游。这种封闭式的沉浸使我神醉心迷，欲罢不能。“文革”结束后，世事昌盛，门户开放，诱惑很多，但对我来说最大的诱惑却是再度沉浸，于是又主动地闭门沉浸了三年。只不过这次鉴于自己知识结构的失衡，沉浸的是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学理。边读，边译，边写。最后我带着几部学术专著的书稿离开上海东北郊那13平方米的小屋时，已脱胎换骨。这两番经历养成了我的一个读书习惯：绝不东翻西翻，浅尝辄止，绝不见缝插针，手不释卷。要读书先把大门关上，电话线拔掉，收起精神，稳住气息。而且，桌上只能有一本书。这样的机会已经不是很多，因此我敏感一切有可能静心读书的信息，即便这种信息是负面的，也要通过读书使它们变成正面。一位朋友因事犯法，要关四年，我便写信到监狱，祝贺他这个大忙人竟然能获得这么一个静心读书的机会，并建议他主攻英语。四年以后,，他是带着一部60万字的译稿走出监狱的。现在很多市民为了躲避时疫而获得静心读书的机会，情况要比我的这位朋友优越得多，也比我当年的山间读书舒心得多。我建议系统地读点什么。而且细嚼慢咽，静静品味，真的读出一些感觉来。如果有一些好书能让自己，连同自己的日常生活“失踪”一些时日，那就更好了。至于阅读书目的选择，则应各取所需，各随其便。如果要我说点看法，我会建议年轻的读者在灾害的背景下尽量选读一点有关人类命运，人文精神和生命意识方面的书。这本是我们文化思维上的欠缺处，这次由一场如此凶险的病疫来为我们补课了。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城市的精神秩序，都是通过灾难来建立的。但灾难本身不能作这种建立，中间必须有大量的"灾难思考者"，思考者边上又有行动者。经由他们，灾难成了学校。灾难还会淘洗文字。前些年文化界那些伪装勇敢的尖声厉气和伪装不幸的唧唧哝哝，现在被真正的勇敢和不幸比照成了无聊。经受着灾难冲刷的人们，再也不会去侍候那种以喜庆为标榜的虚假，以传统为标榜的陈腐，以精品为标榜的忸怩，以高雅为标榜的躲避了。因为这些标榜，都以背离真实、背离人道、背离生命为共同特征。今天显露在人们面前的，是跨越千年之后必须清醒面对的严峻。读解严峻，有一半要依靠书本。原因是，病疫的种类虽然十分陌生，灾难的形态却是非常古典。由此可见，灾难中的“闭门读书”，只能半开半闭，不能把灾难完全关在门外。正写到这里，电话响起，上海的几家电视台要拍一个公益片反复播出，希望由我写词，由陈逸飞先生拍摄。我凝思片刻，写了下面几句——谁也不想预约灾祸。如果它不期而至,我们却也懂得：人类的净化，大半来自病疫；人类的互助，大半来自危急；人类的高贵，大半来自灾难。当一切很快过去，回过头来会发现，我们跨出了多大的一步！智者不乱，仁者无惧。这是来自书房的声音，是书房对病房的支持。二〇〇三年五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