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自主权（下）】人是否有权处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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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原文 

上一节我们讲了安乐死中的法律问题，我们讲了消极安乐死和积极安乐死。

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只能容忍消极安乐死，只有极少数国家呢，允许积极安乐死。在消极安乐死和积极安乐死之间有一种折中立场是尊严死。那么，这节课呢，我将继续和你谈谈安乐死的法律问题。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安乐死至少涉及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帮助自杀，另一个是得到被害人承诺的杀人。

你会发现，在帮助自杀的情况下，行为人并不属于故意杀人，只是为自杀者提供便利条件，比如说：李四不想活了，就对张三说：“大哥，能不能给我一瓶药？”张三就给李四买了一瓶药，那你觉得张三是在实施故意杀人吗？。

但在得到被害人承诺的杀人中，行为人则是实施了故意杀人的实行行为，只是这种行为是当事人所同意的。张三对李四说，我不想或了，对李四说：“麻烦你把我杀了吧。“李四就把他杀了。

很明显，在这两个案件中，第一个案件，行为人只是给被害人提供了一瓶毒药，是被害人自己喝下去的。而在第二个案件中呢，行为人亲手把被害人，杀了，当然他是得到被害人同意的。

你会发现，积极安乐死一般都属于得到被害人承诺的杀人行为。比如采用积极的措施加速患者的死亡进程，再比如给患者注射或服用剧毒药品、麻醉药物让其迅速死亡。但是在许多案件中，得到被害人承诺和帮助自杀会混淆。

还是以台州案件为例，当母亲身患重病，哀求家人帮忙购买毒药，让她尽快解脱。终于，女婿买来了毒药，女儿女婿和老伴眼睁睁地看着她服下毒药，数个小时后，她就离开了人世。

很明显，女婿为患者购买毒药是帮助自杀行为，但是，当患者中毒，负有救助义务的亲人不予救助，在法律上则是故意杀人罪的实行行为，通俗的解释就是不作为。

因为作为丈夫以及购买毒药的女婿，你的先前行为，让他人的法益处于危险之中，那你就有排除危险的义务，这在刑法理论中，是一种不作为的死刑行为，

所以这里很明显，这种实行行为是被害人所承诺的，类似于一种变相的自杀。但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故意杀人罪的表述是“故意杀人的┄┄”，而非“故意杀害他人的”。

因此，帮助自杀至少在文理上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并无问题。但是法律的适用并非冰冷的逻辑推导，它一定要考虑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体悟每个血肉之躯的喜怒哀乐。

所以，关于安乐死的法律性质，关键的问题在于人是否有权处分自己的生命？

如果人们有权处分自己的生命，那么无论是帮助自杀，还是安乐死，不说是助人为乐，也绝非犯罪。但如果人们没有权处分自己的生命，那么把以上行为视为犯罪的传统观点就是合理的。

法律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依然只有两种进路，一是基于后果的功利论，二是传统的道义论。

功利主义认为人类由痛苦和快乐主宰，道德的最高原则就是使幸福最大化，使快乐总体上超过痛苦。法律的根本目的在于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然而，这种立场最大的缺陷在于对个体权利和人类尊严的忽视。

“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不仅容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政，而且更为可怕的是，少数也往往假多数之名，肆意侵犯人权。因为其实呢，“最大多数”，往往是少数人所代表的。

因此，今天的功利主义大多接受自由主义的修正，这主要拜哲学家穆勒所赐。穆勒认为，从长远来看，尊重个体自由会导向最大的人类幸福。根据穆勒的观点，只要行为不妨害他人，法律就不得干涉。

总之，对于人是否可以处分自己生命，功利主义是模棱两可的。除了少数极端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人拥有处分自己生命的权利，但大多数功利主义者都难以接受这种结论。

因此自杀行为不可能与人无涉，如果自杀可以随意为之，它不仅会带给当事人家庭极大的痛苦，也会给社会秩序带来巨大冲击。

更为可怕的是，如果根据快乐和痛苦来作为人生的福祉，当痛苦远超快乐，人就有权终止生命。那么，对某些人而言，出生本身就可能是一种严重的伤害。人可以选择死亡，但却无法选择出生。

如果生来就是智障、残疾，一生凄苦，这种人生值得度过吗？如果不值得度过，那么父母是否构成对子女的侵权呢？尤其当父母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依然生产有缺陷的孩子。

长大成人的孩子是否可以起诉父母，国家是否又可以追究父母的不当之举呢？甚至，国家是否可以基于功利主义的而任意终止这些活在痛苦中的生命呢？

不要把这看成荒诞的推理。格茨·阿利在《累赘：第三帝国的国民净化》一书中，就揭示了纳粹德国如何根据功利主义哲学，以科学的人道的“安乐死”名义“毁灭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

1935年到1945年期间，在德国政府的主导下，有近二十万德国人死于这场以安乐死为名义的国家谋杀。除了德国犹太人，在二战期间，没有第二个德国国内群体遭受过比这更大规模的屠杀。事实上，这种国家屠杀有着充分的民意基础。

托尔维克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早已警告我们：“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在寻求过大的奴役。”没有道义约束的自由往往开启的是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

了解了功利论，我们再来看看道义论。在道义论看来，人类尊严是超越经验的，人是目的，因此不能作为手段对待。谋杀和自杀都把人当成了手段，没有把他的人性当作目的来尊重。

如果为了逃避一种痛苦的情形，人就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么人就是将自己作为一种解脱痛苦的手段。所以，道义论则直截了当地认为人无权处分自己的生命，自杀与谋杀一样都是错误的。

对于了习惯了快乐、自由、满足这些话语体系的人们而言，道义论的观点很不讨人喜欢。但是，它的合理性显而易见。

一方面，道义的限制可以对自由进行合理的约束，防止人们因着无节制的自由走向放纵的毁灭。在道义论看来，人性是有幽暗的成分，如果缺乏必要的道义约束，人的幽暗会因着自由被无限放大。

另一方面，道义的限制也是对国家威权的约束，防止国家拥有无限的权利。国家不能以任何美好的名义突破道义的底线。在道义论看来，没有限制的个人自由和没有约束的权力专断不过一个硬币的两面。

当社会道德约束一旦松弛，每个人都成为一种自由的离子状态，社会秩序也必将大乱，人们也就会甘心献上自己的一切自由，接受权力专断所带来的秩序与安全，自由会彻底地走向它的反面。

有许多人非常反感道义论的道德强迫，认为这不就是道德绑架吗？但问题在于，在道义规范所推崇的价值观与无视道义的国家意志之间，哪种更具有强迫性呢？

我先给你讲个故事，在小说《莱博维茨的赞歌》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核辐射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政府成立了救助机构“绿星”，那些无法挽救的人可以到“绿星”让医生帮助结束生命，从痛苦中“解脱”。

科斯医生是“绿星”的负责人，他要求泽而基修士利用修道院来协助他做这项工作。泽而基答应了他，但条件是不能在修道院内实施安乐死。但是科斯医生有着坚定的信念，他认为只要能够减轻痛苦，做什么都是应该的。于是冲突发生了。

一天，一个未婚的母亲和她的孩子遭受了无法忍受的核辐射，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在修道院，科斯医生劝这位母亲接受“绿星”的“治疗”，让医生帮助结束生命。但泽而基却认为必须尽一切的可能阻止她们的这种做法。

面对这种冲突，有人可能会说，“我认为安乐死是错误的，但我永远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每个人都应自主决定。”故事的确是这样发展的：年轻的母亲不知该如何决定。

一方面，科斯医生不能强迫她们接受治疗；另一方面，她也不确定是否听从泽而基的观点。她该如何选择呢？

最终，年轻的母亲决定去“绿星”再去听听科斯医生的建议。但泽而基认为她们面临着生命的危险。在良心的煎熬下，泽而基把那位母亲和她的孩子带到自己的车里，想把他们带到修道院，以保证他们的安全。科斯医生却叫来了警察，警察让泽而基把车停到路边。

这个故事中，你能说这位母亲一直在自主的做选择吗？从这个故事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人们并不知道如何选择，你不是遵循道义的指引，就是按照国家意志来生活。无视道义约束的个人自由与漠视道义的国家意志不过是一体两面。

但无论如何，如果一种不法的行为如果是一般人可以去宽恕的，那么它虽然错误，但却可以从宽甚至免于处罚。

法律的推理应该是有温度的，我们在原则上要维护生命神圣这个基本的信条，在法律上宣示自杀及其关联行为的错误性。但是在每个具体的案件中，我们必须考虑个体在不同情境中的迫不得已，接受每个个体无可奈何的悲情诉说。

《无问西东》中有这样一段台词，“如果提前了解了你们要面对的人生，不知你们是否还会有勇气前来？看见的和听到的经常会令你们沮丧？”回到安乐死的问题上，它给我们提出的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是：未知死，焉知生？

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