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读1】《张爱玲传》：成名需趁早和大器晚成，哪个有道理？

金句：

生命本身就是矛盾，而矛盾又构成了张力，使这生命有了人世的美丽。 

成名需趁早也好，大器晚成也好，对于张爱玲来说，不是二选一的选项，而是人生不同阶段的滋味。

每一段认真投入过的感情，都可以变为丰富的经验与素材，让我们慢慢地去消化，并从中理解生活的真相。 

第一集：

大家好，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是余斌的《张爱玲传》。张爱玲可以说是我最喜爱的一位作家，我曾在喜马拉雅上专门做过一档栏目解读她的小说。而我可以说，如果你不懂张爱玲的人，也就不会真正读懂她的小说，而当你跟随着这本《张爱玲传》构建起张爱玲的一生，即便是你已经读过她的大部分小说，你也会对它们产生全新的理解。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实如果对张爱玲的作品和张爱玲的个人经历有一点了解，你就会觉得这个女人身上有太多太多的矛盾点。她曾说“出名要趁早”，并且身体力行地践行了这句话，二十三四岁就红遍了上海滩，写出《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记》等不朽名篇，但她最意味深长的作品，比如《色戒》《相见欢》却都是完成在她看似凄凉、与世隔绝的晚年。

细数她的为人处世，矛盾更多。她是名门之后，却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在小说里通达人情世故，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显得木讷冷漠；她一面说自己只注重人生平凡、稳重的一面，另一方面又急不可耐地推销自己，想要成名；她写爱情小说洞穿男女心思，高傲聪慧，自己的感情却成了一笔糊涂账，低到了尘埃里。

有人就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及极度的孤寂。”其实如果你真的了解她，就会发现，这些矛盾点在她身上，反而是最融洽不过的存在，对张爱玲来说，生命本身就是矛盾，而矛盾又构成了张力，使这生命有了人世的美丽。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张爱玲传》中揭开的一个个问题与线索，读懂张爱玲这意味丰富的一生。这样当你再去看她写于人生每个阶段的小说，就一定能读到一些真正入骨的、锥心的东西。

我们从张爱玲的身世开始说起吧。这里首先就有一个问题，张爱玲作为一个名门之后，为何总是钟爱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呢？我们慢慢道来。张爱玲的身世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为她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她的祖父张佩纶是清末重臣，外曾祖父李鸿章则更是大名鼎鼎，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过不寻常的角色。

而到了张爱玲父亲这一代，张家已走了下坡路，全靠着世家望族的威望维持着表面的格局和平静，即将就快要落败下去。但张爱玲的童年仍然是作为一个大家闺秀度过的，身边仆佣成群。而这些仆人的日常生活就在张爱玲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她在院子里看丫鬟在秋千架上荡秋千，听仆人讲《三国演义》，夏天穿了白地小红桃子纱短衫、红裤子在天井里唱谜语。

张爱玲将这段时光称之为“橙红色的岁月”。这是一个沉溺于感官的物质世界，极其缓慢的生活节奏让张爱玲养成了一种纤巧精致的趣味，可以自然而然地沉溺于身边物象、细节的鉴赏之中，并从琐碎中获得愉悦的享受。

就这样，一个因为已经开始衰败而稍显随意的大家族，给了张爱玲市民趣味的最初启蒙。所以，当我们看到张爱玲可以如此细致而准确地描绘建筑、陈设、服饰时，也就不用那么惊讶，她是自然而然地生出恋物癖的。

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意识到，张爱玲的小市民审美不只是针对于物质的，这种审美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情感部分，用张爱玲最喜爱用的一个词来说，就是“苍凉”。而家庭环境确实也天然地提供了这么一种氛围。

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嗜毒成瘾，他的那副样子带给童年的张爱玲很深的阴影，张爱玲曾用这样一段话描述了当时的印象：“他独自坐在阳台上，颈上搭着一块湿毛巾，两眼直视，檐前挂下了牛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哗哗下着雨，听不清他嘴里喃喃说些什么，我很害怕了。”

这个父亲是一个典型的晚清遗少，有旧式文化修养，身上带着家族式的威严与温情，但同时身上又有无数的恶习，他挥霍祖产、坐吃山空、吸鸦片、养姨太、对子女缺乏责任心，留给张爱玲的是一种颓丧、无可依靠，却也总想要稍微靠近的感觉。对于父亲的这种爱而不得，似乎成为了张爱玲感情观的一种底色，总是中性的，又爱又恨、是非模糊的。

说完父亲，自然还得说说母亲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算是个新时代女性。她与张志沂是包办婚姻，没有感情，再加上张志沂还明目张胆地娶了姨太太，于是黄逸梵在生下张爱玲姐弟后不久，就选择离开丈夫和子女，和张爱玲的姑姑一起出国留学。

张爱玲八岁时，母亲回到家中，把西方的那套审美方式也一块带到了家中。他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还有洋气的社交派对。就这样，张爱玲跟着母亲学画图，又学钢琴，学英语，学着如何成为一名淑女。她对母亲是充满着一种崇拜的。

过了不久，父母两人协议离婚，然后母亲又很快动身去法国了。张爱玲并未觉得太难过，她真正贪恋的是那里的西式的生活气氛和情调。母亲走了，姑姑还在，姑姑也同张爱玲的父亲不和脾气，是与张爱玲母亲一起搬走的。张爱玲常来姑姑这里，看着瓷砖浴盆和煤气炉还在那里，就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踏实与安慰。到此为止，她的小市民趣味已经初初成型。

说到这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张爱玲十九岁的时候，就能在《天才梦》里写下这样的句子：“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从这里开始，我们大概能解开张爱玲性格中的另一个矛盾：为什么她在小说里通达人情世故，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显得木讷冷漠呢？从她青春期中的经历，我们可以窥见一些端倪。张爱玲逐渐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个性，自然与家里的矛盾就更加明显而尖锐。父亲娶了继母，成为张爱玲青春期的一个重大转折。父亲年岁越长，身上的陈腐气越重，对女儿充满不解与猜疑。

有一次，日本人进攻上海，张爱玲夜间听见了炮火声，难以入睡，便跑去已经归国的母亲那里住了两星期。回来那天，继母责备她不向自己报告，张爱玲就说她已对父亲说过了，继母便说：“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说着就打了她一个嘴巴。张爱玲从小到大从未受过这样的侮辱，何况打她的是她一向怀恨在心的后母，她本能地要还手，被两个老妈子赶来拉住。后母却来了招恶人先告状，尖叫着“她打我！她打我！”朝楼上跑去。张爱玲被父亲毒打一顿，又被监禁起来。得了重病，父亲也不理会，从小生活的家变得完全陌生、恐怖。

对父亲绝望之后，张爱玲开始想着法子要逃跑。她生重病躺在床上的时候，其实在尽全力地听着大门的每一次开关，听着门前那条煤屑路上有人走过时沙子发出的吱吱声。一等到可以扶着墙行走，她便设法从保姆口中套出了两个巡警的换班时间，又伏在窗上用望远镜张望门外马路上有没有行人，然后挨着墙一步步摸到铁门边，拨出门闩，逃了出去。

多年后她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她这样写：“……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

这是一次从幼年到成人的跨越，也是一次决绝的告别。一个人经历这般境地，又怎能不尽快地让自己早熟，洞察人情世故呢。她必然会比常人敏感，懂得察言观色，也懂得看穿那一切表面下的庸俗人性。

然而，她的跨越又没法那么彻底，她毕竟还是个不能自立的学生。从父亲那里逃出来，她只得依附母亲。然而母亲给她的感受，已不似童年时那样，除了崇拜，更多出一份嫌隙。张爱玲的母亲性情似乎很是寡淡，她不体谅女儿的苦衷，只是一再用她刻板生硬的“淑女”标准要求女儿，并总是有意无意地表示怀疑与失望。她甚至曾对张爱玲说：“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

她那一套标准已经成为对张爱玲天性的压抑，母亲的苛责让张爱玲在成长最关键的阶段丧失了她最需要的东西，那就是自信心。于是张爱玲变得分外自卑，她发现自己一无是处。后来回忆，她写了这么一段话：

“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

过度的敏感让她早早地学会观察人情世故，而过度的自卑又让她的自我萎缩回去，无法与外界沟通，于是在人前显得木讷、乏味。学生时代，留在老师同学记忆中的张爱玲虽然成绩拔尖，但总是郁郁寡欢，意气消沉，懒散不好动，不交朋友，卧室凌乱，人也不事修饰，而且非常健忘，口头禅就是一句“我忘了”。

在那个培养淑女的学校里，她成了一个怪人、一个异数。听到这里，你大概会理解，为何张爱玲一面通透自信，一面又瑟缩胆怯。实际上，通透和胆怯对于张爱玲来说，本就是一种东西。这时期她的内心状态，大概用《私语》里的这段自白来表达最为合适：“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屋顶的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等到上大学，张爱玲总算是迎来了人生中一个真正独立的阶段。张爱玲的大学三年是在香港度过，后来因香港沦陷，她还没毕业便又回到了上海。在香港的三年，对张爱玲来说非常重要，她第一次从封闭的环境里走出来，接触到殖民地光怪陆离的风土人情，而亲身经历香港的陷落，对她产生了切身而剧烈的影响。她的个人经验与一种对社会、历史、人性的更广大的体验衔接了起来。

她的人生观本就逐渐稳定、成熟，港战更增添了一份厚重感和现实感。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后来的《倾城之恋》里看得清清楚楚。死亡临近前，一对各怀心思的男女，忽然间成了彼此唯一的依靠。患难见真情，实际上是真正觉察出了人的自私、空虚、愚蠢，以及孤独。自此，张爱玲的人生储备已经完成，她终于开始了真正的写作。这时候，她也才只有二十二三岁。从此，她的人生也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

现在我们可以进入下一个问题的讨论，为什么张爱玲一面说自己只注重人生平凡、稳重的一面，另一方面又急不可耐地想要成名呢？这个阶段，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张爱玲的精明。写完《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张爱玲没有将作品投进邮筒听天由命，而是要带着作品去面试。经母亲这一系的亲戚引荐，她带着稿子拜访了《紫罗兰》杂志的主编周瘦鹃，从此踏入文坛，一炮打响。

成名之后，张爱玲的刊物的要求越来越挑剔，既要档次高、实力强，还要志趣相投，肯于让她当主角唱大戏。她就这么毫不掩饰地张扬着，面对著名批评家傅雷诚恳的建议，她说自己只注重人生平凡、稳重的一面，言下之意也是不愿接受意见，她有足够的自信，她最懂得她自己。

很快，张爱玲的第一本书《传奇》出版，四天后就再版，红遍了上海滩。张爱玲在序言里写：“呵，出名要趁早呀！”这一句大家都听过，已经变成了名言。实际上，后面紧跟着的这几句，才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张爱玲，我来读一下：“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疯似地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头一次见到。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你看这句，“来不及了”，多么张爱玲的口吻，仿佛一场好玩的游戏，心里知道终会落幕，所以玩的时候就要更痛快些。这个时期，她可不单是写作发力，可以说整个生活都是放飞了自我。和“汉奸”胡兰成谈不被看好的恋爱，整天穿着奇装异服招摇于众，在一片红火中自恃清高疏离，连他人的好心劝告也不放在眼里，她仿佛想要尽快消耗掉青春的热情。

而站在如今的眼光看，“这句来不及了”更是有种预言的味道，她虽然一向不直接关心和参与时局，却比谁都知道时代动荡，机会要趁早把握。假如她的写作再精打细磨些，再晚个几年，赶上后来的时局变动，也许我们今天就很难看到张爱玲的文字了。由此可见，把握住时机有多么重要。

如今我们会看，张爱玲的人生，童年、青年和老年的界限都是分外的清楚分明。晚年的张爱玲是寂寞的，而且像是刻意要尝一尝寂寞的滋味。二十出头的张爱玲却不需要寂寞，她要的是“绚烂”，是“狂喜”，不是“平淡”。而她厉害的地方在于，她似乎一早就预言了这绚烂的消失，她不要长久，只要那一瞬间，曾经有过。成名需趁早也好，大器晚成也好，对于张爱玲来说，不是二选一的选项，而是人生不同阶段的滋味。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下一集，我们继续讲述张爱玲的后半生，以及大家很感兴趣的张爱玲的情感故事。我们会明白，为什么张爱玲写起爱情小说来精于世故，而自己的感情却成了一笔糊涂账；我们也会明白，为何张爱玲在绚丽的青春之后，会选择那样一种孤寂冷清的方式来度过后半生。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