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沙畹没翻完《史记》，为什么他的法文译本地位那么高

上一讲我们讲了越南的史书《大越史记》系列，它开头的部分，跟中国的《史记》有怎样的关联。今天我们要把视线转到欧洲，讲一下法国汉学家沙畹，他的《史记》法文译本都没有把《史记》翻译完，为什么在汉学史上的地位会那么高。

沙畹这个名字，对不熟悉欧洲汉学史的听众朋友来说，大概还是比较陌生的。但是我要是说伯希和，那位20世纪初把我们的敦煌宝藏“搬”去了巴黎的法国人，相信不少的听众朋友应该都听说过。沙畹就是伯希和的老师，伯希和呆在敦煌藏经洞里，没有手机，不用工具书，就能把其中最好的一批写本卷子挑出来，这样的知识储备和研究功力，就是沙畹教出来的。而沙畹自己呢，1893年，他才28岁，就成了法兰西学院汉语及满语语言和文学讲座教授，并长期担任法国亚洲学会的秘书长；他曾担任主编的一份学术刊物《通报》，是至今仍在出版的欧洲顶级的汉学杂志之一。所以沙畹在欧洲汉学界有多牛，您应该可以想象了吧。

但是很可惜，这么一位世界一流的汉学大家，只活了53岁就去世了。而他研究领域的广泛，实在是令人惊讶。单是在中国研究方面，他就留下了《泰山》《两汉的石刻》《华北考古图谱》等多部著作，和有关中国宗教、文学和艺术等方面的大量论文；他对于敦煌和新疆出土文献的考释，在当时就蜚声海外。而令他在世界东方学界都知名的，就是他用法语翻译了中国历史名著——司马迁的《史记》。

沙畹之所以会对司马迁的《史记》感兴趣，源于他年轻时代学习中文和在中国的游历。24岁那年，他从法国著名的巴黎高师毕业的时候，因为之前听从高师校长的劝诱，他已经把专业方向定为汉学。因此从巴黎高师毕业不久，精通汉语的他就被选拔为法国驻华使团的翻译，来到中国。在中国，他一方面在友人的帮助下，开始阅读名列中国正史之首的《史记》，另一方面又亲自跑去泰安登泰山。而他对《史记》的翻译和研究，也很奇特，既不是从《史记》开卷第一篇《五帝本纪》入手，也不是从比较容易看懂的世家、列传进入，而是从《史记》八书里的《封禅书》开始的。为什么要从相对而言比较难读懂《封禅书》开始呢？因为沙畹认为，读《封禅书》，可以了解中国人的基本信仰和民间宗教，也就进入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又因为《封禅书》故事发生的第一外景点，就是泰山，所以他曾经不止一次地登上泰山。

沙畹在他汉学研究的第一阶段里，曾为翻译《史记》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相应地，从1895年开始，他的法文译本就陆续由巴黎的拉鲁斯出版社出版；到1905年，已经出版到第五卷。但是，之后直到他1918年去世，由于旁骛太多，他都没能完成《史记》全书的翻译。已经出版的五卷，包括了《史记》一百三十卷中的十二本纪、十表、八书和十七篇世家。20世纪60年代，沙畹去世半个世纪后，沙畹的另一位学生，也是著名汉学家的戴密微主持，重版了沙畹的《史记》译本，除了前五卷，还增加了第六卷，其中包含了沙畹生前翻译而没有出版的《史记》的三篇世家，和另一位译者翻译的两篇世家。但余下的沙畹未完成的三十世家中的八篇世家和七十列传全部，直到最近，才由其他法国汉学家补译完成。

沙畹的《史记》法译本，只翻了《史记》全书一百三十卷里的五十卷，连一半还不到。但是在西方汉学界，却有崇高的地位。凡是说到《史记》的西方文字译本，无论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都不会不提到沙畹的名字。《剑桥中国古代史》甚至认为，十九世纪西方翻译中国经典，以沙畹的《史记》译本出，而告一完美的终结，直到二十世纪末，西方译本中还没有能超越它的。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这原因，大概主要有这么两条。

第一，沙畹的《史记》法语译本，名义上是翻译，其实不单是翻译，而是翻译加研究。他的译本，除了把《史记》的古汉语原文翻译成法语，还加了大量的注释，这些注释又不仅仅是简单地注人名、地名和专有名词，还加了大量的考证。而最令人震撼的，是他的译本不仅有翻译、注释和考证，在某些篇章后面，他索性附上了长篇的论文。比如，他在《历书》后面附了讨论《史记》中历法问题的论文，在《乐书》后面又附了讨论希腊音乐和中国音乐的关系的论文，这些论文既延展了《史记》译本的广度，又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西方的专业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因此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大家张广达教授说，沙畹的《史记》法语译本，是“西方学界整理中国史部要籍的第一部谨严精审之作”。

第二，沙畹对于《史记》和中国早期历史文献的特征，有准确而且深刻的认识。比如，他在法译本中已经指出，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史记》具有一种文献编纂的性质，这种性质并不是《史记》独有的，而是中国早期某类书籍的一种通用的特征。因此，不应当把《史记》看成是一部毫无依傍的著作，考察其中材料的不同来源，意识到中国历史记录的多面性，才是更重要的。同时，他也已经指出，应该区分今本《史记》中哪些是太史公的著述，哪些是后人添加的。他在《史记》法文译本的导论中，有一段对中国历史文本的解说，今天看来是很具有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专业眼光的。他说：

中国人对历史有着不一样的概念。在他们看来，历史是一幅把过往时代的记事一段一段地拼凑在一起的精巧的镶嵌画，作者所要做的只是对这些文本加以拣择，并用他们或高或低的技巧将其连缀起来。如果一位历史学家是某些事实的第一个叙述者，或者他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他也只是在以往留下来的层叠累积里添上或厚或薄的一层，很容易就区分出哪些是他个人的贡献，哪些该归功于他的先辈。以这种方式形成的著作由并置而成，就如同一些晶体，几乎无需改变其内部性质，便能将其匀整叠加的成分分离开来。这样的著作是非个人化的，以至于我们读到作者应该是亲历者的事件时，都有理由追问，作者是以他本人的名义记叙的呢，还是只是抄录了一些后来已经失传的材料？如果我们熟悉中国文献的建构方式，如果作者没有正式声明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们几乎都可以采信第二种假设。

上面这段中文，是当代学者对沙畹《史记》法文译本导论原文的翻译。虽然其中的某些论断稍微有点武断，同时完全没有考虑到口述历史在中国史中的位置，也是一个大疏失，但总体上说，在一百多年前，对于中国历史文本的特性，尤其是像《史记》这样的现存的中国早期历史叙事文本的特性，就有如此清醒的认识，应该说还是非常了不起的。而正是通过这样的解说，我们可以发现沙畹的《史记》法文译本，在立意、视野和基准上，不仅超越了迄今为止西方的大部分西文译本，也超越了中国的大部分《史记》注译本。

因为说到沙畹，我也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最近几年我连续数个假期赴巴黎，在法国亚洲学会图书馆，和法国方面合作，编纂沙畹文库汉籍善本目录的一些感想。说实在的，虽然我早在2005年出版的复旦本科教材《史记精读》的前言里提到过沙畹，但在看到留存至今的沙畹藏汉籍善本之前，我对沙畹翻译《史记》的了解，还是比较概念化的。但当进入书库，看到当年沙畹翻译《史记》时用过的那些工作本——除了宋元本，其他很多著名明清刻本的《史记》他都有——其中还夹着他用法文和中文亲笔写的签条注记，那种震撼和感动，很难用言语来形容。那一刹那间，我忽然觉得，是冥冥之中的一股神奇力量，推着我，推开了沙畹文库的门。那股神奇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我当时也说不清。但在今天《法国亚洲学会图书馆沙畹文库汉籍善本图目》终于编完的时候，我想我可以明确地说，它应该就来自司马迁和《史记》。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讲我们要再转移一下视角，转到当代，转到美国，讲一讲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中文名字，为什么叫史景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