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差大臣》5：刘洪波 | 一出全是反派的戏

喜马拉雅的听友你好！我是北京大学的刘洪波，欢迎你来听我的文学课。这节课我要讲的内容是《钦差大臣》的主要情节、人物形象以及写作手法。

《钦差大臣》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传闻有微服私访的官员将到N城来，N城就是某城的意思，是俄罗斯外省的一个不大的城市，这个消息让全城的人，从市长到升斗小民，全都骚动了起来，各怀心事，各显神通，把个过路的纨绔子弟硬生生给当成了钦差大臣。当官的排着队去主动借钱给他，商人和市民则排着队去告状，而这个纨绔子弟竟然也就顺坡下驴，颐指气使起来，那真是煞有介事，派头十足，使这一城的愚夫愚妇入戏更深，最后，这个假钦差不但不费吹灰之力就赚了个盆满钵满，还顺便调戏完了市长夫人又博取了市长女儿的芳心，临走还给朋友写信，嘲笑这一城人的痴傻。市长正满心欢喜地做着去彼得堡当将军的春秋大梦呢，被这封截获下来的信兜头泼了一桶冷水，没等他回过神来，又接到报告：真正的钦差大臣到了！怎么样？这剧情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夸张？特别不靠谱？一个临时起意的骗子，既不专业，也不是有计划有准备的，怎么就能把全城的人都给骗了呢？骗财也就罢了，还骗色，关键是骗色竟然骗到了市长家里，还一骗就是娘俩儿！这也有点儿太玄乎了吧？关键是这还不算完，骗完了还要嘲笑一番，而被骗之后又被嘲笑的人呢，还要面对真正的钦差，想想这之后将要上演的戏码，那真是叫人不寒而栗！这就是果戈理戏剧创作的一大特色，之前我们也说过，他喜欢运用出人意料的情况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但是为什么他又强调戏剧要反映生活的真实呢？在他的剧作中，就说《钦差大臣》吧，这所谓的生活真实又体现在哪里呢？

的确，从《钦差大臣》的情节构成上看，故事真有几分令人难以置信。其实果戈理的文学创作，不论是小说，还是戏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难以转述。我这里说的难以转述，不是说真的完全转述不了，刚刚我不就概述了一下《钦差大臣》的情节，也就是故事梗概吗？转述还是可以的，但是转述之后，作品就失去了它主要的东西，它就不再是果戈理的作品了。不像其他作家的作品，你做个概述，就像把新鲜的水果风干成果干，失掉的是水分，营养和味道没有变，而果戈理的作品却不像水果，而更像是爽口的汽水，你把汽儿放跑了，水儿风干了，剩下的就是点儿色素了。果戈理的作品必须一字一句地品读才行，要像感受气泡在口腔里爆破一样地去感受它们。现在的快餐式阅读，就是所谓的速读，根本不适合果戈理。严格地说，好的文学作品都不适合速读。

所以，我们还是一起来仔细看一看《钦差大臣》吧。这是一出全是反派的戏：从一市之长到他下面的法官、督学、慈善医院督办、邮政局长，也就是这座城市的管理层，全都是对上谄媚、巴结，战战兢兢，对下蛮横无礼、欺压百姓的人，对待职责或用以谋私，或玩忽职守、不作为；而贵族绅士们，就像鲍勃钦斯基和多勃钦斯基这些人，空虚无聊，以搬弄是非为能事；贵族夫人和小姐则虚荣、八卦、又轻浮；再看N市的商人阶层，一面被迫向管理者行贿，一面把损失转嫁到普通民众头上；而普通民众，如钳工的老婆和士官的老婆，受了欺压和折辱，却连告状都提不出正当的要求，满脑子糊涂意识。所以我说他们是一城愚夫愚妇，不算冤枉好人吧。而假钦差是个外来户，从京城来的花花公子、卑鄙的吹牛家、无用的寄生虫。掰着指头数下来，整部戏还真的就没有一个正面的人物形象。

有人就说了，单是这一点就不符合生活真实，这世上总归是好人多，坏人少。全都是坏人，这就不真实。听上去有道理。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区别问题。简单地讲，艺术中的生活真实和我们日常的生活真实不是一回事。鲁迅有一段话，我觉得说的很透彻，是他在《南腔北调集》里一篇题为《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的文章中说的，他说自己“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可见，艺术里的生活真实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抄生活故事和人物，而是依据生活故事和人物去表达作家的意思。这方面果戈理恰恰是鲁迅的老师，是鲁迅最爱看的作家之一。

果戈理在《钦差大臣》里着力刻画了两个主要人物：市长和假钦差。

我们先来说一说市长。这是一个在官场浮沉多年、为官经验老道的官僚，用人物自己的话说：“干了30年，从来没让一名商人或者一名承包商骗过；只有我骗过骗子手中的骗子手，骗过能偷光全世界的拆白党和二流子……”对他而言，省长也不在话下，他甚至骗过三个省长！这里面当然既有在下属面前吹嘘的成分，也有震慑下属的意思，还与后面他自己被一个二十多岁、没什么城府的年轻人骗得团团转形成了反衬。试想，如若市长的话当真，那么被他骗过的省长那是得有多蠢！感受到果戈理讽刺的辛辣味道了吧？在得知有大人物要来微服私访，市长紧急召集下属各部门的头头开会，通报情况，部署应对措施。在他对下属的建议中，我们发现，这个在官场混迹多年的老手，实际上对各部门的玩忽职守、收受贿赂、懒政等贪腐风气是了如指掌的，但他的建议基本上都是点到为止，并不想做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他说：

“诸位，我可是已经预先通知你们了。诸位看着办吧。我对所管部门已经做了一些安排。奉劝诸位也安排一下。特别是您，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毫无疑问，路过的官员首先会视察您管辖的慈善医院，——因此嘛，您要想办法安排得一切都很体面——帽子都要干干净净的，病人也不要弄得像铁匠，平时他们都像在家里那样邋里邋遢。”

可见，对慈善医院存在的问题市长是知道的，但他平时却任由那里的病人穿得破破烂烂，帽子脏兮兮的。而当院长说可以戴上干净的帽子后，市长便不再深究了。而对法官治下的问题，诸如门卫在办公的地方养鹅、公文柜上挂着打狗的鞭子、陪审员整天酒气熏天等等问题，市长在指出之后，还不忘加上一句：“我以前就想给您指出，可总是给忘了。”或者“我早就想告诉您这一点，不记得是什么事岔开了。”而且为了缓和批评可能给法官带来的不快，他在说完“公文柜上挂着打狗的鞭子，太不像话了”这句话之后，紧接着就安抚说：“我知道您喜欢打猎，不过暂时还是收起来为妙。等钦差走了以后，再挂出来就是了。”即便市长已经如此放低身段了，可法官在听到市长对他人的过错一幅明察秋毫的样子，而对自己有失检点之处却文过饰非，就并不想买他的账，于是提起了受贿的事情，认为受贿和受贿之间差别大了去了，收条小狗怎么能和收一件裘皮大衣相比呢？面对这样挑衅，市长的回答尽显其老奸巨猾的本性：

“您收猎狗就不算贿赂吗？您不信上帝，从来都不去教堂做祈祷；我呢，至少坚信上帝，每星期我都上教堂去。可您呢……哦，我了解您：如果您一开口讲创造天地的事，简直会吓得人出冷汗。”

这可真算得上是四两拨千斤的神回答呀，第一句反问，潜台词是咱们半斤八两，用不着五十步笑百步吧。接着开始反攻：你不信神，还亵渎神明！这顶帽子在沙皇尼古拉时代可是够大的，所以说，市长看似温和无害，甚至有点软弱，指出下属的毛病还得先给下属个台阶——“等钦差走了以后，再挂出来就是了”，可实际上，一旦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那他就上纲上线，回击也是够狠的！这也说明法官是踩到了市长的痛脚，他的回击也恰恰暴露了他在钦差大臣即将到来时内心的恐惧，显得有那么几分色厉内荏。在市长的思想意识中，对钦差大臣的恐惧是一种本能，就像老鼠怕猫一样，而对自己和下属贪赃枉法、胡作非为也不觉得有什么大不妥，甚至觉得只要不过分，只要适度，“按官阶拿”，那就是天经地义的。也就是说，他认为，猫抓耗子是天经地义的事，而耗子打洞也是天经地义的事，耗子最好躲着猫，实在躲不过去了，就硬着头皮周旋吧。所以他才会一听说钦差来了，一边慌得把纸盒当帽子扣到了脑袋上，一边还不忘骂商人“眼见市长的佩剑旧得不行了，就是不送一把新的来。”或者一边为了能过钦差这一关而求上帝保佑，许愿要点一只大蜡烛，一边又在心里盘算要让“每个鬼商人送三普特蜡来”。这说明什么？说明索贿已经刻写进了他的脑回路之中。在市长的为官哲学中，欺下和媚上这是联系在一起的，别看他连商人家“已经在桶里放了七年的黑李子干”都要抓走一大把，可是一旦碰上钦差，就自觉自愿地奉上了400卢布，嘴里却说只是200卢布，还请人家到家里住，总之是百般奉承。在得到了钦差的欢心之后，一扫之前的惴惴不安，不但神气活现地叫人把告状的商人找来一顿臭骂，又借机进行了一番敲诈，还憧憬起说不定能去彼得堡“混上个将军”当当这样的事。活脱脱一个官场老油条的典型形象。

再看看假钦差赫列斯塔科夫。这是个来自彼得堡的年轻人，时髦、浮夸、信口开河，“是机关里常常叫做大草包的那种人，一言一行都缺乏考虑，无法集中精神考虑某个想法。”他本是要回老家去而路过N市的，却因为赌博把路费给输光了，走不了了。口袋里空空如也，架子却不倒，都交不起房租和饭钱了，还虚张声势地对服务生说：“请你催一催，叫他们快点送来，饭后我还有事要办。”听说旅馆老板不再提供午饭给他了，他高傲地说：“他以为，他这样的粗人一天不吃没什么，别人也都像他一样。真新鲜！”市长和赫列斯塔科夫刚一见面的对话，让我们想到一个俗语：麻杆打狼——两头怕。看似两个人是在对话，实际上是自说自话，各说各的，但是在相互误解的基础上，最后竟然还说到一块儿去了。这主要是因为不管赫列斯塔科夫如何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先入为主的市长都觉得他这是在耍滑头、故弄玄虚，反而对他更加敬畏，开出的价码也更高了。赫列斯塔科夫最擅长的就是说大话、说假话不用打草稿，属于那种享受吹嘘过程的人，对他的人设果戈理这样说过：

“他经常热烈地、津津有味地说谎，他自己也不知道话是怎么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在撒谎的时候，他也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是在撒谎，而只不过是在述说他经常幻想的和他所希望得到的东西而已，他说得就好像他的这些幻想已经成了现实一样。”

就因为这样，反而令他显得坦然而自信，完全没有职业骗子要把谎编圆的那种心理负担。所以他会刚说完自己是“在彼得堡当官”，没过一会儿，又说“我在彼得堡至今没当上官”；或者上一秒钟说自己不“只是抄抄写写”，而且同科长“关系非常友好”，下一秒就说“我有时候去部里呆两分钟，只是为了说：‘这件事这样办；那件事那样办！’书记官那个小耗子拿起笔就去沙沙地写……”这俨然又把自己塑造成了在部里指手画脚的大官。他吹嘘自己“写各种轻松戏剧”，“跟普希金关系很好”也就罢了，还越说越来劲，不但把《费加罗婚礼》等法国作家的作品说成的自己写的，最可笑的是还把《莫斯科电讯》这样一本杂志也说成是自己的作品，真是没节操到了极点。这么不走心的谎言都能蒙混过关，不得不说N市的人们都太没有见识，太愚昧昏聩了。而且哪怕他的谎话已经露馅了，他们都能天才地帮赫列斯塔科夫给圆过去。赫列斯塔科夫身上体现出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一些普遍的和典型的特征，如心血来潮式的随心所欲，目空一切的自以为是，毫无下限的厚颜无耻，天马行空的胡吹大气等等，所以果戈理说：“任何人都至少做过一分钟（如果不是数分钟）的赫列斯塔科夫”。

从上面对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钦差大臣》在写作手法上有这样几个特点：1.把一些不寻常的东西、完全难以置信的事件拿来作为情节的基础，但是在细节的描绘上又特别具体而真实，从而形成了既荒诞又写实的独特风格。2.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通过展现鲜明的个体言语风格，使每个人物都有血有肉，有自己的心理和行为上的特点和逻辑，因而尽管剧中人物全都是反派，果戈理也把他们写得千人千面，辨识度很高，观看过演出的许多同时代人，甚至不由自主地将自己与剧中的人物进行了对号入座，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钦差大臣》的人物性格刻画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真实程度；3.首创了没有正面主人公的戏剧模式。果戈理在《钦差大臣》中使戏剧冲突突破了家庭生活和爱情的框框，展现的是社会冲突，而且他聚焦的只是冲突的一个方面——丑恶，由此造成的失衡感赋予了喜剧更大的震撼力（这里插一句，后来在回应对这部戏的指责时，果戈理曾说：在剧中，有一个全程都在起作用的、正直高尚的人——那就是笑。但应该说，果戈理这里说的已经是作品主题层面的问题了，关于主题的问题呢，我们下节课再细说）；4.在展现社会生活的广阔画卷时，详写、实写N市的各个社会阶层，而略写、虚写首都彼得堡的社会生活，从而在有限的篇幅和时空条件下，巧妙地实现了作家对社会喜剧的构想。

关于《钦差大臣》的主要情节、人物形象以及写作手法我就说到这里。下节课我要讲的是《钦差大臣》的主题。我是北京大学的刘洪波，我在喜马拉雅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