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差大臣》3：刘洪波 | 人为什么要进剧院

喜马拉雅的听友你好！我是北京大学的刘洪波，欢迎你来听我的文学课。这节课我要跟听友们分享的是果戈理和戏剧的那些事儿。

人们为什么进剧院？动机可以有很多。比方说，最近有点儿闲，那去看个戏吧！这是打发时间型的。最近有点儿烦，那去看个戏吧！这是寻开心型的。最近总是买买买，吃吃吃，感觉有点空虚，那去看个戏吧！这是求深刻，俗称找虐型的。最近入手的漂亮包包（鞋子、裙子、项链……）都没场合秀，那去看个戏吧！这是社交展示型的。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戏剧爱好者和剧作家的果戈理是怎么看的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果戈理那个时代的戏剧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因为人们对一个事物的看法总是与一定的背景相关联的，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个说法出台的背景，一是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长足发展，二是一对夫妇一个孩儿，家家都是独苗儿。这两点加在一起，使得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思超过了之前的任何时代，从而催生了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培训班，也夺走了千千万万个孩子无忧无虑的童年。家长们急呀，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啊，所以孩子还在上幼儿园呢，小学的课程已经提前学了。

这种心急症不仅出现在教育上，各行各业好像都被感染了——等不及，怎么办？催熟！人都能催熟，何况西瓜西红柿、鸡和猪了。在这个背景下，木心的那首小诗《从前慢》才会一时间被刷爆朋友圈。诗里怀恋从前的慢：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为什么现在人们怀恋起从前的慢来了？这是因为现在我们缺乏从前的那种慢了，不是有这么个说法嘛，缺什么想什么。就因为现如今人们被快节奏给害的苦了，所以才想起从前慢的好来。

在果戈理的时代，俄国戏剧舞台上演出的大多是外国的戏，以法国的居多，主要是轻松喜剧和情节剧。果戈理对这类剧很不看好，他说：“在情节剧中主要的东西是效果，即随便用什么东西一下子使观众惊呆，哪怕是刹那间。”他指责情节剧不走心，只博眼球，他不喜欢的正是情节剧只重轰动效果，缺少真实性和正常性这一点，他认为情节剧“在用最无耻的方式说谎”。果戈理的这些话里面实际上隐藏着一层意思，那就是：如果戏剧讲的净是离奇的、极端的、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它产生的效果再惊人，也不过像烟花一样，一闪而过，不会落到人心和生活的实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那么果戈理认为什么样的剧才是好的呢？他理想中的戏剧是能够展示“俄罗斯性格，展示我们自身、我们的骗子、我们的怪人！把他们搬上舞台，让大家去笑！”从这两句话里，我们能够知道，在果戈理的思想意识中，戏剧是要逗人发笑的，所以他更偏爱能逗人发笑的喜剧。那么果戈理认为，戏剧演什么才能逗人发笑呢？是演生活里滑稽性的东西，还是演杜撰出来的可笑的东西呢？

果戈理主张的是前者，因为在他看来，“滑稽性到处都有，只是我们生活于其中没有发现它罢了”；这就像我们耳熟能详的“生活中从来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而发现不了那是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于生活里的滑稽性，果戈理说：“如果艺术家把它搬到艺术中，搬到舞台上，那我们自己就会对自己笑得前仰后合，并且会对以前没有发现它而感到奇怪……”

但是，戏剧在果戈理眼中又不仅仅是逗人发笑的，所以他反对把戏剧和舞台当成是“逗引孩子的叮当响的小玩具”，他认为戏剧和舞台应该是“同时给一大群人上生动一课的讲坛”。在今天这个娱乐至上的年代，果戈理把戏剧当成讲坛的观念听起来有点老旧、不合时宜，甚至可能使人产生掉头就走的反应。你想啊，生活节奏这么快，学生本来就被各种课堂压榨得生无可恋了，成年人则被工作驱赶着或满世界暴走，或加班到累觉不爱，好不容易得个空闲，花个大价钱买张戏票，你还告诉我是来听课的，那不是花钱找罪受吗？表面上看，是这个理儿。

可是我前文说了，任何话说出来都有它的背景，断章取义和望文生义都会差好些个意思。首先，果戈理说这个话是针对当时俄国的戏剧现状——既没有生活，也没有思想，只博眼球。果戈理希望戏剧能给观众和社会带来益处，而不仅仅是视觉的刺激。其次，“讲坛”在果戈理这句话里是一个比喻，他也没预见到有朝一日这个词会不受待见。果戈理真正要说的是戏剧，尤其是喜剧应该有的品格。他还用到了另一个比喻，那就是镜子。

《钦差大臣》的题词就是“脸丑莫怪镜子歪”。所以说，我们理解别人说的话，一是要了解上下文，也叫语境，就是说话的背景，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理解到根儿上。果戈理说戏剧和舞台应该是“同时给一大群人上生动一课的讲坛”，他实际上要表达的意思是：在剧院里，明亮的灯光照着，洪亮的音乐奏着，大厅里座无虚席，观众来自社会各个行当，性情各异，有老有少，但是他们全都盯着一个方向看，那就是舞台；全都被同一件事吸引住了目光，那就是剧情。

而随着演出的进行，他们或一同发笑，或一同唏嘘，或一同感慨，从这个意义上说，果戈理的确独具慧眼，他看到了戏剧的特殊功能，那就是让原本是一盘散沙一样的观众，不经过任何预先的训练，就能步调一致起来。而在舞台上，伴随着灯光和音乐，还有布景和道具，生动地展现的是每一个人都熟悉的、却又往往是隐而不见的缺陷，这些缺陷一旦被放到了聚光灯下，被演员们活灵活现地表演出来，就变得纤毫毕现，无法视而不见了。

于是观众们不约而同地笑起来，这时候像果戈理这样的剧作家就会变身成《钦差大臣》里的市长，站在舞台中央，用手指着观众席，大声质问：“你们笑什么？笑你们自己！”这一声吼是不是很有生活导师指点江山的意思呢？的确，这就是剧作家果戈理的心声，他把戏剧看得很重，看成是向民众揭示生活真相、传播正能量的讲坛，他赋予社会喜剧以重大意义，因为这种喜剧会“以自己深刻的讽刺”而产生笑，“而且伴随着普遍同情的隐蔽的声音，流露出熟悉而又胆怯地隐藏起来的高尚情感”，从而对观众产生影响。

当然了，天生爱幻想，天生具有某种乌托邦气质的果戈理，在思考戏剧的时候也颇具乌托邦色彩。他在写《钦差大臣》时，想要把全部的缺陷、全部的恶都集中在一起，在一部剧作中一次性地加以嘲笑，目的是与全部的缺陷和恶永远告别。于是他也就一厢情愿地以为，观众在看了戏之后，共同以笑声对这些缺陷和恶做了讨伐，那么戏剧散场之后，就个个脱胎换骨，片叶不沾那些缺陷和恶了。果戈理这也可以说是相当天真了，不过我就喜欢他这股子天真的劲儿！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童心未泯还有点偏执的人，正所谓“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到最后，谁傻谁天真，还真说不准！

以上我们说的是果戈理的戏剧观念，总结一下，有这么两个要点：1. 戏剧要反映生活，真实的、本土的生活；2. 喜剧有崇高的功能——教育民众、疗救社会。下面我对果戈理的戏剧创作做一个简单的概述，也是交代一下《钦差大臣》的创作语境。

果戈理想写喜剧的念头早在1832年就有了。那时他刚刚写完他的成名作《狄康卡近乡夜话》。（既然提到了，顺便安利一下：这是一本小说集，里面的故事以乌克兰民间传说为蓝本，堪称乌克兰版的《聊斋》，很好玩儿。）小说集一炮而红，照我们今天的逻辑，果戈理正该趁热打铁，赶紧出续集呀。但是果戈理没有，他开始琢磨喜剧了，他连标题都想好了——《三级弗拉基米尔勋章》。

可是写到中途他停笔了。因为情节触及到了难以通过书刊检查的东西。说到书刊检查，俄国和西方一样15-16世纪就已经有了，但是果戈理赶上的却是俄国书刊检查最为严苛的时期，因为1825年发生了十二月党人起义，沙皇尼古拉一世为了防止进步思想的传播，不但颁布了严酷的书刊检查法，还由政府第三厅组织了宪兵团，来监控舆论，沙皇自己也常常亲自参与审查。所以说，意识到自己的作品可能要踩红线，果戈理就写不下去了。

结果兴致勃勃开笔写的《三级弗拉基米尔勋章》就只留下了几场戏：《一个生意人的早晨》《官司》《仆人屋》和《片断》。这几场戏后来都被果戈理打磨成了独立的剧本，可以单独在舞台上演出。它们展现了三条情节线：1.渴望当大官；2.遗产之争；3.有利可图的婚姻。然后，在果戈理的构思中，《三级弗拉基米尔勋章》的主人公在末尾发疯了，认为他本人就是一枚三级弗拉基米尔勋章。这个因喜欢某种东西而疯癫或致死的梗，或者说是套路，后来被果戈理广泛地用在他的小说创作当中，如“彼得堡故事”系列里，也算物尽其用了。

就这样，写喜剧的第一次尝试半途而废。果戈理想写喜剧，想写真实的、刻薄的社会喜剧，还一定得是能在舞台上演出的喜剧，因为在他看来，剧本“只有在舞台上才有生命”，可是能被检查机关通过的只有那种最无害的情节。这就形成了一个想写的东西不能写，能写的东西不想写的尴尬局面，所以果戈理就得出结论：“我不能从事喜剧创作”。

说是这样说了，但是果戈理却一直没有放弃过写喜剧的念头。他的当务之急是找到绕过书刊审查的办法，实施自己对社会喜剧的构想。果戈理先想到的办法是不去触碰当局的敏感神经，把题材局限在个人生活的领域。于是就有了开始于1833年的一部新的喜剧——《婚事》，内容是几个出身和性格各异的单身汉，出于不同的目的，去跟一个商人的女儿相亲。写出来以后，果戈理自己并不满意。后来，他又尝试用以古讽今的方式绕开书刊检查，于是在1835年夏写了一部以英国9世纪历史为素材的剧本：《阿尔弗雷德》。这是一部展现民族独立和社会冲突的剧，但这部戏也没有写完。

那么，这三部写在《钦差大臣》之前的剧作与《钦差大臣》有什么关联吗？有关联。先说《三级弗拉基米尔勋章》，它的构思和创作可以看作是《钦差大臣》的一种练笔和准备，尤其是其中“对官僚制度、官吏及其黑暗勾当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为作家在《钦差大臣》里以另一种样子描写的思想和形象勾画出了雏形。”

再说《婚事》。《婚事》可以说是《钦差大臣》写作之前的另一种演练，因为这部剧“在许多方面都已经勾画出了《钦差大臣》的戏剧原则”。《婚事》所勾画的戏剧原则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展现真实的社会生活。《婚事》通过写几个都想求娶商人家女儿的单身汉之间的冲突，揭示当时贪财重利的社会风习，描绘资本化的社会进程；二是塑造具有概括性和典型化的人物性格。

尽管《婚事》中的人物还没有达到《钦差大臣》里的人物的那种锐度，但在心理和社会特征方面已经远远超出了日常生活剧的范畴，达到了社会讽刺剧的水准，这就很接近《钦差大臣》了；三是以对节奏的操控来展现喜剧的内在冲突，即思想和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在《婚事》中，果戈理运用出人意料的情况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使得情节进程“时而发展缓慢、困难，时而迅速、急剧”，“情节的这种不平衡、不稳定的节奏和它的摆动性都是事先计划好了的”，果戈理正是通过对节奏的这样的一种操控，把喜剧的内在冲突展现得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也凸显了人物的性格特点。

这三个戏剧原则后来在《钦差大臣》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加强。而且，《婚事》不仅对于果戈理自身的创作而言很重要，对后世作家的影响也很大，如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里，主人公奥勃洛摩夫身上就明显带有《婚事》主人公波德科列辛的影子，受到《婚事》影响还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

再说《阿尔弗雷德》。这既是果戈理避开书刊审查的另一种尝试，也是他通过戏剧展现重大社会思想和现象的一种尝试。

总体而言，这三部在《钦差大臣》之前写的剧作就构成了《钦差大臣》的创作语境，了解了它们，我们就大致知道《钦差大臣》是怎么炼成的了。

果戈理在戏剧领域的探索在《钦差大臣》之后也依旧没有止步。一方面，他继续思考社会喜剧的问题，尤其是在《钦差大臣》引起巨大社会反响之后，另一方面，他也试图延续历史剧的创作，因为历史一直是他喜欢的领域。具体来说，1839年他写了一部关于扎波罗什人的历史悲剧，但是没有留下来，因为据说他读给茹科夫斯基听的时候，年迈的诗人听着听着睡着了，非常注重读者反应的果戈理就把手稿烧了。

1842年秋，果戈理还完成了两个新的剧本：《赌徒》和《戏剧散场》。《赌徒》通过“受骗的欺骗者”这一主题，在一定程度上与《钦差大臣》相呼应，但《赌徒》的成就并非仅限于此，就像文艺理论家赫拉普钦科所说的：“《赌徒》在根本上改变了性质，改变了所谓‘小型’戏剧创作的面貌。果戈理出色地证明，戏剧文学这一领域可能而且应当充满重大内容。”[8]而《戏剧散场》与《钦差大臣》的联系更为紧密，写的直接就是《钦差大臣》演出散场之后，观众的各类反应及社会意见的矛盾冲突。《戏剧散场》的主旨是阐发自己的社会喜剧主张，捍卫喜剧中的尖锐讽刺和喜剧艺术形象的真实性。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果戈理的戏剧创作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也并非只有一部《钦差大臣》。作为一个剧作家，果戈理是有追求、有实绩的，他创建了新的戏剧艺术——现实主义戏剧；创建了新的喜剧艺术原则——1.展现真实的社会生活，2. 塑造具有概括性和典型化的人物性格，3. 展现内在冲突，即思想和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因而，果戈理对俄罗斯戏剧创作乃至世界戏剧的创作发展都是功不可没的。

在《戏剧散场》的末尾，果戈理写了这样一段话:“世界像漩涡一样：各种意见和议论永远在其中转动；但是，时间在磨着一切！虚假的东西像糟粕一样会消失；永不变动的真理像坚实的种子一样会保留下来。”我们坚信，果戈理和他的戏剧创作也会像坚实的种子一样，长久地保留下去。

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下节课我要讲一讲《钦差大臣》情节的由来，以及它是怎么通过书刊审查的。我是北京大学的刘洪波，我在喜马拉雅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