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率领吴军攻破自己的祖国楚国 ,没有人骂他为楚奸。伍子胥把楚平王从坟墓中拖出来,鞭尸三百,没有人骂他对君主大不忠。为什么?春秋时期的中国人,他们秉持着什么样的忠孝价值观?详情请收看掌上国学院“杨鹏评点史记人物之伍子胥”。
伍子胥的大复仇
大家好 ,这是“杨鹏评点《史记》人物”。今天我们评点伍子胥,讲春秋大复仇精神。
伍子胥是春秋时期楚国人,大约生活在公元前559年到公元前484年,出生地在今天湖北监利县。伍子胥与孔子同时代,大约比孔子年长8岁。伍子胥是楚庄王时期的重臣伍举的后人。楚庄王即位三年,纵情声色,不理朝政。伍举让楚庄王猜一个谜语:“有鸟在高岗,三年不飞不鸣,是什么鸟?”楚庄王说:“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
伍子胥的父亲伍奢为楚平王之太子建的太傅,太傅即老师。因遭费无忌谗害,伍奢和其长子伍尚一同被楚平王杀害。伍子胥逃往吴国,被吴王阖庐接纳并重用。
伍子胥、伯嚭鞭尸楚平王
《史记·伍子胥列传》载: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报父雠。
公元前506年,伍子胥和写《孙子兵法》的孙武,率领吴国军队攻入了楚国的都城郢都。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掘开楚平王的坟墓,鞭尸三百,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复仇故事。
其实鞭尸楚平王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伍子胥,另一个叫伯嚭。伍子胥是为父兄报仇。伯噽是为了给爷爷报仇,他的爷爷被楚平王杀害。
《史记·伍子胥列传》载:“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
《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报父雠。”
孝大于忠的春秋价值观
中国先秦史籍如《左传》《国语》《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都提到了伍子胥复仇的事,而且都充满同情和赞美。《史记》赞美伍子胥为“烈丈夫”,这个现象引起我的关注。
伍子胥率领吴军攻破自己的祖国楚国 ,为什么没有人骂他为楚奸?他把楚平王从坟墓中拖出来,鞭尸三百,为什么没有人骂他对君主大不忠?春秋战国时候的中国人,他们秉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
伍子胥的行为,是典型的血亲复仇行为。男儿不顾一切为父兄报仇,这在当时人的心中是大孝行。但伍子胥的这种大孝行,是以不忠于祖国楚国和楚王作为前提的。
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思想家似乎都不约而同地赞美伍子胥的大复仇,这说明在忠与孝的关系上,他们普遍认为孝应该高于忠,今天的中国人对这种观念已比较陌生了。
伍子胥死后成为吴地的潮神
《史记·伍子胥列传》载: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
楚平王冤杀伍子胥的父亲和大哥 ,伍子胥和楚国恩断义绝。伍子胥向楚国进行复仇,这是大孝。不仅思想家们认同伍子胥,民间也如此。伍子胥后来在吴国被冤杀,他的尸体漂在江里,吴人怀念他、同情他,给他立祠烧香上供,伍子胥就成了吴地的神。他是潮神,是水神,至今受到民间香火祭拜。
血亲复仇的伦理困境
血亲复仇的大孝与忠于君王和国家的大忠,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所谓忠孝不能两全,一直是中国思想史上纠结的问题。血亲复仇不仅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问题,也是西方思想史上的大问题。
在伍子胥去世以后26年的公元前458年,古希腊伟大戏剧家埃斯库罗斯的戏剧《俄瑞斯忒斯》三部曲上演,讲的是血亲复仇的伦理困境。
《俄瑞斯忒斯》讲的是这么一个纠结的故事:公元前十二世纪的特洛伊战争中,希腊统帅阿伽门农把自己女儿献祭给神。他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伤心愤怒,在阿伽门农凯旋归来后,亲自动手杀死了阿伽门农。阿伽门农的儿子俄瑞斯忒斯,为给自己父亲阿伽门农复仇,杀死了自己母亲,这是一组非常纠结的故事。
父亲杀死自己的女儿,这是为了献祭给神。妻子杀死了自己的丈夫,是为了给自己的女儿复仇。儿子又杀死了自己的母亲,是为了给自己的父亲复仇。谁对谁错?埃斯库罗斯把血亲复仇的伦理困境推到了极致。
埃斯库罗斯把血亲复仇的伦理困境推到了极致
为报父仇杀死母亲,儿子俄瑞斯忒斯是否是罪?十二位从公民中遴选出来的审判者的投票表决结果是6:6。最后女神雅典娜帮了儿子俄瑞斯忒斯,她宣布俄瑞斯忒斯无罪。学术界认为,这是父权制战胜了母权制的表现。
古希腊戏剧无以伦比,后人迄今无法超越。这部戏剧将血亲复仇的矛盾推到极致,主人翁陷入极度困境,引人深思。对于血亲复仇的行为,中国春秋思想家们表达过自己的伦理态度,但是似乎没有希腊思想家这么深刻。
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主流伦理讲忠讲孝,但似乎是以孝为本,孝高于忠,家高于国。血缘共同体高于国家利益共同体。
战国郭店楚墓的竹简《六德》上这样说: “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
为了父亲,可以拒绝君主,但是不能够为了君主去拒绝父亲。这就是楚国的文化。从中我们可以理解伍子胥为父报仇的行为。君王冤杀了自己父亲,儿子必须去杀君王,即便凶手死了也不能放过。
孔子的复仇观
孔子与伍子胥是同时代人,大家多关注孔子讲仁爱,其实孔子也高度倡导血亲复仇,孔子与伍子胥一样,都认定必须血亲复仇。
《礼记·檀弓上》,子贡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
子贡问孔子说:对于杀害父母的仇人,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孔子说:睡觉要睡草席,要用盾牌来当枕头,不做官,与仇人不共戴天。若在集市或朝廷遇到仇人,不返回去拿兵器,马上动手搏斗。
可见 ,在血亲复仇的问题上,孔子也是赞同要不顾一切地复仇。孔子认为父亲儿子触犯国法 ,必须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孔子一样认为孝高于忠,家高于国,血缘共同体高于国家利益共同体。
孔子的复仇观念
儒家继承了孔子的复仇思想。《礼记·曲礼》上说:“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
儒家继承了孔子的复仇思想。《礼记·曲礼》上说:“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
意思是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杀兄之仇不用返回去拿兵器,马上就得战斗。帮朋友复仇,与朋友仇敌不同处一国。这就是儒家所倡导的大复仇精神。所谓“大复仇”,指以复仇为大,崇尚复仇。
春秋时期为什么孝高于忠?为什么血缘家族共同体高于国家利益共同体?
血亲复仇的价值观缘于远古的氏族或者部落文化,这是一种原始的正义观。血亲复仇在春秋时期的中国被广为弘扬,与春秋时期中国的社会制度关系密切。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是独立国家,国家是各贵族家族的联合体,这是一种贵族共和的制度。
各贵族家族的内部是嫡长子继承制的血缘宗法制度,忠于血缘家族的利益,这是“孝”的核心。一个家族,如果连家族成员都保护不了,这个家族将无法在社会上立足。伍子胥、孔子是春秋人,他们都认为家高于国,血亲高于国法,他们心中激荡着大复仇的春秋精神,这种春秋大复仇精神一直存在于中国历史中。
七女为报父仇杀死长安令的故事
2009年发掘的曹操墓,出土了一块画像石。画的是七个女儿为给父亲报仇而去击杀长安令。长安令相当于首都长安市的市长,这幅画讲的是七个女儿在家中无兄弟的情况下,为父报仇的大孝行,宣传的是“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的大复仇伦理。
七女报父仇,击杀长安令
这幅画能够放入曹操的墓里,应是曹操生前很喜欢的故事。曹操生活在公元155年到公元220年。显然,那时血亲复仇仍被视为大孝行被广为推崇。
伍子胥的父亲和长兄被楚平王冤杀,伍子胥没有怪体制问题,而是直接去找君王复仇,极端到做出鞭尸楚平王的暴行,但他还是得到多数春秋战国思想家的赞美。
七位女子的父亲被长安令冤杀,七女不惜生死,联合伏击长安令的车队,杀死长安令。这样的故事,不仅会让民众流下热泪,也陪伴了曹操这种人物的灵魂。
为什么中国春秋时代,从思想家到民间社会,普遍肯定血亲复仇?他们如何思考私人复仇和国家司法的关系?也许春秋中国人是这样想的:禁止私人复仇的前提,是国家司法的有效和公平。如果国家从立法到司法都不公平,而且效率低下 ,那么私人复仇就是约束邪恶的必要条件,就是对正义的必要补充。春秋社会肯定大复仇,就是将大复仇视为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
冤有头,债有主。在求告无门,冤屈无处申的时候,讨个说法,争个公正,该复仇就复仇,这种大复仇精神是中国春秋精神的一大特征。民众有如此精神气质,朝廷坏不到哪儿去,社会坏不到哪儿去。
忠孝冲突延续至今
后来法家的商鞅与伍子胥和孔子儒家不同。法家认为,人与人的重大矛盾纠纷,只能通过朝廷来处理。
《史记·商君列传》里记载,商鞅之法规定:“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谁要进行私斗,那就得根据情节轻重判处刑罚。血亲复仇是私斗的重要内容。商鞅之法实施,使得“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秦国民众勇于从事朝廷组织的战争,但是不敢私下打斗。商鞅之法是严禁血亲复仇的。
上世纪六十七年代,宣传忠于领袖,国家至上,狠斗私字一闪念,大义灭亲,挑动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告密,摧毁血亲情感与孝道传统,强化忠而压抑孝,实质上,这是商鞅法家传统的延续,也是传统的中国的忠与孝,国家与家庭的冲突的延续。
司马迁盛赞大复仇
司马迁是太史,也是中书令,朝廷重臣。他本应该强调以忠为本,强调君权至上,强调禁止血亲复仇,强调禁止私人复仇。但是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他却盛赞伍子胥:
“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如果伍子胥和父亲伍奢一起受死,他与蝼蚁何异?伍子胥放弃听从君命的小义 ,雪了大耻,终于名垂后世。悲壮啊!伍子胥困窘于江上的时候,在逃跑路上讨饭吃的时候,他何尝有一刻忘记楚国的首都郢呢?他隐忍下来成就了复仇的功名,如果不是烈丈夫,谁能做到这样呢?
中华民延绵至今,中国文化没有断绝,与这种情况密切相关:国家没有完全取代家庭,对君王之忠没有完全消除对父母之孝。中国人保持了高凝聚度的家庭发展、家庭自主和家庭自卫的重要传统,这是中国人生命活力的重要基础。
今天的课就到这,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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