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特集】爱恨闲聊斯坦因 (下) (作者:禾子|播讲:红洋)

他是利用了玄奘之名来博得中国人的好感，甚至有时他自己都觉得过于卑鄙，然而他也的确是步玄奘之足迹，一步一步翻越葱岭雪山、走过生命禁区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虔诚地重走玄奘之路，重新求得真经真物、探寻被沙漠掩埋的历史。而且，每次探险结束后，他都会通过各种关系，官方的，私人的，找到当时国际上最好的专家进行研究，公布最详实的发掘记录和研究结果。《古和田》就是最好的例子。而收藏斯坦因文物的大英博物馆在其后的年代里，也对他们进行了详尽的整理、编目、和研究。时值今日，大英博物馆的敦煌藏品和其他斯坦因藏品都已编入数据库，并且免费向大众开放。对此，中国人也许要感谢斯坦因。没有他宗教徒般的献身精神和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知识，很多古迹可能至今还埋在沙漠中、很多文物可能早已被不学无术的官员们当废纸扔的无影无踪了。

反过来，为全中国人承担历史罪名的道士王圆箓，在发现敦煌藏经洞后曾多次禀报官府，而且不惜步行跋涉几百里,驮运给官员成箱经书作证、以至贿赂官员，甚至上书慈禧太后，希望官府能够妥善处理这一大洞窟几万件的历史文物。然而腐败透顶的清政府官府官员不但不予保护，反而极尽权力层层盘剥攫为己有，运到北京的经卷文书已经是寥寥无几。可怜小人物如王圆箓，在失望之极，做了并不情愿做的事：把价值连城的文物卖给了外国人。而这个外国人既崇拜中国人的唐玄奘、又珍惜这些文物，何乐而不为？

一百年后，我在试图抢救和保护一批一千五百年高龄文物的努力中，在求爷爷告奶奶般地乞求中国各级文物单位认真对待处理已经生虫腐蚀的毛织品遭遇中，那种失望和无奈，让我深深体会了王道士的苦衷。一个偌大的国家，把保护几万卷珍贵历史文物的责任归咎于一个无权无势且无名的小道士身上，自己却放走丢失了宝物，反而怪罪于外国“盗贼”，这不是国家的无能和耻辱又是什么？ 可悲的是，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国家依然不能有效地保护文物，反倒是越来越多自愿倒卖文物给外国人的王圆箓出现了。国人的愚昧和木讷（ne4）、官僚制度的腐败、地方主义的近视、文人学者的束手无策或者变为帮凶，一次又一次的重演，令我这样的书呆子在蹦蹦跳跳竭尽全力抢救之时，反倒像是一个跳梁小丑。得益者在幕后偷乐，时而还在台前堂而皇之地以专家面貌出现；有良心者如鄙人，却只能拿起笔来发发牢骚用以宽慰自己。

阅读斯坦因关于和田的著作，我感到无比的惭愧。我曾在皮山（县）的藏桂（乡）下乡当过知青，期间去过桑株（乡）修过水库斯坦因就到过桑株、固玛、藏桂，考察当地的古代遗址，离藏桂不到二十英里处的皮亚曼就有佛塔遗址！我的家人在安迪尔河沙漠气象站工作多年，而斯坦因在那里发掘过五世纪以后的佛寺遗址及汉文梵文佛经和吐蕃占领时期的藏文佛经。我的同学中有去策勒的，那里的达玛沟、丹丹乌里克等地是斯坦因获得最多重要文物的地点，他不仅在这里发掘了十几座唐代佛寺佛塔和其中的泥塑和壁画，而且从发现的文书中就有数百件的于阗文佛经和三十多卷梵文佛经！这些于阗文文书证明了和田地区的主要居民是说东伊朗语言分支的塞克人。我也有在民丰的同学，斯坦因在那里首次发掘了尼雅遗址，出土了公元二、三世纪的数百枚木牍和皮革佉（区）卢文书，还有汉文文书和很多东汉铜钱，表明当时那里的主要居民是讲印度语言的人，兼有汉人，而且，和田有名的地毯记录就在这些佉卢文书里。和田和洛浦是我曾生活居住过的地方，斯坦因对其周边的热瓦克，约特干，阿克斯皮历等等遗址，描述起来如数家珍。而我们一群生于斯长于斯、号称“知识青年”的高、初中毕业生，居然全然不知道自己脚底下这片土地及其历史！我是出国后通过这个外国人将近一个世纪之前的考察和描述及描绘（地图），才开始认识和田的古代历史，并深感惭愧。

斯坦因的《古和田》是第一次考察后的一部详细严谨的考古探险报告，包括了很多详细的地理地质绘图、遗址方位图及具体形貌图，所有大大小小的发掘物品，和他本人的一些历史追踪和猜测。与学术性考察报告相伴，他还通过日记记录自己的个人体验和感受，以及所到各处的风土人情，还单独出版了由印度克什米尔去和田的探险经历（《沙埋和田废墟记》）。这本游记般的著作对和田的历史、地理、气候、自然环境变迁、社会习俗、文化人类学等多方面的观察和思考，用生动形象的语言作了翔实的记录和分析。他后来的考察报考也都是以这样两种不同文体的方式写出科学实证的记录报考，和他本人的感受及思考。时至今日，研究古代和田和丝绸之路，谁都绕不开斯坦因，不管他是文化强盗、间谍，还是著名探险家、学者。

斯坦因已经太有名了：在国际上被授予多项不同国际学会的荣誉奖和称号，包括英国骑士勋章和爵位以及科学院院士；在中国则臭名昭著，被口诛笔伐几十年；好坏在这里都已无需赘述。仅列出他的相关考察文献：

写于1901年的《去中国突厥斯坦从事考古和地形考察的初步报告》；

写于1904年的《沙埋和田废墟记》；

写于1907年的《古和田》

写于1929 年的《沙漠契丹废址记》

写于1921年的《西域考古记》

写于1928年的《亚洲腹地》

写于1933年的《在中亚的古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