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酒楼上》2 | 郜元宝：失望之后，该怎么办？

本集金句 

本集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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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郜元宝，今天跟大家分享鲁迅先生的一篇自传性小说《在酒楼上》。

这是鲁迅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彷徨》的第二篇小说，写于1924年初。那一年鲁迅43岁，当时已是典型的中年了，而这篇小说整个也确实弥漫着一股中年人才有的彷徨、失落、苦闷、消沉。但这也并非一般所谓中年心态，它带着鲁迅的强烈个性，不止是彷徨、失落、苦闷、消沉，也有对这一切深深的不满，因此始终又透出挣扎和反抗的意味。这种心态在中年人那里很常见，但也不限于中年，具有某种人类的普遍性。或许，中年处在承先启后的人生阶段，中年人的处境和人生况味，本身就具有某种人类的普遍性吧？

《在酒楼上》可以分四段来欣赏。第一段写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啊，从北方旅行到东南部的故乡，住在离故乡三十里的S城一个小旅馆里。“我”曾在这S城教过一年书，但这次旧地重游，旧日的同事竟然全都离开，连学校的名称和模样也变了，因此很快，“我”就“颇悔此来为多事了。”

但怀旧的冲动并未立即消失。“我”不死心，又想起过去熟悉的一家名叫“一石居”的小酒楼，于是就冒着南方特有的微雪天气，特意跑去一看，不料又大失所望，“从掌柜以至堂倌却已没有一个熟人，我在这一石居中也完全成了生客”。没办法，只好将计就计，在这酒楼坐下来，叫了几碟小菜，姑且独自喝上几杯。

不料从这楼上往下眺望，竟看见在荒废的小花园里，还有几株傲雪的腊梅，“毫不以深冬为意”；又有一棵山茶树开着红花，“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此情此景，独自喝酒的“我”益感寂寥，而且进一步想，无论北方的干雪如何纷飞，南方的柔雪怎样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

这是《在酒楼上》的第一段，它既是小说，又如诗歌和散文，语言极其潇洒，所传达的却是痛苦的双重局外人的心态：在北国“我”是一个游子，漂泊无根，现在又“独在故乡为异客”。不管在哪里，“我”都是疏离周围环境的局外人。生活还在进行，但那是“我”无法进入的别人的生活。“我”被抛在生活外面，成为一个游离者和旁观者了。

第二段，写“我”正品味着孤独寂寥，忽然来了一个特殊的酒客，就是旧日同窗，也是做教员时的旧同事，名叫吕纬甫。旧友相逢，寒暄过后，便添酒加菜，畅饮一番。“我”在寒暄、畅饮的同时留心观察吕纬甫，发现他行动格外迂缓，没有当年“敏捷精悍”了，但仔细一看，那失了精彩的眼睛里偶尔还会露出青年时代所的“射人的光彩”。

这个描写很有意思。如果吕纬甫只是一味颓唐，消沉，也就不会牢骚满腹了，恐怕连跟“我”谈心说话的兴趣都没有。正因为他既颓唐，消沉，又心有不甘，这才是消沉与激昂、颓唐与愤懑相互交织的复杂的中年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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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第一、第二两段只是开头，第三段才是小说的主干，但这第三段几乎是吕纬甫一个人说话。吕纬甫滔滔不绝，跟“我”讲了他此番回乡所干的两件事。原来吕纬甫和“我”一样也离开故乡，到处漂泊。他这次回乡，一是奉母亲之命，给死去多年的小弟弟“迁坟”，第二也是奉母亲之命，给过去的邻居、船工长富的女儿阿顺特意送去当地买不到的两朵红色的剪绒花，因为他母亲记得，阿顺姑娘很喜欢这种绒花。

许多读者看《在酒楼上》，都很奇怪，鲁迅为何不顾小说叙述上的忌讳，让人物那样长篇大论，自说自话。何况吕纬甫给弟弟“迁坟”，给邻居女儿送剪绒花，这两件事似乎也并无什么深意，值得大写特写吗？我觉得这些读者并非毫无道理，我过去也曾跟他们一样，对这种以长篇大论的说话方式很不适应。但也许如今我也人道中年了，渐渐倒觉得鲁迅这样写，其实很巧妙，也很微妙。

确实，这两件事本身并无多大意思，但我们要注意吕纬甫做这两件事时的那种心态。按周作人的说法，给弟弟“迁坟”，送邻居女儿剪绒花，这在鲁迅都是真实经历，所以说《在酒楼上》是鲁迅的一篇自传性小说。问题是鲁迅通过小说人物吕纬甫写这两段亲身经历，重点不在这两件事，而是通过这两件事，写出吕纬甫那种模模糊糊、敷敷衍衍、无可无不可的颓唐消沉的心境。

一个人，对别的事模模糊糊、敷敷衍衍、无可无不可，倒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像吕纬甫这样反复强调，无论给弟弟迁坟还是给阿顺送花，他都不仅仅是满足母亲的心愿，也是他自己愿意，甚至乐意的。他深爱着弟弟，对那个“眼睛非常大，睫毛也很长，眼白又青得如夜的晴天”的阿顺姑娘，也有过朦胧的爱意，曾经真诚地“祝她一生幸福，愿世界为她变好”，可就在做这两件事的全过程，他的心情始终矛盾着，时而认真，时而马虎，时而很热切，时而很冷漠，时而很充实，时而又感到极其空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仿佛他做这两件事，完全为了哄她母亲开心，跟自己毫不相干。

吕纬甫之所以这样古怪，这样矛盾，也情有可原。首先当他掘开弟弟的坟墓，发现已经什么也没有了，却仍然不得不照章办事，煞有其事地包了一抔黄土，算是弟弟的骨殖，移到父亲坟墓旁边去安葬。这对母亲是个安慰，但自己亲手办理，就觉得毫无意义。认认真真做着毫无意义的事，如果只是给弟弟迁坟倒也罢了。问题是他由此想到了自己的一生，似乎都是这样子认认真真做着事实证明毫无意义的一些事，这就不免悲从中来。

尤其他拿着红花找阿顺姑娘，进门才知道，阿顺已经非常委屈地病死了，他的一腔柔情落空，更是觉得遭到了极大的讽刺，那种认认真真煞有介事做着无意义之事的感觉又被强化。所以讲完这两件事之后，吕纬甫很诚恳地问“我”：“你看我们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给弟弟迁坟，给阿顺姑娘送花，这两件事只是他所有的失败的一个小小的代表，问题是他由此扩张开去，想到了人生整个的失败，整个的失意！

吕纬甫当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失败、颓废、消沉。叙事者“我”就可以为他做证：他们年轻时曾经“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如此热血青年，而今成了颓唐消沉的中年，其间肯定经历太多的失败，最后才成为今日的吕纬甫。只不过小说仅仅选取了老友相逢的几个小时而已，更多的故事如藏在水下的冰山。

吕纬甫总结自己一生的失败，有个核心比喻。他是这么说的：

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

这也是中年人常有经验：似乎做了许多事，一转眼又好像什么都没做。不知怎么就不再年轻，不知怎么就突然人到中年，而且很快就要进入老年。好像跑了许多路，最后发现这都是徒然，人生真正的问题几乎一个也没解决，这就好像蜜蜂或苍蝇，绕了一个小圈子，最终还是回到原处，一切归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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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在酒楼上》自始至终就是两个中年油腻男（或中年Loser），在抱头痛哭，在比赛者吐槽各自的人生吗？其实不然。这就要说到小说的结尾，也就是第四段。

第四段写“我”听了吕纬甫的长篇大论，并没有跟吕纬甫一样大倒苦水，甚至都没有附和几句，而是很严肃地问吕纬甫：“那么，你以后豫备怎么办呢？”这个很现实、很有挑战的问题，就和全篇阴郁低沉的气息大不一样，似乎撕开一道缺口，吹进来清新凉爽的空气！

吕纬甫的回答还是很消沉，“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分----”作者没让吕纬甫把话说完，“我”也没再接着说什么，只是帮吕纬甫买了单，然后一同走出酒店，就在门口分手，各自朝着相反的反向走去了。

这结尾很有意思。两个离乡的游子在故乡重逢，谈得热火朝天，却戛然而止、痛快分手了，似乎很突兀，其实也很自然。当吕纬甫滔滔不绝吐槽时代，吐槽社会，吐槽人生时，在一边静静当听众的“我”肯定从吕纬甫身上悲哀地看到了自己。“我”的情况并不比吕纬甫好多少，但“我”比吕纬甫多了一份对自我的省察，“我”知道光吐槽没用，光沉溺于一己的悲欢也没用，重要的是“以后豫备怎么办？”人可以无聊，可以寂寞，可以悲哀，甚至可以享受自己的无聊，欣赏自己的寂寞，怜爱自己的悲哀，但生命不能就这样无声无息走向终点，生命不能被无聊、寂寞和悲哀压垮，生命应该有它更加美好的明天。

或许正是基于这一点，所以“我”一见吕纬甫，几乎本能地“很以为奇，接着便有些悲伤，而且有些不快了”。这稀奇、悲伤和不快是针对吕纬甫，也是针对“我”自己，因为吕纬甫犹如一面镜子，让“我”看到了自己的真相，也明白自己不能就这样沉沦下去，必须有所挣扎，有所奋斗。不同于吕纬甫，“我”是一个尚未放弃、可能也尚未完全失败的失意之人。“我”想冲出这消沉的陷阱，给自己争取一片新天地。所以“我”走向下榻的旅馆，走在扑面而来的寒风雨飘雪之中，反而觉得很“爽快”，就像小说开始，“我”看到几株斗雪开放的腊梅，“毫不以深冬为意”，而山茶树的红花，“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傲慢”！

所以《在酒楼上》固然写了中年心态，但仍然显示了鲁迅的强烈个性。它不完全是落寞、空虚、寂寥、颓唐，还有不肯服输的对于命运的抗争、对于未来的希冀。如果说这也是一种中年心态，那它应该是虽然失望但并未绝望、虽然跌倒但还可以再次站立的虽然受过伤却基本健康的中年心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