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祝福》2 | 郜元宝：写祥林嫂，鲁迅是在“更无情的解剖自己”

本集金句 

本集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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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的朋友你们好，我是郜元宝，今天我们一起分享鲁迅先生著名的小说《祝福》。

我们知道，《祝福》是鲁迅先生1926年出版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彷徨》打头的第一篇。中小学的语文课本经常选到《祝福》，作为鲁迅同情劳动人民的证据。尤其是寡妇祥林嫂的凄苦命运，感动了我们很多中国读者的心。小说的很多细节，我们都耳熟能详。

《祝福》开篇不久就写道，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在“旧历的年底”回到故乡鲁镇，路上遇到衰老不堪、“纯乎是一个乞丐”的寡妇祥林嫂，“我就站住，豫备她来讨钱”。但想不到祥林嫂不讨钱，而是向“我”提出一连串问题：“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如果有“魂灵”，“那么，也就有地狱了？”如果有“地狱”，“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这些问题太意外，太突然，也太难回答了，“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盯着我的，背上也就糟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

鲁迅小说有两个重要人物。一是阿Q，再就是祥林嫂。如果说在鲁迅小说人物群像中，阿Q是男一号，那么祥林嫂就是女一号。阿Q当然重要，在他身上集中了鲁迅对“国民劣根性”几乎全部的观察。但阿Q的特点是整天“飘飘然”，稀里糊涂，难得清醒而认真地思考一个问题。阿Q认为，“人生天地之间”，任何事都会发生，因此他对任何事都随随便便，所以客观上没有什么问题能够难住阿Q，能把阿Q逼到角落里，使他寝食难安，非要求得一个答案不可。

但这种情况恰恰就发生在祥林嫂身上。“魂灵的有无”，有没有“地狱”，“死掉的一家人的人”能否见面----这些问题并不是祥林嫂发明的，可一旦从别人那里听到这些问题，祥林嫂就转辗反侧，日思夜想，非要弄明白不可。这在阿Q，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仅仅从这一点看，鲁迅小说女一号祥林嫂要比男一号阿Q深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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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林嫂之所以要问这些问题，跟三个人有关，第一是柳妈，第二第三是“我”的本家长辈“四叔”和“四婶”。

首先是跟祥林嫂一起做女佣人的柳妈。柳妈是“善女人”，这是佛教说法，意思就是“信佛的女人”。她说祥林嫂先后嫁给两个男人，将来到了阴司地狱，两个男人都要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柳妈的话让祥林嫂非常害怕，提心吊胆过了一年，后来照柳妈的吩咐，用辛辛苦苦一年的工钱“十二元鹰洋”去土地庙捐了条门槛。柳妈告诉她，门槛就是她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可以“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后去受苦”。

柳妈信佛，为何叫祥林嫂去土地庙捐门槛？看来她的信仰体系蛮复杂。但这个姑且不论，只说祥林嫂对柳妈的话深信不疑，捐了门槛之后，“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

然而没有想到，祥林嫂还没有“舒畅”一天，就受到更大的打击。原来主人“四叔”吩咐“四婶”，祭祀祖宗时，千万不能让祥林嫂碰祭品，因为祥林嫂是嫁过两次的寡妇，“败坏风俗”，如果她的手碰了祭品，“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祥林嫂自以为捐了门槛就没事了，但“四婶”仍然叫她别去碰那些祭品。四婶的地位比柳妈高多了，何况她背后还站着“讲理学的老监生”四叔，更是鲁镇第一权威人物。他们这样对待祥林嫂，等于把祥林嫂捐门槛的意义完全否定了。

柳妈的话令祥林嫂恐怖万分，但她毕竟给祥林嫂提供了一个解救的办法。四叔四婶却连祥林嫂这条精神上的退路也给堵死了。小说写道，因为四婶不准祥林嫂碰祭品，祥林嫂的精神一下子就垮了，“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直是一个木头人”。

这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回鲁镇五年前发生的事。祥林嫂真是可怜，两任丈夫先后去世，唯一的儿子又被狼吃了，周围人在短暂的同情之后，马上开始取笑、捉弄和歧视她，再加上接连从柳妈和四叔四婶那里遭到那么严重的来自宗教信仰方面的打击，很快又被四叔家赶了出去，成了无依无靠的乞丐。小说写她只是“四十上下”，但看上去已经是一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垂老女人，“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

所以认真说起来，在祥林嫂的悲剧中，柳妈和四叔、四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他们也并非故意要把祥林嫂推向火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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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祥林嫂落到如此地步，怎么还能苟延残喘，坚持五年之久？

我想只能有一个理由，就是柳妈和四婶四叔的说法在鲁镇固然很权威，足以击垮祥林嫂的心里防线，但祥林嫂对他们的话可能也并非深信不疑。小说没有写这五年多时间，丢了工作、受人歧视、精神上背负着“一件大罪名”的祥林嫂是这么度过的，但可以想象，一定还有某种希望在暗暗支撑着祥林嫂。这个希望必须来自鲁镇之外，是柳妈、四叔、四婶们所不能掐灭的。也就是说，祥林嫂肯定知道，或者说肯定一直盼望着，在鲁镇之外，还有比柳妈、四叔、四婶更高明、更权威的人，能给她更加确实的答案。

这个人，就是小说里的“我”。

五年前，“我还在鲁镇的时候”，祥林嫂还没有被四叔家解雇，“不过单是这么说”。那时候，祥林嫂已经陷入极大的精神危机，却并没有立刻向“我”请教和求助。为何五年后，一遇到从外面回到鲁镇的“我”，尽管两人之前很可能从未说过话，但祥林嫂还是主动把“我”拦在河边，一口气提出了那些严重的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可能有两个原因。

首先，祥林嫂自知时日无多，生命的残灯快要熄灭，再不弄清楚五年来纠缠她的那些问题，就怕来不及了。

其次（也更重要），在祥林嫂眼里，“我”跟五年前不一样了。“我”的身份发生了变化。用祥林嫂的话说，“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四叔也是“识字的”，但与“我”相比就差多了，因为“四叔”不是“出门人”。

在祥林嫂的意识里，什么是“出门人”呢？小说未作交代，但我们不妨作些推测。

第一，“出门”的意思，就是在鲁镇之外更大的世界走了一遭，因此“见识得多”。

第二，“出门”包括“出国”。这种猜测并非毫无根据。阿Q就知道“假洋鬼子”曾经“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祥林嫂为何就不可以知道“我”也去“东洋”留过学呢？

但不管祥林嫂所说的“出门”是什么意思，总之在她眼里，“我”的权威超过了柳妈、四婶和四叔，应该有资格解答她的问题。她对“我”寄寓莫大的希望。很可能，正是这个希望支撑着她，让挨过了异常艰难的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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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我”的回答太模棱两可，而且简直毫无耐心，什么“也许有吧，——我想。”什么“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什么“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诸如此类累。更可恶的是，“我”还简直没有耐心，最后趁祥林嫂被他模棱两可的回答打蒙了，“不再紧接的问”，“迈开步便走”，把祥林嫂一个人“剩”在河边。

这就给祥林嫂造成更大的精神伤害。本来就风烛残年，再这样雪上加霜，于是第二天，祥林嫂就去世了。而最后掐灭祥林嫂微弱的生命之火的，竟然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一定程度上，也就是作者鲁迅的化身。

造成祥林嫂悲剧的人实在太多。这里有柳妈，四婶，四叔，有祥林嫂“好打算”的第一任婆婆，和第二任丈夫贺老六的大伯（他在阿毛被狼吃掉之后没收了祥林嫂的屋子，赶走了祥林嫂）。当然，还有鲁镇那些男男女女，他们喜欢听祥林嫂讲阿毛的故事，也曾为祥林嫂一掬同情之泪，但很快就感到“烦厌和唾弃”；他们的笑脸，让祥林嫂感到“又冷又尖”。

而在所有这些人之外，还有一个作者“我”！

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这是真的，《祝福》就是一个证据。而在所有人之外，还有一个作者“我”，他也要承担责任，甚至是更大的责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五四以前，中国人关于生和死，关于天堂和地域，是有一个固定的说法的。当然也是五花八门的。

五四以后，新派的知识分子把它们都否定了，可是他们否定之后，也没有立即用一个更新的说法来代替，恐怕他们以为像祥林嫂这样的平头百姓是不会思考这些形而上的问题。可是，鲁迅的小说《祝福》就偏偏告诉我们，他遭遇到了祥林嫂的逼问，而他交了白卷，没有给提问者满意的回答。这个使鲁迅的心变得特别沉重，所以我们读《祝福》，从头到晚都是一种非常压抑的气氛。鲁迅先生写《祝福》的目的有很多，其中有一点，就是他要站出来承担他应该承担的责任。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的解剖我自己。我们读了《祝福》就发现这句话是真的，因为《祝福》就是一个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