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02 民营经济“倒春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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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文稿 

今天我们来讲第二讲：民营经济“倒春寒”。什么意思呢？ 1989年随着整个经济由过热慢慢进入到一个低谷的状态，宏观政策主要是在治理整顿和抑制过热，再加上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封锁以及改革的停滞，所以整个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停滞。1989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经济疲软的年份，再加上之前通胀的阴影，使得这一年经济乏善可陈。

如果从当时的一些数据来看，中国还是有一些突破的，比如《财富》评选出的世界500强排行榜中，中国银行成为第一个出现的中国公司。但是更多的是挑战，比如，这一年全国性的打击漏税行动开始。企业遭受经济界头号难题“三角债”。

如果说1988年是通胀涨价的话，1989年就是“三角债”。更重要的问题其实是对于私营经济、民营经济的认识与整个社会的一种情绪的改变。因为这一年，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局的持续恶化，让国内一些人开始担心：如野草般疯长的私营经济会不会让社会主义中国“变色”？此种担忧最终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倒春寒”现象。什么意思呢？“下海”的纷纷上岸，私营的纷纷找“红帽子”戴(挂靠集体或国营)。一年内全国个体户一下子锐减了300万户，私营企业半数关了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企业家案例，比如“傻子瓜子”年广久以贪污、挪用公款罪被捕入狱。今天大名鼎鼎的李书福、江苏的蒋锡培、山东的王廷江，这些极具代表性的私营企业家被吓坏了，纷纷要求把自己的企业送给当地政府，以求“破财消灾”。

国美电器是在1987年成立的，时至1989年已成立了两年，它也遭遇了严重的危机，门店在清查中被关。其创始人黄光裕东躲西藏；而在民间经济发达的广东、福建等省，则出现了大量私营企业家携款外逃的现象。 1989年下半年，也出现了许多民间传言，比如：“该抓抓阶级斗争了。”“留学政策要变，回国探亲的出不了国门了。”“知识分子尾巴又翘起来了，还是毛主席说得对，得让他们夹起尾巴做人。”还有说“中央要取消个体户了。”甚至在一些重要的官媒上还公开讨论了“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其文章说：资本主义改革“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在当时的背景下，认为市场化是有问题的。文章还质问道：“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这是把私营经济和自由化绑在一起。

我们从1989年向前回溯的话，当时整个中国的个体私营经济、个体工商业的发展一直在走上坡路。 1978年，全国14万城镇个体工商业者代表中国民营经济的阵容，“夹着尾巴”为温饱操劳奔波。而由于国家无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国家体制内也无力容纳更多的就业人口，于是给一部分人放生，让其自谋出路。这一部分没有社会保障的人在求生中却踩出了一条致富之路，成为第一批富人。80年代，“下海”一词诞生，许多拥有体制保障的人也加入了淘金者的行列。在我们上一章所讲到的1988年，国家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同时在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中增加了私营经济的条款，自此民营企业名正言顺地进入国家的经济和政治。

这里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东方希望集团，也就是新希望集团和大陆希望集团的前身。这家集团后来分家了，当时它是叫希望集团。1989年，希望集团有一千多万销售额，几百个员工，在四川饲料界是第一私营企业，在民营企业中也是名列前茅。这个时候就开始讨论信资信姓社了，这对希望集团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比如去买粮食不好买了，运输搞不定了，因为到处都说他们搞资本主义，事情没办法做了，甚至经常给他们停电，他们买发动机，也没有，买油也不行。媒体说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情况下，企业实在没办法办了，他们就找到公社县委书记，说，我们愿意把公司工厂交给政府，由我们来管行不行？县委书记想了半天，他说，当时我是支持你们下海的，搞专业户嘛，但是现在不好说，不过我还没有接到正式的文件，在没有接到正式文件要收你的工厂的时候，我暂时不收你的，不过你回去悄悄的不要声张。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悄悄地干，不打广告、不宣传，就这样坚持了下来了。就这样一直坚持到了1992年。突然有一天他们看到光明日报《东方风来满眼春》《发展才是硬道理》，刘永好、刘永行四兄弟拿着报纸连夜学习、组织讨论到晚上三点钟。第二天再继续买光明日报，那个时候光明日报不好买，有人告诉他们，县政府办公室有，他们就到县政府办公室托熟人找到一张报纸，一直学习。1992年以后，中国改革开放到了一个新的格局。

我们可以看到，在1989年，有一些地方干部还是实事求是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地方保护，可能绝大部分的私营企业又收归政府所有了。那么也有一些企业也恰恰是在这一年创业成功了。

我个人认为，有一个典型案例是在浙江绍兴的诸暨店口镇产生的。这里也是西施的故里了。在这一年，海亮集团由冯海良创立，1989年底，目光敏锐的冯海良，从刚刚兴起的店口五金行业中看出端倪，发现了商机。他毅然辞去了“供销社经理”工作，千方百计筹集了16.5万元，办起了诸暨县铜材厂，也就是今海亮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他发现店口的铜加工作坊虽然多，但规模小，技术含量低，设备落后。受国内政治气候及国际制裁的影响，国内铜材供需矛盾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冯海良创业了。但是创业跟他当年做供销社的经理是完全不一样的，做创业既要抓“采购”、搞“生产”，又要学财税知识，还要自己跑市场搞“销售”。真可谓既当爹又当妈！什么都得做。冯海良是白天跑采购进原料抓生产，晚上找来财税、法律、有色金属等方面的书籍；对于别人提出的批评意见，冯海良认真听取，潜心研判。在他的带领下，企业规模及销售迅速发展，很快便成了诸暨县铜加工行业里的小“龙头”。

当时工厂的规模日益扩大，周边市场基本饱和，所以需要跑遍全国拓展外地市场。冯海良回忆时说，当年火车的时速只有40多公里，票价比较便宜，人特别多，车厢里水泄不通，上厕所都非常辛苦。车里当时也没有空调，所以车厢内的空气非常糟糕！他说，有一次火车上的人特别多，等他费九牛二虎之力登上火车时，发现自己的一只鞋子被挤在了车门外。但正是凭着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创业精神，冯海良往返在大江南北的大小工厂，奔波于长城内外的铜企业，向他们去介绍海亮和海亮的产品。许多大企业领导被感化了，他们开始转变对民营企业的认识，与海良建立起广泛的业务联系。我们可以看到，后来被称为中国“铜人”的冯海良恰恰是在1989年开始创业的。

在这一年还有个有意思的现象，一些名牌学校的大学生开始进入到民营企业和新创的企业中。其中非常典型的例子是联想集团在1989年向社会公开招聘了许多大学生，杨元庆就是在1989年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了联想。这一年虽然是经济的“倒春寒”，但是还是保留了很多民营企业的种子，一些民营企业恰恰是在这一年开始播撒了希望的种子。等到两三年以后，小平在1992年南巡之后，中国的民营企业才又一次的爆发和走上了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