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远行，与异文明的初恋》1 | 原著精华：它反思了中西现实和文明差异

本集文稿 

《远行，与异文明的初恋》

作者，冯骥才。

本书收录冯骥才先生的游记随笔，记录他游历法国、英国、奥地利和俄罗斯四国的见闻杂感，共分四个部分：英伦探幽·泛舟康河、法兰西·邂逅缪斯、奥地利·聆听圆舞曲、俄罗斯·听普希金读诗。以下为他的游记。

我喜欢远行于异地他乡，边走边看，若是情有所感，心有所思，手中的笔不经意写下来的文字，这便是游记了。我的游记有点特殊。我不喜欢一般山川风物的记述。我喜欢关注与感受文化的差异。人的丰富性、想象力、生活的独创性，都表现在自己一方水土独特的人文方式中。你带着自己的人文习惯，进入别的人文环境，你会满目惊奇。

三十年，剑桥给我的印象十分有限，只剩下一种气氛、一种感觉而已。舒展、古雅、大气，还有大片大片几近奢侈的绿。这次来再看，我对它的印象还算没错。国王学院那座哥特式的礼拜堂前的绿地有多大？反正在绿地那一端走路的人影只有烟卷大小。这大片的绿可以消除声音，吸收心里的浮沉，还可以发动思想。

牛津到处都是古屋，动辄几百年。但它很幸运，这几百年里，没遇到一位“政绩狂”的市长，把破旧立新当作出政绩的“良方”，故而牛津人今天走进走出的地方，也是艾略特、雪莱、霍金、王尔德等人走来走去的地方。中国的留学生指给我一个墙角说，钱锺书和杨绛曾经常常坐在那里说话。但此时那里空空，纠缠在墙上的老藤才绽出亮晶晶的新芽，一群鸟儿带着影子飞来飞去。这便是历史空间的意味与意义。

但牛津毕竟老了，尽管牛津的老屋是石头造的，这种名为淡黄色蜂蜜石的石材极易风化，岁月太久，石头表面像干了的饼干那样分化和“起甲”，然后一层层剥落下来，凹成了洞。因此牛津到处在搭架修缮。这种修缮方式是将蜂蜜石研成粉末加进黏合剂抹在风化的石墙上，再在外面贴一层特制的塑料膜，干后揭掉，石头的病害便被清除。我想起了大同的云冈石窟和重庆的大足石窟，这两处的石头都是砂岩，风化得厉害。何不来学一学？可是我对谁说呢。2012年“两会”听说康有为故居要拆，跑去看，那个大院早成烂糟糟的大杂院。其实更大的悲哀是：我们不再要自己的历史了，我们只要口头上的“五千年”。

莎翁已故五百年，还会留下多少遗存？走进斯特拉福小镇却令我十分惊讶，在一片依旧是中世纪栅栏格式的街区里，莎翁出生的老屋、1574年出生的登记册、去世时举行葬礼的圣三一教堂、演出过莎翁剧作的剧院、克洛泊顿石桥，直到他父亲供职的镇政府的小楼，以及他家那些做铁匠、酒商、零售商和开肉店的邻居与亲友的老宅，还都原样保存在原地。狄更斯是保护莎翁故居的功臣。19世纪40年代这座房子一度无主，狄更斯组织了许多活动筹集资金，才把它购买下来，作为国宝修复。莎翁家乡的人如此珍视他，绝非因为他给家乡带来了“知名度”和经济效益，而是真正知道它的价值。

被列入“世遗”的巴斯，没有太把它无形的旅游与商业升值当回事。他们知道原物与原真才是他们不变的价值。比如，他们对待罗马人遗留的古浴场的办法，是把它融入一座温泉博物馆中。一方卖弄严格保存原貌与原物，包括考古现场、神殿遗存、桑拿与温泉遗迹，众多古罗马的建筑构件与艺术雕刻等，另一方面用遗址展示、文物陈列与适当的情景再现，将两千年前罗马人的洗浴文化与历史创造逼真地呈现出来。他们幸运地找到一条冒着热气的温泉，将其引入古老的水道，流进了两千多年前的露天浴池里。我忽然想起一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驻京人士对我说过：“你们不拿自己的文化当回事，别人谁也没有办法。”

可爱的法国姑娘，自小在一个美术的国度——也就是在无处不在的画廊中受着艺术的熏陶长大。她们最希望成为画中人。故而，很自觉地先当起了自己本人的画师和设计师。别看她们服装的样式简单，往往只有两三种颜色，但她们对色彩的选配却像画家那样苛刻。这些巴黎女子站在那里，有的如一片早春，有的如一片熟透的秋，或如一片茫茫的暮雨。

巴黎的地上是绘画的世界，地下是音乐的世界。地铁的通道四通八达，上百个乐手分布在各个站口。当这个乐手的乐曲在通道的某个地方将要消失时，另一首悦耳的歌曲便会及时地送入你的耳鼓。当他们提着乐器上车之后，忽然兴之所至，便端起乐器，即兴地把一支欢乐的乐曲撩人兴致地吹奏起来，整个车厢顿时一片光明。

巴黎是个只修不改的城市。它的街道不变，房子不变，门牌不变，我所居住的公寓的门牌就是16-18RueSuger，它说明这里曾经还有一座古屋，不知在哪个世纪与我这座公寓合并到一起了。故而一封一百年前寄往巴黎的信，辗转曲折，最终也会送到目的地。

第一次到萨尔茨堡时，主人见到我的第一件事，就是笑呵呵地把一包漂亮的糖球塞到我手里，每个金光闪闪的糖球都印着一个彩色的莫扎特头像。快乐是莫扎特的天性。他一边吞食着生活的苦果，一边写着爱之歌。他一生最重要的作品，那些协奏曲、室内乐和交响曲，还有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唐·璜》《魔笛》等，都是在这穷苦又自由的日子里写下来的。

奥地利的象征是什么？一次与几位朋友在上奥州的史比斯镇的小饭店便餐。人很多，又多是外国游客。有位小个子的奥地利人喝酒喝得兴奋，唱起歌来，跟着就有人随声附和，渐渐大家合唱起来，唱到兴头就跳舞，这是奥地利人的方式。我特别喜欢勃拉姆斯那句话：“在维也纳散步可要留心，别踩着地上的音符。”奥地利人全都属于音乐。这个连呼吸都带着音符的民族，对那些不会的歌儿，唱上几句，也能跟上。奥地利的音乐和歌，比酒更能使人忘乎一切。

圣彼得堡最令我关心的地方，就是普希金的决斗之地。决斗在1837年1月27日清晨，地点在近郊黑河边的一块林间空地上，寒冽的大雪厚厚地铺在上面。丹特士回身给了普希金致命的一枪。事情距今已过去一百六十年。如今，在他们决斗时站立的地方，各竖着一块石碑。两块石碑相对而立，很像他们决斗时的样子，石碑之间的距离，正好九步。石碑的背面刻着莱蒙托夫在普希金逝世那天所写的那首举世皆知的《诗人之死》开头的几句：“诗人死了！光荣的俘虏！他倒下了，是为流言中伤，胸膛里带着铅弹和复仇的渴望，他垂下了高傲的头颅！”

在圣彼得堡涅瓦河边俄罗斯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内的一个小型博物馆里，我获得一个“重大的发现”。这个博物馆叫作“普希金之家”，它珍藏着有关俄国古典文学大师生前极其宝贵的文物。从中我发现我所崇敬的那些文学大师几乎全和我干的事情一样：一手拿钢笔，一手拿画笔。他们都能画一手好画，有些还称得上名副其实的画家。这使我大吃一惊！

此前，我只知道普希金喜欢画画。他常在稿纸上信手勾画一些人物的面孔。但是这次我看到的画，却是出自莱蒙托夫、果戈里、屠格涅夫、茹科夫斯基、安德烈耶夫、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手笔。应该说，这些画并不是作为一种纯粹的艺术作品，而是作为作家留下的一种珍贵的遗物。它们被当作作家生命气息的载体。这实在有些不公平。只承认你一种突出的才能，其他的才能只作为一种附属，一种可有可无的资质罢了。是不是由于他们文学的成就过于巨大和辉煌，反而把自己的绘画才能掩盖了？

我想，才能不是一种技术能力，而是对艺术的灵性与悟性。人对各种艺术是有通感的。作家写作是用抽象的文字符号来描述形象，人为了看见自己的内心才画画。我们看到了他们的画，便会更深切地走入他们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