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节：红军为何要实行战略转移？

喜马拉雅的听友，你好。我是赵利剑。在上一讲中我们介绍了“工农武装割据”这条革命道路的产生和发展情况。这条道路的确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到1933年红军又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之后，全国红军增加到约30万人，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人数也发展到约30万。然而，就在第二年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经过苦战却一败涂地，伤亡惨重，而且丢掉了自己苦心经营的根据地，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这就是长征。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挫折呢？

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内出了问题。如前所述，在中共党内，这时存在着“莫斯科派”和“本土派”的斗争。此时，“莫斯科派”的代表是王明。他原名陈绍禹，1925年加入中共，先后两次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教，深受该校校长米夫赏识。其同学有王稼祥、陈昌浩、何克全、张闻天、夏曦、秦邦宪等人，均受过高等教育，都能流利地讲至少一种外语。但受苏联革命模式影响，思想左倾，教条主义严重，被称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米夫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后，王明提升很快。他任中央书记的时间不长，但继任的博古忠实地执行了他的路线。这条路线的特点是过高的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的估计敌人的实力：

如认为“国民党军阀在第一次进攻红军失败之后，又在准备向红军作第二次的进攻。国民党自觉到自己的日暮途穷，企图以最后的挣扎，来镇压苏维埃与消灭红军”。…（1931年）8月底发出的中央文件，对国民党又作了进一步的估计，认为当时“正是国民党统治的末日！”对革命力量的发展，也作了过高的估计。认为“最近红军的苏维埃运动发展…一日千里”，由于对敌我双方都作了不适当的估计，就对整个革命形势看得过于乐观，幻想革命很快就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实际上否认了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而对于毛泽东所倡导的依靠农民，在农村积蓄力量，实行游击战的做法，则被斥为旁门左道，认为毛泽东的游击战是防御主义，右倾保守。毛泽东遂被取消了军事指挥权。在他们的领导之下，出现了一系列“左”倾冒险行动。结果自我暴露，中共中央无法立足于上海，被迫迁往苏区，“左”倾错误又在苏区全面推行。对于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则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在这时，国民党发动了第五次“围剿”。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军队，向根据地发动规模a空前的第五次“围剿”。鉴于前四次“围剿”的失败，蒋介石也对战略战术进行了调整。在德国军事顾问冯·赛克特的指导下，国民党军队极其缓慢地、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一路上修碉堡、筑工事（共修了三千个碉堡），控制了所有的通道。这些碉堡在共产党人周围逐步形成一个坚固的包围圈。冯·塞克特将这包围圈越缩越小，切断了被围困地区的贸易，使那里的大米或玉米无法出售；没人能出入这些地区；农民们好几个月吃不上盐，用不上煤油，买不到棉布。这就使得根据地被从外围逐渐压缩，红军的回旋空间越来越小。

当时的中共中央认为这是“国民党政权同红色政权的决战”，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这时红军的指挥权掌握在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手中，此人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正规战、阵地战的经验。他命兵力兵器处于明显劣势的红军全线出击，进攻敌人坚固的堡垒工事，由于红军在兵力兵器方面均处下风，所以进攻都以失败告终；攻不克，又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实行分兵防御。1934年4月，国民党军集中十个师的兵力会攻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博古和李德不顾彭德怀等人的反对，坚持固守广昌。结果红军仓促构建起来的阵地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轮番轰击下被夷为平地，红军伤亡5000多人，被迫弃守广昌。1934年10月，敌人进至中央苏区腹地，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长征是在极端险恶的情势下进行的：经营多年的根据地丢失了，国民党优势军队前堵后追，很多人对前途感到迷茫。当时国民党军队在中央根据地周围布设了四道封锁线，红军利用地方军阀和南京政府的矛盾，比较顺利地突破了前三道封锁线。但11月下旬到达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时，由于队伍携带大量物资器材，行动迟缓，在湘军和桂军夹击下，伤亡惨重，兵力从八万六千人锐减为三万多人。这种严酷事实，迫使红军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再也不能按照原来的办法打下去了，必须有一个根本的改变。按照原定方案，红军应到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而国民党已经调集重兵，准备截击红军。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去湘西的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个主张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1935年1月，红军攻占贵州第二大城遵义，并在当地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力量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上的问题。会议尖锐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单纯防御，指出博古、李德要负主要责任。会议增选毛泽东为常委，会后不久，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的总责，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毛泽东虽不是当时中央最a高领导人（时为张闻天），但获得了军a事指挥权。

而当时中共对敌斗争的主要形式即为武装斗争，军事工作在党的各项工作中举足轻重，且中央其他领导人如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朱德等人均是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执行者；这是中共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影响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妥善处理了党内分歧和矛盾，既纠正了错误又团结了同志，避免了党的分裂，是中共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是中共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这时，国民党军队集中于贵州等总兵力已经达到40万人，中央红军只有三万余人。红军机动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四渡赤水，行动飘忽不定，使国民党军队无从捉摸红军的意图。5月初，红军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随后又渡过大渡河，翻越海拔四千多米的夹金山，在四川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随后，红军兵分两路穿越松潘草地，北上陕甘。其间，由于发生了张国焘擅自南下另立中央的变故，所以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10月，中央红军在吴起镇同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师。张国焘另立中央之后，在作战中遭受重大损失，兵力折损过半，很多指战员感到没有出路，要求北上和中央红军会合。此时由贺龙、任弼时指挥的红二、六军团来到四川，编为红二方面军，同四方面军会师，最终共同北上。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结束。

在“左”倾错误影响下，革命力量损失惨重。党员由30万减少至4万，红军由30万减至3万。但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任务，粉碎了国民党扼杀中国革命的企图。红军所到之处，进行了革命宣传，保存的3万军队也是党和红军的精华，成为后来抗日武装力量的基干，陕北也成为今后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因此，长征又开创了一个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在这几讲里，我们接触到了一些比较陌生的政治概念，比如右倾、“左”倾，你知道它们都是什么意思吗？

好，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