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马拉雅的听友,你好。我是赵利剑。
我们在上一讲中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现在看来,这当然是一件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但是在当时,这个刚刚成立的党力量弱小,而且缺乏经验,理论和实践水平都不高。例如,在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中就只有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高纲领,而缺乏最低纲领,即现阶段所面临的局势和首要的革命任务。这个缺陷在一年之后得到了弥补。1922年7月,中共在上海召开二大,在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的敌人、革命的动力都做了正确的估计。基于这些分析,大会规定: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即民主革命的纲领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个纲领的内容,后来就被浓缩为“打倒列强,除军阀”,后来还有人把这个词配上著名儿歌《两只老虎》的旋律,创作了一首《国民革命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
为什么要“打倒列强,除军阀”呢?这“列强”和“军阀”是什么关系呢?“国民革命”又是怎么回事呢?
所谓“列强”,指的就是在华有侵略利益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这里我们要重点说一说军阀。所谓军阀,就是军人拥兵自重,甚至于割据一方,在名义上他还是国家军政体制上一个有名分的单位,但在实际的权力运作上,则是个不受政府法令约束,自作自卫的独立王国。这种现象在中国古已有之,只不过不叫军阀而称为藩镇。根据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可知:这种现象肯定发生于中央集权衰弱的阶段。而我们在这里所提到的军阀,主要是指北洋军阀和地方上大大小小各派系的军阀。整个近代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凡是社会转型期必然会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因为旧体制渐趋破坏和瓦解,而新的行之有效的体制又不能及时建立填补空白。民国初年就是这种情况:帝制被推翻了,但是共和体制有名无实,中央政权涣散。袁世凯在世时,北洋众将已经在暗中培养自己的力量,渐成气候。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化为以冯国璋、曹锟为首的直系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力统领全国,于是地方上大小军阀乘机而起割据一方,称王称霸,例如奉系张作霖、滇系唐继尧、桂系陆荣廷、晋系阎锡山等等。这些军阀大的可以统兵数十万,占地数省,自成派系,甚至可以暂时取得国家元首的地位,小的也可以盘踞一省,称王称霸,还有更小的军阀。据有的学者统计,自袁世凯死后至1928年,大大小小的军阀最少有两千人,最多可达三千人。公平而论,军阀并不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坏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做为个体而言,自有其可取之处。例如段祺瑞便以清廉著称,吴佩孚、张作霖都是因为拒绝与日本侵华势力合作而招致杀身之祸,阎锡山在山西的地方经营也颇为可观。然而,军阀割据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则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这些军阀中势力强大的,自然觊觎中央政权,彼此之间争夺不休,导致政局动荡,危机丑闻频发,政府权威丧失,控制能力进一步减弱。袁世凯死后,中央连续发生“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的闹剧,1923年,直系军阀首领曹锟为了获取大总统职位,以5000至1万元不等的价格收买议员,大多数议员都受贿,闹出极大的丑闻。军阀割据之最恶劣的影响,在于战乱不断。所谓军阀,顾名思义,以“军”为基础,以武力为解决问题、达到目的的方式,必然伴随着抗拒民主、践踏法制和对权力的争夺,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如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粤桂战争等等,小规模的战争更是多如牛毛不计其数。这就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的威胁与痛苦。军阀兵多则势大,所以都拼命扩军。1914年全国陆军不过45.7万人,到1919年初达到138万人。1910年,清政府军费开支为1.02亿元,北洋政府时期,1916年为1.53亿元,1918年达2.03亿元,这还不包括各地方军阀的实际开支在内。北洋政府的财政支出,军费约占70%。地方军阀的军费,有的竟占该地财政支出的90%。如此庞大的开支,除靠滥借外债、增发内债之外,就是无止境地增加捐税。从1912年到1919年,盐税和烟酒税均增三倍,印花税增六倍。各地苛捐杂税任意增加,漫无限制。不少地方有所谓田赋预征,一次预征多年。四川省新都的田赋竟预征至1941年。由于军阀混战,地方政局混乱,很多公共事业无人过问,导致灾害频繁,人民深受其害。由于中国处于混乱失序状态,就给了列强以扩大在华权益的机会,他们或者向中央政府施压,或者与地方军阀勾结,中国的主权进一步丧失。因此,要在中国恢复秩序,进行各方面的建设,必须首先改变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一丘之貉。
民国初年,孙中山一直致力于与北洋军阀的斗争,先后发起过两次护法运动,试图以广东为根据地,武力统一中国。但这两次努力均告失败,尤其是在第二次护法运动中,他非常信任的同盟会老会员、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后方发动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几乎丧命,夫人宋庆龄因受到惊吓腹中胎儿流产。孙中山认为,这是他一生中遭受的最沉重的打击,因为这次打击来自于内部。护法运动失败之后,他避居上海,思想颇为苦闷。此时,为了推动世界革命,进一步改善苏俄的周边环境,共产国际也在中国选择合作伙伴。尽管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但是毕竟实力弱小,对当时的中国政局产生的影响有限。而在当时的各支政治力量中,“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正的民主派”,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孙中山和国民党已成为革命的象征,享有崇高的威望。国民党当时在南方建立了一块革命根据地,控制了富饶的珠江流域和广东中部地区,还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
于是,共产国际便制定了国共合作的策略,主张以中共加入国民党对其进行改造,同时给国民党以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援助,以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此时,孙中山经过第二次护法运动的失败,对国民党内部的涣散深恶痛绝,共产国际的援助无异于雪中送炭,而俄共和中共的组织方式也使他眼前一亮,所以他认为“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仿照苏俄模式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使其成为“有意义、有组织、有训练”的革命政党,并允许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人还当选为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和部长职务。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在国共合作推动之下,1924年至1927年间,中国发生了以“打倒列强、除军阀”,即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为目标的大革命,它以“国民革命”为口号,所以又称国民革命运动。这场革命以广东为根据地,在全国很多地区掀起了反帝反军阀运动的高潮。
1925年孙中山病逝。为了完成“打倒列强,除军阀”的任务,实现孙中山的夙愿,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北伐,主要对象是盘踞在两湖和河南一带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和上海的孙传芳,以及控制东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地区和山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
国民革a命军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首先集中兵力消灭盘踞在两湖的吴佩孚,然后挥师东进击败孙传芳。1927年春,北伐军沿江东下,占领南京,进驻上海。不到半年,革命力量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1927年初,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在北伐战争中,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很快,党员激增至5.7万余人,加之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恐慌。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政变,调转枪口残杀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革命半途而废。中国的政局迅速向着国共武装对峙的方向演变。
在今天这一讲结束的时候,我想请你思考: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出现地方武力割据的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好,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还没有评论,快来发表第一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