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节：什么叫“工农武装割据”？

喜马拉雅的听友，你好。我是赵利剑。

我们在上一讲中介绍了国共合作“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由于国民党右派发动政变，导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遭受巨大损失，仅党员被杀害即达2.6万余人，党员数量从6万人下降至1万余人，全国一片白色恐怖，革命处于低潮。同时，大革命的失败也给共产党人提供了惨痛的教训。在国共合作时期，武装力量基本被国民党所掌握，现在共产党人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必须用革命的暴力反抗反革命的暴力。

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选择了江西的首府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此地国民党兵力比较薄弱，而中共可以动员的力量，包括叶挺的24师、贺龙的20军、朱德指挥的军官教导团，兵力大大超过对方，起义成功把握比较大。而且南昌是江西首府，影响比较大。为此，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贺龙任起义总指挥。

1927年8月1日，起义打响。经5小时激战，守敌被全歼。国民党迅速调集优势兵力镇压。起义军退出南昌，向广东进发，计划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继续北伐。但在国民党军追击下，起义军沿路因伤亡、逃跑而大幅度减员。尤其是在广东潮汕地区损失惨重，朱德、陈毅率余部转战湘南。南昌起义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

大革命失败后，尽管中共及时发动了南昌起义，但党组织仍处于严重的思想混乱中，不知何去何从，迫切需要彻底清算并纠正过去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8月7日，中共中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于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决定发动秋收起义。会上，毛泽东还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八七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共指明了新的出路，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的历史性转变。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发动了湘赣边秋收起义。这次起义不仅是军队的行动，而且有数量众多的工农武装参加，并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号。起义军分三路进攻长沙，受优势敌人阻击，损失惨重。这时，毛泽东表现了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的本领。他在文家市果断决定：放弃攻打长沙，把工作重点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9月20日，毛泽东率部向罗霄山脉进军，开始了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新斗争。

1927年底，中共又在广州发动起义，在占领广州三天之后失败。

南昌、秋收、广州这三次武装起义是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但这三次起义均未成功。说明中共此时的工作重点仍放在夺取敌人力量强大的大城市上。此前中共只有北伐那种以占领大城市为目标的经验。农村斗争只起配合作用。在国际共运史上，也没有先夺取农村的先例。这三次起义的失败意味着中共必须改变工作重点，为中共由城市转入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揭开了序幕。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地区，经过近半年的努力，创建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到井冈山同毛泽东会师。两部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井冈山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为挽救革命进行了英勇斗争。但大都归于失败。而唯独井冈山根据地在四周白色恐怖中生存并得以发展。这意味着中国革命从此开创了一条崭新而正确的道路，即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武装夺取政权。但这条路并不是一开始就为全党所接受。部分人仍醉心于城市斗争，不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积蓄力量。在农村根据地内部，也有人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为了澄清认识，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指明道路，1928年10月—1930年1月，毛泽东相继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三篇文章，系统地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

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很多地方农村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有相对独立性，可以不依赖城市而存在，这就为农村革命根据地提供了生存的经济基础。再加上各地军阀林立，各有各的势力范围，互相之间长期分裂和战争，所以红色政权可以在四面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存在。而大革命在南方各省影响比较大，也为红色政权的建立准备了一定条件。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红军的存在，都为红色政权的存在提供了保证。红色政权的发展，还必须包括三方面的内容，既在中共领导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起来，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战略基地。

这套理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可称前无古人。在此之前，国际共运唯一成功的先例即是苏俄十月革命，他们走的是一条城市带动乡村的道路，即先在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大城市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再向广大乡村拓展。这被看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模式，也被共产国际用来对各国的革命进行指导。而毛泽东的这套理论与实践，则是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的探索。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指引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起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分布在10多个省，武装力量达到10万余人。

然而，当时在中共党内始终存在着“莫斯科派”和“本土派”之间的斗争，而且往往是前者占优势。因为他们背后有共产国际的支持，而共产国际则是中共必须要服从的上级领导。在共产国际的眼里，这套“农村包围城市”、依靠农民的路线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原理的，必须按照苏联的模式来进行革命。1930年，中共中央制定了以夺取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以及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声称要“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一些地方的中共党组织盲目号召暴动、起义和罢工，致使革命力量受到严重的破坏。中共广州党组织几乎全部被毁，武汉、南京的中共组织全部瓦解，十多个省的省委机关被破坏。红军对武汉、柳州、桂林、广州等地的进攻也以失败告终，损失惨重。幸好中共及时纠正了错误，肯定了通过红军游击战争和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而夺取革命胜利的思想，革命力量才又重新得到了恢复与发展。

革命力量的发展，对国民政府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蒋介石在掌握了国民党最高权力之后，首先通过第二次北伐，将奉系军阀势力赶到山海关以外，1928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统治，这就使得国民党从形式上统一了全国。随后，蒋介石又通过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陆续击败了内部的反对势力，踌躇满志。这时，他认为中gong军队已构成他的心腹之患。从1930年底到1931年秋，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三次“围剿”，累计动用兵力60万。而红军人数最多时仅4万余人。但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避敌主力、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共歼敌7万余人，缴枪5万余支，干净利落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革命力量不断壮大。1931年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瑞金成立。制订了宪法大纲，定都瑞金。毛泽东为中央政府主席，朱德为军委主席。

听完今天这一讲，你是怎样理解“工农武装割据”这种革命模式的呢？你觉得它能够走通的原因是什么？

好，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