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企鹅欧洲史”第五部:《企鹅欧洲史·基督教欧洲的巨变:1517—1648》
中世纪时,居住在西欧的人们普遍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基督教的大同世界里,那是一个信仰共同体,一个关于欧洲团结的伟大规划,发展的时间超越千年。然而,在仅仅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它烟消云散,只留下了一点迷梦,取而代之的,是新诞生的地理实体“欧洲”。
1517年,马丁·路德向罗马天主教会宣战,统一表象下的不安分因素爆发出来,将欧洲搅得天翻地覆。教义冲突取代了共同信仰,基督教共和国斗得你死我活,王朝战争和军事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人们发现了新科学,发现了新世界,也重新发现了欧洲。
1648年之后,统一基督教世界的理念已土崩瓦解,欧洲成了一个地理形状,一张可以显示裂痕的地图,一种划分政治、经济和社会碎片的方式。在失序、混乱与重建中,近代欧洲渐渐成形。
传播教义也传播文化
这个时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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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卢卡斯·克拉纳赫,《马丁·路德与他的妻子卡塔琳娜·冯·博拉》(Martin Luther and his wife Catherine von Bora),1529年,藏于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 (Galleria Degli Uffizi)(photograph: Scala, Florence, courtesy of the Ministero Beni e Att. Culturali) 1525年,奥古斯丁会修士马丁·路德娶了前修女卡塔琳娜·冯·博拉。路德知道这件事在论战中的意义,所以鼓励通过图画将此事宣扬开去。诸如此类的夫妇肖像(这一幅出自卢卡斯·克拉纳赫的工坊)广为流传
那些相信柔性方法(il modo soave)是争取可靠皈依 者的最好方法的传教士倾向于迎合当地人民的偏好。欧洲 的机械复制的媒介是天主教全球化的重要助力。墨西哥的 纳瓦印第安人(Nahua Indians)仿照一幅来自安特卫普的 1550年的雕版画创作了《痛苦圣母》(Virgin of Sorrows) 的羽毛画。1578年,有记载的第一幅墨西哥羽毛画——以 一幅欧洲的《抹大拉的马利亚》的雕版画为基础——经菲 律宾抵达中国。赫罗尼莫·纳达尔(Jerónimo Nadal)以16 世纪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最早在罗马创作的一组绘画为基 础,于1593年出版了包含153幅画的《福音故事图像》 (Pictures from the Gospel Stories)。
传教士根据特定的环境选择能产生适当效果的图像。 比如在中国,图像在利玛窦传教策略中与钟表、天文学和 地图一样重要。起初他不用圣母像而是用救世主像 (Salvator Mundi),因为中国人分不清圣母马利亚和佛教 中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但是后来,他和他的继承者利用 了两者的相似性。同他在日本的耶稣会同事一样,利玛窦 也避免使用耶稣钉十字架和受难的图像,因为当地人认为 这种画很耻辱。耶稣会士常提到图像如何在当地人群中激 发剧烈的情绪。欧洲表现艺术的影响力非常强大,1601年 中国的万历皇帝见到罗马的耶稣会作坊绘制的救世主像油 画时感叹道:“真活佛也。”1605年访问耶稣会士在北京的 住所的人被他们看到的“图书所震惊”。
耶稣会的解决办法是依托日本的耶稣会神学 院建立一所培养本土画家的“学校”。这所学校始建于1583 年,第一任校长是耶稣会士焦万尼·尼科洛(Giovanni Niccolò)。在他的指导下,日本的世俗助手把欧洲油画大 量地复制成铜版画、木版画、水彩画和水墨画,许多产品都销往中国。
文艺复兴盛期和巴洛克早期的宗教艺术——米开朗琪 罗、拉斐尔、祖卡罗(Zuccaro),以及(后来的)鲁本 斯和卡拉齐(Carracci)——通过雕版画和蚀刻画传遍世 界。前往日本的耶稣会传教士路易· 弗洛伊斯( Luís Fróis)1584年报告说,需要发放给日本不断增长的基督教 社群的宗教画数量超过5万幅,他还说这些画在印度和中 国广受欢迎,可能一个神父带着1 000幅画出发,没到日本 就分发光了
有图的书卖得好,有图的思想传得开。路德派的宣传 家已经在他们的反天主教小册子里加入了人们熟悉的图像 (怪物和噩兆),他们的理由是小册子“要让淳朴的人民 看懂”。图像可以跨越识字与不识字的鸿沟——图画可以 成为“穷人的圣经”(Biblia pauperum),就像787年第二次 尼西亚公会议(Second Nicene Council)称呼的那样。然 而,慈运理–加尔文宗(归正)新教对于图像问题,尤其 是在宗教崇拜语境下的图像问题,有不一样的看法:图像 鼓励偶像崇拜,《圣经·旧约》里的律法称图像会危害真正 的信仰,必须销毁
不错,条理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