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6第十章 大分裂3

欧洲中世纪始终有一股反制罗马教廷的世俗力量

西方天主教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温和，把它放在第 一条诫命之下。尤德发表这篇文章时，慈运理已经开始落 实偶像崇拜的禁令，他把音乐也算作听觉上的偶像崇拜。 慈运理一边清除一切可以被“象征”（embodied）为记号的 活动，一边对圣餐有了新的认识。1525年夏末，他出版了 法学家兼荷兰省议员科尼利斯·胡恩（Cornelis Hoen）1521 年写的一篇书信。胡恩认为，圣餐有关的经文（“这是我 的身体” 云云） 是象征性的。慈运理的“ 象征 论”（symbolic）视角把圣餐象征论（Sacramentarian）的 激进观点变成了主流做法，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苏黎世的宗教改革是分阶段完成的，三年之后才废除 弥撒。但是早在1523年9月，慈运理的朋友莱奥·尤德 （Leo Jud）就在布道中指出，东正教和西方天主教对十诫 的编号是不一样的。东正教追随犹太教， 将雕刻“ 偶 像”（graven image）列成一条单独的诫命，以凸显它的地 位。

。1523 年1月20日苏黎世市政厅的公开大辩论就反映了这一点。 主席台上坐的多半是新当选的市议员、地主、商人、成功 的工匠。摆在他们面前的是67条论纲（Articles），这是一 份新教徒提交给市镇议会讨论和批准的“规划申请”。慈运 理与他的支持者和他的书也在现场，还有600多人挤在大 厅里旁听讨论。慈运理的对手准备不足，讲得也很差。它 们质疑市议会没有处理此类问题的权力，而慈运理反驳说 市议会是“基督徒的议会”（Christian Assembly），是“主教 的集会”——慈运理的《新约》释经强调主教的意思是“监 督人”（overseer）

类似的势力在瑞士的苏黎世州和伯尔尼州也风生水 起。胡尔德里希·慈运理在苏黎世左右大局，伯尔尼官方传 道人贝特霍尔德·哈勒尔（Berthold Haller）是狂热的早期 慈运理派。16世纪20年代，慈运理凭借清晰的思路和敏锐 的头脑，把苏黎世城和苏黎世州规划为宗教改革的前沿阵 地。慈运理理解的“改革”（reformation）不仅是教会内部 的改革，它还是教会所象征的全体共同体的改革

随着暴力事 件的增加，茨维考的父老开始感到不安。他们指控闵采尔 与“乡巴佬”和“酒友”为伍，这帮人一心渴望杀人喋血。他 们被叫作“茨维考先知”，其中包括一个刚进城的织工，名 为尼克拉斯·斯托希（Niclas Storch）。斯托希和闵采尔一 样教导说《圣经》本身没有指导人的力量，人必须受圣灵 启发。据说，先知们在（织工区的）“神之小路”（God’s Lane）的居民中招募了十二使徒和七十二门徒。茨维考父老封杀运动领袖，加强对教会的权威，成功夺回优势，把 激进派赶出城外。

1524年，弗兰肯村庄文德尔施泰因 （Wendelstein）的村民起草了教会条例，并且在新上任的 教士面前宣读，提醒他：“你是我们的侍者和仆人……不 是你命令我们，是我们命令你”

他鼓励修士和修女离开修道院，而且还在1521年节礼日宣 布与一个15岁的女孩订婚。弥撒应该被换成某种平民参与 的活动，因此平民活跃起来。一群群织工——后来路德不 屑地称他们为“空想家”（Schwärmer）——来到维滕贝 格，他们深信——路德似乎这么说过——上帝在他们这一 边。他们对圣餐是奇迹这种想法不以为然，饼和酒不过是 符号（“图像”），相信任何别的东西都是“偶像崇拜”。在 这个问题上，卡尔施塔特的言论很有煽动性。他在1522年 出版的《论清除图像》（On the Removal of Images）中否 认“图像是穷人的书”这种看法。他敦促他的读者毁掉图 像，免得图像毁掉他们。

选帝侯腓特烈得到了无须在 自己的领地上执行敕令的豁免权。只有哈布斯堡领地、阿 尔布雷希特萨克森、巴伐利亚和不伦瑞克为落实敕令采取 了一些手段。其余地区都当敕令不存在。几个帝国自由市 （斯特拉斯堡、乌尔姆和纽伦堡）带头希望筹备一场全国 性的教会公会议，1524年在施派尔举行，但是它们内部不 睦，方案也无疾而终，对于诸如此类的德意志帝国内部分裂，路德派既是主要原因，又是最终受益者。

按照让步协议的要求，查理同意设立一个治理委员会 （Governing Council）。在这个新机构中起决定权的是政 治体会议，但是它必须与斐迪南合作。事实证明这非常 难。帝国改革计划中有一项是开征名为“ 公共芬 尼”（Common Penny）的帝国税用于军费开支，这个设想 没有成功。治理委员会寸步难行，帝国的领导权又回到了 政治体会议身上，但是各政治体在如何应对路德改革上也 是一团混乱，就连《沃尔姆斯敕令》（Edict of Worms） 的实施也成了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