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5：许钧 | 从自费出版到享誉文坛

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浙江大学许钧。欢迎收听《追忆似水年华》第四课。

我们在前面讲到，《追忆似水年华》可以说是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对法国及世界各国的作家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引发了无数研究与解读。可是，正如很多伟大事物在出现之初都不能为当时的人们所理解，《追忆似水年华》最初的出版，也遭遇了今天的读者难以想象的挫折。在很多年里，普鲁斯特在别人眼里，只是一位混迹社交界的业余作家，只知道追逐时尚，缅怀贵族的荣光，他连在普通的报刊杂志发表专栏文章都困难，更何况是一下子出版一部篇幅如此巨大的作品。

在《追忆似水年华》初稿即将完成时，普鲁斯特开始考虑出版问题，可是他接洽的几家出版社都拒绝出版这部作品。

熟悉普鲁斯特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其中一封拒绝信最有名，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朋友，也许我愚昧无知，但我不能理解，一位先生竟会用三十页的篇幅来描写他入睡前如何在床上辗转反侧。我徒劳地抱头苦思……”当然，今天我们知道，用三十页的篇幅来描写入睡前的辗转反侧，这正是普鲁斯特的艺术特点与艺术魅力。

最令普鲁斯特失望的是，连向来捍卫纯文学的《新法兰西评论》，也拒绝了他的投稿。最后，普鲁斯特迫于无奈，在1913年在格拉塞出版社自费出版了《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卷名为《在斯万家那边》，但其实直至出版前，普鲁斯特还在和朋友们及出版社讨论第一卷的书名，曾经考虑过《天亮之前》《心灵的间歇》《被刺伤的鸽子》等等。他本人最喜欢《夏尔·斯万》这个书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喜欢以人物姓名来命名作品的19世纪对他的影响。幸好他最终没有选择《夏尔·斯万》，而是选择了斯万家这边，与之后的盖尔芒特家那边构成“似水年华”的两边，令一座恢宏的时光大教堂得以建立。

好在，尽管《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的出版困难重重，它的出版最终还是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更博得了一些作家的喜爱，在《新法兰西评论》另一位编委雅克·里维埃的敦促下，《新法兰西评论》主编，大作家纪德又把这部作品从头到尾认真阅读了一遍，读后完全被作品征服，给普鲁斯特写了道歉信，信里说：“几天来，我对您的书是手不释卷；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它，感到快乐，感到陶醉。唉！我这样喜爱它，为何又会如此痛苦？……拒绝出版此书，将是《新法兰西评论》最严重的错误，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悔恨和内疚之一……。”

纪德恳请普鲁斯特将其余作品在《新法兰西评论》杂志发表，同时在《新法兰西评论》出版社出版——这个《新法兰西评论》出版社就是今天法国最重要的出版社之一伽利玛出版社的前身。这件事意味着普鲁斯特的作品终于作为“纯文学”被文学界接受了。不过《追忆似水年华》的命运波折还没有终止，就在伽利玛出版社准备出版小说第二卷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所以第二卷《在少女们身旁》直到一战结束的1918年，才与读者见面，并在次年获得普鲁斯特梦寐以求的龚古尔文学奖，也如他所愿地，为他赢得了全世界读者的关注。

之后的出版就顺利了很多。但普鲁斯特似乎也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已接近终点，从1920年至他去世的1922年，他拼命工作，创造了奇迹，在1920年出版了第三卷《盖尔芒特家那边》的前半部分，在1921年出版了第三卷《盖尔芒特家那边》的后半部分和第四卷《索多姆和戈摩尔》（一），在1922年出版了《索多姆和戈摩尔》（二）。剩下三卷分别出版于1923年、1925年、1927年，尽管是在身后出版，但之前我们已经提到，在去世前，这几卷的初稿已经完成，甚至书名都已由普鲁斯特本人确定，只不过命运没有留给他充足的时间对它们进行反复修改，这也是为什么后三卷尤其最后一卷《重现的时间》句子结构显得更为复杂含混的原因。

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关心一个问题，那么《追忆似水年华》在中国的命运如何呢？答案是，《追忆似水年华》在中国的命运同样不简单。因为时间关系，具体过程今天无法细说，我在《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这部书中做了详细的解读，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去阅读了解。

中国文学界对普鲁斯特的初次接触差不多在他逝世十年后。1933年，《大公报》“文艺副刊”刊登了一篇普鲁斯特评传，作者是曾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曾觉之。几个月后，《大公报》“文艺副刊”又刊登了《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开头几段，题为《睡眠与记忆》，这应该说是国内对普鲁斯特作品的第一次译介，后来查实这篇译文的作者是卞之琳，卞之琳一直很关注《追忆似水年华》的译介，后来在全译本的翻译出版过程中，也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遗憾的是，三十年代的这一波翻译介绍似乎没有在国内引发多少回响，在近半个世纪里，国内文学界与翻译界对普鲁斯特一直缺乏兴趣。

直到改革开放，这一情况才得到改观，特别是译林出版社，为普鲁斯特在中国的翻译与推介做出了重要贡献。出版社在当时克服重重困难，召集法国文学界十五位专家与翻译家，从准备到翻译出版，历时六年多，从1989年起陆续推出译文，最后在1991年出齐了七卷本的《追忆似水年华》中译本。关于这套天书的翻译出版，责任编辑韩沪麟写过不少文章，回忆当时的趣闻轶事。

比如他写过一篇《这里有一片平和的净土——记<追忆似水年华>的译者们》，文章说的是他怎样寻找并说服十五位译者参加这部天书的翻译工作，译者们又怎样认真负责地工作。里面还提到第四卷的译者杨松河和我，写他在一个酷暑来我家串门，看到我和杨松河两人“把双脚浸泡在凉水盆中，正在挥汗剧烈地争论着翻译中出现的问题”，作为责编的他反而不好意思，劝我俩“不要玩命，当心中暑”。回想起这段经历，真的非常难忘。

其实关于翻译问题的争论，又何止这一次。法文的原书名A la recherche du tempsperdu，直接翻译过来就是叫《寻找失去的时间》。但是对于这部书名的翻译，我们翻译界实际上有不同的看法，也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论。目前的中译文至少有六种：曾觉之的《失去时间的找寻》，卞之琳的《往昔之追寻》，刘自强的《追忆流水年华》，译林出版社的《追忆似水年华》，沈志明、徐和瑾的《寻找失去的时间》，周克希的《追寻逝去的时光》，这些译名其实体现了译者对原作的从内容到形式的理解，也会影响读者对原著的理解，因此书名译名的确立其实是件大事。

当时出版社为此广泛征求意见，还组织过译者专题讨论。最后基本上定下来两个选择，《追忆逝水年华》，其中的逝是逝去的逝；和《寻找失去的时间》。为了尽快确定书名，责编韩沪麟只得提议大家投票表决，但投票的结果却是7比7。最后还是柳鸣九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出版社出书时可用《追忆逝水年华》，而研究者在写文学史或评论文章时，建议用《寻找失去的时间》，把《追忆逝水年华》套上括号放后面或加注说明。这个办法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

不过最后译林出版社出版时，并没有采用这两个译名中的任何一个，而是用了《追忆似水年华》。导致这最后改变的，是卞之琳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批评“追忆逝水年华”这个译名，认为它附庸风雅，风花雪月气太重，又说是学日语译本。

有意思的是，当年持不同意见的译者，也以各种方式将自己当时的选择体现了出来，比如，参与第三卷翻译的许渊冲当时坚持“追忆逝水年华”，最后用它作了自己回忆录的书名；参与第五卷翻译的周克希当时坚持《追寻逝去的时光》，之后当他独自一人开始翻译全书时，就用了这个书名；参与最后一卷翻译的徐和瑾当时坚持《寻找失去的时间》，他在翻译莫洛亚写的传记《追寻普鲁斯特》时把书名都译成了《寻找失去的时间》，不过他自己独立翻译全书时，倒还是沿用了《追忆似水年华》这个书名。译者的选择，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工作中，当然不止遇到了书名翻译这一个难题，我们前面讲到，普鲁斯特喜欢写长句，喜欢用新颖的隐喻，这些都给翻译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以致于当时翻译这部书的十五位译者戏称自己为“敢死队”。不过我们也庆幸，因为自己硬着头皮迎难而上，才将这部20世纪的伟大作品完整地带给了中国读者。1991年，全译本问世时，产生了轰动，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各大媒体都将它当做重大文学事件进行了报道；次年，这套书获得中国首届全国外国文学优秀图书一等奖。

这个全译本不仅让中国读者得以见到这部闻名遐迩的世界名著的全貌，也将普鲁斯特与众不同的看世界的视角与理解生活的智慧带给了中国读者，同时还将很多写作艺术技巧引入中国，这对于当时苦苦探索新的写作方式的文坛来说，无疑是天降甘霖。比如，莫言曾在《小说的气味》一文中说过：“让我们把记忆中的所有的气味调动起来，然后循着气味去寻找我们过去的生活，去找我们的爱情、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欢乐、我们的寂寞、我们的少年、我们的母亲……我们的一切，就像普鲁斯特借助了一块玛德莱娜小甜饼回到了过去。”

孙甘露也说：“我一直想写一部书，来结束对过去岁月的回忆。但是，这一事情本身就是一次最严格、最丰富的回忆。我不愿做的正是我必须做的事情。……那时候，我，是一个普鲁斯特的模仿者——不是模仿他的哮喘和艺术，而是像他那样半躺着写作。”莫言强调的是再现过往的艺术方式，而孙甘露强调的是内心感受与个体经验的重要性。

还有余华，余华的名作《在细雨中呼喊》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是“一部关于记忆的书”，写法与《追忆似水年华》十分相似， 2003年，在为作品韩文版写自序时，他在里面提到了普鲁斯特，等于承认了普鲁斯特对他的深刻影响。

普鲁斯特一直饱受疾病困扰，因此花了很多时间，在独处中回忆过去。但是，他的疾病不是追忆过往的必要条件，健康的读者仍然可以依照普鲁斯特的方法，去寻找我们每个人的过往，毕竟无论生活如何平淡，总会有一些绚烂美好的时刻、温柔似水的年华值得追忆。即使你不是一个作家，你也可以学会《追忆似水年华》里看待世界、看待时间的方式，这将让你有更丰盛的内心，有一种更加美好的生活。关于普鲁斯特和《追忆似水年华》，我们就讲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浙江大学的许钧，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期待在喜马拉雅与你再会。